看《那年花開月正圓》總有一些讓人不舒服的地方，但這不舒服的地方在哪裡？一些觀眾也許不曾留意到，而這不舒服的地方卻是《那》劇病了。
《那》劇以清末安吳寡婦周瑩的事蹟為原型，拍攝者當初的目的大約是想宣揚一個秦商吧，和清時的晉商較個輕勁兒，意思是在清朝不僅是你們山西人有錢，我們陝西人也不錯的，一個寡婦就可以富可敵國。在這層“意思”的基礎上，《那》劇的編導們將周瑩“說”成陝西首富，這可能就有些空中樓閣的意思了。
我們說以某人為原型的這種劇本，它的難度在於“真”，而“真”只能讓原型更加豐滿，不是讓原型塌下來熄火。這裡面當然可以有虛構的東西存在的，但它應該是原型在生活歷程與社會現實基礎上的昇華，而不是在虛構中脫離生活、脫離原型，讓人覺得不“真實”，甚至是騙人的。如斯，當然會有些違背初衷了。
現在，我們看《那》劇，它的故事梗概似乎用一句話就可以總結了：兩個太監在吶喊，一個寡婦在歌唱。太監很悽慘，寡婦很有錢。悽慘的太監搞一搞陰謀詭計害害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寡婦大做生意銀子花不完，人見人愛，花見花開。編劇們想要通過太監及其類似於太監的思想文化將寡婦立起來，比方說真太監的使壞和吳家的封建殘餘思想，這個沒什麼不可以，也可以稱得上是“巧妙”。但可悲的是編劇們覺得僅從這一個方面立寡婦有些不夠，要讓寡婦“自立”，而現實的生活或者原型卻又沒有能給編劇們提供太多素材。於是，編劇們開始大量虛構。這種虛構本來也沒什麼不可以，但當觀眾面對寡婦在劇中人見人愛，官員愛、商人愛，本地人愛、外地人愛，甚至為了這種所謂的愛，編劇中還不惜讓兩個男人打起來，一切就都假了。這樣，劇情的原型就成了一種娛樂的附屬品，也成了《那》劇的大敗筆。
有朋友對我說，現在社會這麼忙，人們壓力這麼大，娛樂下也沒什麼不可以。而我有寫《那》劇相關劇評時，也總會迎來一些“孫粉”們的痛罵，但我堅定地認為《那》劇所有觀眾不一定全是“孫粉”，他們還是想在電視裡看到一點生活的。所以，也便寫了下去。
當人們面對迪化的客商為娶到一個寡婦帶來的萬兩黃金時，而沈公子又願意以在萬兩的基礎上，甚至是十萬兩的價格得到寡婦的心，有腦的不僅會問：我們的社會什麼時候讓寡婦這麼值錢了？編劇們似乎想讓一群男人圍著寡婦的爭風吃醋讓寡婦光芒萬丈，但這卻讓真正的安吳寡婦周瑩在地下一片漆黑，也許現實生活裡的孫儷能做到這一點，而安吳寡婦不能。編劇們這樣做是對原型的極不尊重，讓人失望的同時給人一種江郎才盡的感覺，彷彿除了所謂的“愛情”就沒有拔高原型的任何途徑，把好事辦成了壞事，弄巧成拙了。而這與我們前面說到的太監相加在一起，真是很耐人尋味了。
在中國的文化裡，有兩種極不正常的文化，一個就是太監文化，一個就是寡婦文化。這兩種病態的文化很不幸地被《那》劇佔全了。
《那》劇本身講的就是一個寡婦，一個成功的寡婦，或者說是“裂變”成一個正常的成功的女人，原型在那個年代經歷的苦難可想而知。《那》劇因為沒有能力展現這種苦難，把寡婦門前“是非”多，變成了寡婦門前“銀子”多、男人多，活生生把一個寡婦的成長磨難劇變成一個寡婦的富貴愛戀戲。愛就愛吧，沒什麼的，脫離原型地愛吧，讓寡婦得到伸張和舒展以及編劇們的“人性關懷”本來也沒什麼不好，但編劇們卻將自己的這種關懷僅僅停留在事情的表面，讓寡婦和原型一樣地守起節來了。再將兩個太監進來，讓他們幹壞事的同時，讓其中的一位又愛上了一個正常的女人，給寡婦搭臺子、做鋪墊。這讓《那》劇情基本上就成了太監和寡婦都沒愛成，最後就剩下了一堆堆銀子，一個空名號的“首富”而已。
由此，《那》劇之劇情在“兩個太監在吶喊，一個寡婦在歌唱”的基礎上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一群人最終都在做生意，最終沒有後臺的寡婦找到了最大的後臺，成功了，有了一大堆的銀子。別無他物。在這種邏輯之下，觀眾都不知道《那》劇向人們最終要傳達或者表達一個什麼“意思”，很不客氣地說，即使脫離原型作為娛樂劇，把它弄成這個樣子都是沒有正能量的作孽。
以前，有一首歌《把根留住》，一些人將其戲為“太監的吶喊”，但人家那個喊是正常的、合理的，《那》劇不但讓太監喊、還讓寡婦喊，最終把世界喊成了有錢的寡婦人人愛，即使有著朝廷背景的太監也打不敗。它告訴人們的不是原型在苦難中的真正成長，以及勵志與奮鬥，它在告訴人們，這個世界總會有人莫名其妙地“愛”上你，不管你怎麼走，天上都能掉下銀子來。太監有愛太監就會更慘，寡婦有愛寡婦就會完蛋。不但是病了，而且是病得實在不輕。
不是太監不能喊，更不是寡婦不能唱，問題的癥結在於他們喊和唱出了些什麼。（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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