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結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在戰略轉移的長征途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直接關係和影響到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是以劉伯承為代表的紅軍領導人認真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結果。彝海結盟是中國共產黨正確處理同少數民族關係的重要實踐，對於擴大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保證紅軍長征的最後勝利，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為了弘揚“彝海結盟”精神，推動民族地區振興發展，由四川省社科院主辦，冕寧縣委、縣政府承辦首屆彝海學術峰會在這裡隆重召開，特此表示熱烈的祝賀！
彝海結盟是紅軍長征途中的一件大事
劉伯承元帥曾回憶說：“長征中，紅軍斬關奪隘，搶險飛渡，殺退了千萬追兵阻敵，翻越了高聳入雲的雪山，跋涉了渺無人煙的草原，其神勇艱苦的精神，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運動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表現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堅不摧的戰鬥力量”。“但是，為什麼要舉行長征？紅軍為什麼能夠勝利地完成這個偉大的壯舉？其中卻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
1934年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中央根據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也由瑞金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10月16日，各部隊在雩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從17日開始，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餘人，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開始了著名的長征。
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四道封鎖線。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壯烈的一戰。紅軍以飢餓疲憊之師，苦戰五晝夜，終於突破敵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防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
在國民黨重兵包圍的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北上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向西，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闢新的根據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建議得到與會多數同志的贊同。會後，紅軍經貴州腹地向黔北挺進。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並實際取消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會後，紅軍渡過烏江，佔領黔北重鎮遵義。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改變黎平會議先以黔北為中心、再去川南創建根據地的決議，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後，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此後，在紅軍轉戰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軍委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設置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其後，鑑於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在戰爭環境中，這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明確地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變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這些成果，又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重整旗鼓，振奮精神，在新的中央領導的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
這時，蔣介石為阻止中央紅軍北進四川同紅四方面軍會合，或東出湖南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部署其嫡系部隊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隊的數十萬兵力，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在遵義一帶圍殲紅軍。中央紅軍在土城戰鬥中失利後，放棄原計劃——由遵義地區北進，預定奪取川黔邊境的、赤水縣城，相機從四川的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的打算，揮師西向進至川滇邊的扎西集中，爾後在扎西整編。鑑於蔣介石急調重兵佈防於川黔邊境，封鎖長江，紅軍靈活機動，二渡赤水河，奇襲婁山關，再佔遵義城；為調動和擺脫敵軍，紅軍再次轉兵西進，三渡赤水，重人川南。待把敵軍調動後，紅軍又突然揮師東進，折返貴州，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分兵黔東，誘出滇軍來援。當各路敵軍紛紛向貴陽以東開進時，紅軍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主力部隊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進，於5月初渡過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紅軍擺脫優勢敵軍的追堵攔截，粉碎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紅軍繳獲了一輛從昆明出來的汽車。龍雲給薛嶽的滿滿一車的白藥、宣威火腿及普洱茶，還有一套軍用地圖。地圖對紅軍幫助大。龍雲作了一件好事。沒想到紅軍這樣神速深入了雲南境內。
但是，渡過金沙江以後的中央紅軍仍然面臨重重困難。5月下旬，北上的中央紅軍經過大涼山彝族區。這裡不僅社會經濟文化十分落後，還由於反動統治者的奴役和鼓惑，少數民族群眾對紅軍不瞭解並視為仇敵。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得到少數民族群眾的支持和幫助。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大涼山彝族地區的彝族果基部落首領果基約旦(小葉丹)殺雞歃血為盟，實現了民族團結，使紅軍得以順利地通過這一地區。
5月25日後，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6月12日，中央紅軍一部與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鎮會師。6月18 日，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主力到達懋功(今小金)地區。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地區會師後，又經過同張國燾南下主張的爭論和分裂主義的鬥爭，最後經過臘子口到達甘肅，後又到陝北同陝北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25軍會師。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長征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這是偉大的壯舉，人間的奇蹟，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創造的英雄史詩。
彝海結盟是紅軍執行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典範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就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面對著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社會，無數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國救亡圖存的出路。
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的前途在哪裡?許多愛國志士為此而苦惱、彷徨和憂慮。正在此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初步結合起來，提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
為什麼會提出民主革命綱領呢？因為當中國共產黨人抱著為推翻反動階級的黑暗統治、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信念，深入到實際鬥爭中去的時候，他們很快發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條件下，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並不是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人在現實的鬥爭中認識到，中國革命不首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軍閥統治的鬥爭，國家就不能獨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中國共產黨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鬥爭目標上有著某些一致的地方。這種從實踐中產生的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進一步認識，推動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確定現實的奮鬥目標和相應的鬥爭策略。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的過程中，得到了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這對黨正確把握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列寧和共產國際十分關心東方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1920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系統地闡述了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後，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佔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運動，竭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大的革命性。
共產國際二大通過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並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然而，如果它從一開始就由共產主義先鋒隊來領導，革命群眾就將逐漸獲得革命經驗，走上達到最終目的的正確道路。”在革命發展的第一階段，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如分配土地等。列寧的論述和共產國際的文件，十分中肯地指出各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應採取的基本方針，對於中國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共產國際為了揭露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華盛頓會議進行侵略擴張的面目，廣泛傳播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號召遠東各被壓迫民族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於1922年1月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國代表團由44人組成，其中有共產黨員14人，還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國民黨的代表，以及工人、農民、學生、婦女等革命團體的代表。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參加大型國際會議。
這次大會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闡明被壓迫民族所面臨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討論共產黨人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共產黨同民族革命政黨進行合作的問題，強調吸收農民群眾參加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大意義。這次大會對於幫助中國共產黨人認清中國國情和制定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國燾、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鐵路工人代表鄧培。他十分關心中國革命問題，希望國共兩黨實現合作，勉勵中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加強團結，推動中國革命向前發展。
這樣，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通過革命實踐探索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一方面接受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並開始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逐漸醞釀和形成了一個大體上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也有一個形成的過程。中國共產黨首先向工會組織和青年團組織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1922年5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政治口號。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這個文件著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後，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軍閥互相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和現狀，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文件批判了在時局問題上封建軍閥所散佈的反動論調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所持的錯誤主張，指出解決時局問題的關鍵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建立民主政治。文件還指出，為了完成無產階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主張同國民黨等革命黨派，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反對共同的敵人，使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狀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起點。它為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歷史任務，奠定了基礎。
中共二大第一次將黨在民主革命中要實現的目標同將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實現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不僅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任務，並指出要通過民主革命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這時的中國革命者開始講到東方各民族。如1922年的文件：“上次大戰的結果，使英國、日本對於東方各民族的侵略愈加厲害，如英國侵略印度，每年約有百萬印度勞苦人民死於飢餓；日本侵略高麗，更是一口吸收其所有精液一滴不漏。”
在能查到的中國共產黨的有關歷史文件中，第一次出現“少數民族”的概念是1926年。這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實行合作，合作的政治基礎是孫中山先生重新解釋過的以聯俄聯共、扶持農工為特徵的新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民生主義）。1924年國民黨一大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方面，國民黨一大的宣言指出：“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而在實際鬥爭中，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京區委早就開始重視的少數民族問題是內蒙古地區人民的革命鬥爭。內蒙古地區是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李大釗先是以教育培養少數民族青年入手，逐步開展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
1923年，在北京蒙藏學校讀書的蒙古族青年榮耀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李大釗派到綏遠特區土默特旗工作，動員烏蘭夫等20多名蒙古族進步青年到北京蒙藏學校學習。同年秋，李大釗派鄧中夏、朱務善、黃日葵等人到蒙藏學校宣傳馬克思主義，先後發展烏蘭夫、奎璧、趙誠、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為共產黨員，並組成黨的第一個少數民族支部。在烏蘭夫等人帶動下，蒙藏學校的許多蒙古族青年積極參加北京地區的革命運動，在鬥爭實踐中得到鍛鍊。後來，他們受中共北京區委派遣，回內蒙古地區開闢工作，先後在熱河、察哈爾、綏遠、包頭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工作委員會。還有一些人進入黃埔軍校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或前往蘇聯學習。
為了更廣泛地發動內蒙古各階層群眾參加革命鬥爭，1925年9月，中共北京區委派蕭三、江浩到張家口建立地委，領導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特區的工作。10月，在張家口召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內蒙古各盟、旗的代表100多人和蒙古族青年代表50多人參加。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國民軍都派代表出席會議。大會分析內蒙古的革命形勢，提出了內蒙古各族人民的革命任務。大會決定正式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並選舉了領導機構，吉雅泰、李裕智、錫尼喇嘛和旺丹尼瑪等被選為領導人。
同年11月，李大釗在張家口主持召開西北農工兵大同盟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100多人，其中包括蒙古、漢等民族的工人、農民、牧民、士兵代表。李大釗在會上指出，蒙古、漢等民族人民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得到解放。大會選舉李大釗為大同盟書記，趙世炎為副書記。農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黨的聯合戰線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對西北、內蒙古地區的民主革命運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地處中國西北的甘肅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25年10月，共產黨員宣俠父等人便以國民黨左派的身份、隨甘肅省代理督辦、國民軍第一軍第二師師長劉鬱芬到蘭州，整頓國民黨甘肅省黨部，並在短時間內成立中共甘肅特別支部，把宣傳黨的民族政策、支持拉卜楞寺的僧侶和藏族人民群眾反對軍閥馬麒的鬥爭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在宣俠父的幫助下，藏民首領黃正清等人於1926年春在蘭州成立藏民文化協會，發表《甘南藏民泣訴國人書》，將馬麒的罪行公佈於世，並與之展開堅決鬥爭，最後迫使馬麒的軍隊撤出拉卜楞寺。
中國廣西是壯族的主要聚居地。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和桂系軍閥的統治，從1922年春起，壯族青年韋拔群即在東蘭、鳳山一帶從事農民運動，為廣西農民運動的興起奠定了基礎。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後改為廣西特委)。南寧、東蘭、柳州、奉議(今屬田陽)、恩隆(今田東)等地也先後建立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的組織。各地黨、團組織選派40名農運骨幹到第六屆廣州農講所學習，其中30多人後來被派回廣西從事農運工作。在北伐戰爭時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成為當地農民運動的領導骨幹。中國共產黨還派出大批優秀黨員和幹部深入左、右江地區，發動群眾，組織農民開展武裝鬥爭。1926年9月，韋拔群率領農民武裝1000餘人佔領東蘭縣城，召開全縣農民代表大會，成立縣農民協會。隨後，廣西壯族地區普遍成立農民協會，領導壯、漢等民族的群眾開展革命鬥爭，為後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湖南省苗、瑤、土家族聚居地區的農民運動也有很大發展。1926年，在中共湘西特委領導下，湘西土家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農民運動蓬勃開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戰爭。12月，在長沙召開的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解放苗瑤決議案》，指出：苗族、瑤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同漢族一律平等，國民政府必須全力消滅苗、瑤地區的匪患，幫助苗、瑤人民發展文化教育。這次大會推動了湖南境內各少數民族農民運動的發展。
海南島是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為主。1924年，共產黨員徐成章、羅漢受黨組織派遣赴海南傳播革命思想，培養各民族的革命骨幹。1925年，海南島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後，各地相繼成立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協會等革命組織。同年春，黎族共產黨員黃振士、鄭家齊、陳貴清等奉派到陵水縣工作，在半年多時間裡，發展共產黨員130餘人。1926年3月，中共瓊崖地方工作委員會在海口成立。不久，瓊崖東部和西北部各縣也相繼建立共產黨組織。到同年底，海南全島共產黨員發展到1000多人。
雖然同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相比，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工作雖尚顯薄弱，但在這些地區撒下的革命火種，最終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積極分子仍然前仆後繼，堅持鬥爭。儘管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使黨的工作環境更加惡化，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實際鬥爭中逐漸汲取“左”傾錯誤的教訓，注意適應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要求，突破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某些禁令，加強同群眾的聯繫，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進。他們還多方面深入到農民、婦女、華僑、少數民族、國民黨士兵中進行革命活動。
同上可見，中央紅軍經過大涼山彝族區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在彝海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領果基約丹（小葉丹）殺雞歃血為盟，結為兄弟，不是偶然的。是紅軍宣傳和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結果。劉伯承回憶說：“經西昌、瀘沽，進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們堅定地執行了毛主席規定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並使老伍族中立；對受蔣介石特務支持利用，不斷襲擊我們的羅洪族，則反覆說明我們是幫助少數民族求解放的。就這樣依仗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地區，趕到河南岸的安順場渡口。”
彝海結盟是紅軍長征途中民族團結的一段佳話
紅軍在長征中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受到彝族人民的尊敬和支持。紅軍還幫助成立紅軍彝族沽基支隊，並增送槍支。紅軍不僅順利通過了彝族區，還播下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彝海結盟”不僅是紅軍長征途中執行民族政策的典範，也成為廣為流傳的民族團結的佳話。
中央紅軍在進入貴州後就遇到不少的少數民族群眾。如貴州西南部的布依族、苗族。這些少數民族過去受漢族軍閥的長期壓迫與剝削，因此，他們初看到紅軍這些漢族人的武裝隊伍時，不瞭解，“嗚—嗚—”地叫著往山林中逃跑。這是長征親歷者、作家和教育家成仿吾回憶長征時記載的具體情景。
經過紅軍的喊話，特別當他們看到紅軍和氣的樣子，逐漸有人轉回來。有的熱情地為紅軍帶路。紅軍在這些地區嚴格遵守黨的民族政策，不打土豪。在他們的民族武裝管轄的地方，紅軍跟他們的頭人交涉，向他們解釋紅軍的主張，保證秋毫無犯，只是借路通過，使他們放心，不要怕紅軍收繳他們的槍支。成仿吾回憶說：經過紅軍的工作，他們總是熱情地讓房子給紅軍住，派負責人帶領我們到他們管轄的邊界。告別時，紅軍送些步槍和彈藥他們作禮物，彼此依依不捨。（成仿吾：長征回憶錄，第54頁。）紅軍在搶渡北盤江時，先遣隊得到少數民族的指點，找到了可以徒涉的地方，渡江佔領陣地，然後搭浮橋讓後續部隊通過。
紅軍搶渡金沙江後繼續北上，經德昌向西昌前進。一支紅軍部隊進入越西城時，漢族與彝族人民都來歡迎。國民黨逃走時造謠共產黨“共產”、“共妻”，但親眼看到紅軍和藹可親，就敢於同紅軍親近了。彝族群眾長期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剝削，十分仇恨國民黨。越西縣城監獄關著幾百名的彝族群眾，其中有沽雞、羅洪等部族的一些頭人。紅軍知道後，就去打開監獄。裡面的人躺在爛泥、屎尿、汙水坑裡，蓬頭黑麵，赤身露體，腳鐐手銬把他們壓得無法動彈。
紅軍戰士替他們打爛鐵鎖，把他們背出牢門。這些人有的關了六七年，有的甚至十多年，還算是沒有初折磨死的。罪名多樣，有的是交不起苛捐雜稅的，有的是沒按規定給國民黨反動派供應勞役、送青年婦女的；有的是不忍殘殺其他族人的。反動政府還搞什麼“換班坐牢制”，強迫那些違反規定的頭人和其子孫輪換著坐牢，作為人質。這是國民黨統治少數民族的一種毒辣手段。
彝族群眾仔細尋找親人，發現有的骨瘦如柴，嚎啕大哭。紅軍戰士也禁不住流淚。戰士們高喊：“打倒萬惡的國民黨！”“為受難同胞復仇”。彝族群眾高喊“紅軍卡沙沙（感謝紅軍）！”“紅軍瓦瓦苦（紅軍萬歲）”。
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彝族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當夜就有彝民頭人派代表，帶送通司來找紅軍負責人。一見面就跪下磕頭，代表頭人感謝紅軍對彝族群眾的救命之恩，表示要給紅軍帶路，一齊去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活捉越西縣長。紅軍向他道謝，他高興地回去了。
第二天，無數的彝族群眾手持長矛大刀，喊著“紅軍瓦瓦苦”從山坡跳下來歡迎紅軍，有的還幫助紅軍背行軍鍋、揹包。
紅軍到了冕寧城，敵縣長帶著民團早跑了，監獄被打開，裡面的“犯人”和人質都跑了。滿街掛著紅旗，寫著“歡迎為人民謀利益的紅軍”、“擁護共產黨”等口號，到處響起爆竹聲。群眾拱手慰問紅軍“辛苦了”。披著麻布氈子的彝族群眾，見了紅軍就下跪表示歡迎。紅軍連忙扶起，握手歡笑。街上店鋪大開。商人們聽說紅軍在瀘沽對老百姓很好，公買公賣，打富濟貧，所以都不怕，沒有跑。
成仿吾隨部隊於5月21日從冕寧向彝區前進。第二天早晨開始進入大涼山。紅軍繼續作宣傳工作，要求彝族群眾同紅軍聯合起來。沽雞家的小葉丹帶著十幾個背梭鏢的年輕人前來，要見紅軍的司令員。於是小葉丹要和劉伯承結拜為兄弟。劉伯承司令員馬上答應。小葉丹派人拿來一隻雞，用劉伯承的茶缸從塘裡取了一缸清水。於是有了彝海結盟這段佳話。
“彝海結盟”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體現了紅軍長征中的民族團結精神。我們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弘揚“彝海結盟”精神，加強民族團結，推動民族地區振興發展。為此，就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努力創造屬於新時代的光輝業績。
參考文獻：
1.劉伯承：《回憶長征》，1959年10月22日。參見《劉伯承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版。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頁 、第149頁。
3.劉伯承：《回憶長征》，1959年10月22日。參見《劉伯承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版。
4.成仿吾：《長征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供稿 作者李蓉，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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