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無處不在，總是不定期地懲罰，並糾正那些通過搞惡性通脹，彌補國家財政虧空的經濟體。
這段時間，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主權貨幣兌美元的匯率出現了暴跌。
為應對本幣暴跌，有的國家把利率提高到了40%。這是什麼意思呢？打個簡化的比方，就是企業借1萬，一年後要還1.4萬。在這種高利率環境下，需要借貸的企業只能找死。但這沒關係，過高的利率固然阻礙經濟復甦，但金融體系崩潰卻直接危及政府統治。兩害相權，取其輕。
美元走強，有人開始攻擊特朗普，說都是美國人搞的鬼。美國人一直都陰謀破壞落後地區的社會穩定和人民的生產生活。
但我覺得，跌得好，跌得還不夠多。為什麼？
因為，從本質上講，本幣兌美元暴跌，讓統治者手足無措，進而危及本國金融體系穩定，這只不過是對這些國家糟糕而不負責任的經濟治理，所施加的一種應有懲罰。如果沒有強勢美元的壓力，統治者或許根本沒有一點結構性改革的動力。
本幣兌美元暴跌，邏輯很簡單，即該國企業和居民都希望將本幣兌換為美元，那麼在外匯市場之中，本幣被狂拋，美元被狂吸，兩者供求關係變化——美元嚴重供大於求，而本幣嚴重供過於求，這種供需關係自然導致本幣暴跌。
那麼，為什麼本國企業和居民希望兌換美元（兌換了好外流）呢？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個，即本國金融體系長期濫發貨幣，於是本幣先對內貶值（超高通脹），進而對外貶值（匯率暴跌）。
濫發貨幣的技術並不是高科技，最落後的國家都可以幹，而且越是落後，越是喜歡幹。
首先，央行濫發基礎貨幣；其次，被國家或者少數權貴控制的商業銀行系統則開足馬力，進行派生貨幣的創造。於是，這些地方長期形成了一副“上流社會”——高級官僚和寡頭共同執掌印鈔機開關，“中下流社會”——工薪族和農民不自覺承擔“通脹稅”的奇妙圖景。
“通脹稅”是最成功的“隱性稅”，被徵收者不易發現，而且“抗稅”的成本極高。“抗稅”的方式，諸如在本國使用美元或者其他國際貨幣，這在一些非洲國家已經出現。比如，人民幣就已經在一些非洲國家替代當地貨幣而流通。但對大多數國家的人來說，這種“抗稅”方式並不現實。
但是，把本幣換成美元，搞資本外逃則很現實，而且也並不難。在生產要素中，人的流動摩擦程度最高，資金的流動摩擦程度最低。
而且，在一些國家，外匯管制部門的官員自己都巴不得外逃。從本質上講，它們的外匯管制體制只有一個作用，即掩護統治者和權貴的資金外逃。所以，當本幣貶值惡化到一定程度，腐敗的外匯管制體系早已失去管制功能，最後只能崩潰。在上世紀，拉美、東南亞和非洲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在這個意義上講，強勢的美元其實是另外一個“世界警察”。它無處不在，總是不定期地懲罰，並糾正那些通過搞惡性通脹，彌補國家財政虧空的經濟體。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強勢的國際貨幣，沒有資本的全球流動，那副景象真是太可怕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他們掌握基礎貨幣和派生貨幣創造的“金融技術”之後，便可以通過惡性通脹隨意向國民徵收重稅。而且，國民也無法選擇。當然，最終可能回到原始社會，國民以物易物，但這太悲哀了。
我不是抬高美元，只是闡述一個貨幣、金融體系與正義的勾稽關係。其實，我也相信，終有一日人民幣也會成為國際貨幣，成為全球金融穩定的定海神針，在必要的時候，也會去“懲罰”那些不負責任，濫發貨幣掠奪國民的經濟體。
當然，我們還要努力。
作者 | 南風窗副主編 譚保羅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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