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轅境飛
周作人是魯迅的親弟弟，在魯迅家族三兄弟裡排名老二，還有一個弟弟周建人。周作人是中國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評論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說周作人是漢奸，主要是他是在北平淪陷後，留在了北平，在汪偽政權中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後來又擔任汪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這是都是他一生的汙點，被世人詬病。其實周作人留在北平也是有原因，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授意讓他留下來看管校產，和他一起留下的還有其他三位教授，其他三人都離汪偽政權很遠，沒有變節。偏偏是周作人捲了進去。但是周作人也是有一些善舉的，他在汪偽政權下也保護了一批國民黨地下黨員。
周作人投靠日本人，也是有原因的，他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叫做羽太信子。這個太太對周作人的一生命運起了很大的影響。這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女人，沒有什麼高度和見識，花錢如流水，貪圖享受，虛榮心很強，而且在家裡又很彪悍，周作人的脾氣比較懦弱，意志薄弱，在家裡不是太太的對手，無法做主。首先是她鬧騰得周作人與兄長魯迅決裂；也是她的原因，周作人才接受了汪偽政權的任職，獲得各種優厚的待遇，這也讓他揹負了漢奸文人的罵名。
科壇春秋精選
周作人落水是樁悲劇，有他個性的原因，也有偶然因素的推動。
周作人個性很像其祖父（周介福），他的祖父因科舉受賄入獄時，周作人常陪伴左右，沾染了懦弱、孤高、多疑的性格。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魯迅和周作人的祖父受賄，根據當時的法律來說，確應嚴懲，但目前很多論文是拿清朝盛期處理的方式來和清代晚期對比。可事實上，到嘉慶時，科舉已原不如乾隆中期那麼嚴格。比如明令不得帶書入考場，舉子必須搜身，但嘉慶時，書生已僱傭書童公然將書挑入考場，考試期間且有人送飯，而行賄行為亦不罕見。
中國古代民間的圈子行為與王法之間一直存在衝突，取決於統治者的力度，力度強，則民間收斂，力度弱，民間迅速反彈。魯迅與周作人的祖父做法是典型的潛規則，不想被人出賣，於法自然不合，但在當時，於情於理都說得過去，自然會想不開。這與他性格比較孤傲、與同儕關係不佳有關。據說周介福善謔，周作人曾檢討自己說身上有“流氓鬼”纏身，這大概就是受祖父和當時強者為王、弱肉強食的周邊環境影響了。
家道中落後，魯迅作為長兄，承擔較多，考上赴日留學生（當時人們不願意出洋，同期5人考上，有人藉故不去，所以不算太難考），後學業半途而廢，將周作人帶到日本。
魯迅對周作人比較粗暴，動輒痛毆，周作人則比較懶散，這對周作人的性格會產生負面影響，更偏於懦弱。
周家兄弟回國後，周作人先成名，因他日語好於魯迅，又擅德語、希臘語等，創作上也比較有成績，一度領袖文壇，而魯迅此時專注於考據，強弱易位，二人情感已有裂痕。
魯迅因《新青年》而成名，周作人與新月派中人交好，魯迅則與徐志摩、陳源等勢同水火，加上羽太信子的因素，導致魯迅與周作人徹底分裂。
周作人性格懦弱，凡事不願出頭，他很少主持文壇活動，雖然也推薦了不少新人，但基本不管事。張作霖佔領北京時，魯迅等人被迫南下，周作人卻巋然不動。由此不難看出，1937年他選擇不走，實為“遇事隱忍”“不願遷移”的習慣性選擇。
周門四弟子中廢名曾勸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表示，跟那些人走，不會有好下場的，不如留在北京。
當時許多人勸周作人走，如胡適等人，但周不為所動。一方面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加上他的知名度，他認為日本人不會拿他怎麼樣；另一方面，周的生活技能太差，擔心漂泊之下，難以自養。
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南下時，託周作人保護北大校產，周更有了不南下的理由。但北大初期還有一點匯款，後期這點前也沒了，周作人一大家子人生活出現了一點問題。
周作人不肯離京，加上他夫人是日本人，一時“投敵說”甚囂塵上，胡適等人還為他辯誣，但愛國學生（都是當時的高幹子弟）組成的“鋤奸團”決定拿周開刀，以粉絲之名登門拜訪，一槍打中周作人的腹部（周系皮帶甚高，子彈正好卡在皮帶扣上，未傷及性命），還打傷了周門弟子沈啟無（後因學術爭論，被周逐出師門）。
其實，此時周作人屢次拒絕日本軍方誘惑，不打算投敵，此次刺殺卻讓周誤會為日軍的警告，所以很快便投靠了日偽組織，由於周的巨大影響力，全國輿論為之譁然。
在日偽組織中，周作人基本沒做什麼罪大惡極的事，還曾幫助抗日愛國青年逃脫，因受王揖堂等人排擠，周任偽華北教育督辦，不到一年便被“擠下了臺”。不過周曾穿日軍軍裝公開活動，還參拜過靖國神社的，喪失民族尊嚴。
周作人在北大，紅樓地下室為日軍關押愛國志士之所，拷問終日不斷，慘叫聲聲入耳，周作人卻泰然自若，令人憤怒。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力主嚴懲周作人，傅本是周的學生，但頗重視氣節，此外在中山大學時與魯迅曾發生衝突，對周無好感。周作人稱自己留在北大，出任偽職，是蔣夢麟所託。可令人驚訝的是，同鄉蔣夢麟竟不肯為周作人作證。周作人頓覺自己落入祖父相同的人生悲劇中，更加憤世嫉俗。
原計劃處死周作人，可能是胡適暗中助力，只判了15年徒刑，不久因病獲釋。
周的落水大概可給人三點啟示：首先，大是大非的事上不能含糊；其次，好朋友現在委託你，但將來他也可能出賣你；其三，胡適是真君子。
老虎他爹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一個通曉中西文化的讀書人，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鬥士，一個著名的散文大師與翻譯家，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是同事和朋友的大學教授，一個曾在1920年4月7日讓毛澤東親自登門拜訪的社會名流，何以在抗日戰爭時期淪落為日本人的走狗，成了臭名昭著的漢奸？這是一個值得史學界與文學界認真探討的問題。近讀錢理群先生的《周作人傳》，也未能找到確切的答案，但是當我進一步翻讀周作人晚年自著的《知堂回想錄》及有關現代文學史和一些知情人的文章後，我對周作人走到墮落的一步，漸漸有了自己的認識。 先看一下週作人叛變投敵的前後經過吧！1937年“七·七”事變後，當時的北平淪陷，許多文化界的名人紛紛南下，可不見周作人的身影。剛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為了呼籲周儘快南下，特寫了《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我自回國以來，所時時懷念著的，卻是北平苦雨齋中我們的知堂。……知堂若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換掉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假使得到他飛回南邊來，我想，再用不著他發表什麼言論，那行為對於橫暴的日本軍部，對於失掉人性的自由而舉國為軍備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無上的鎮靜劑吧……”郭的呼喚代表了很多人的心聲，大家都希望這位有著巨大影響的文化名人早早南來，遠離日寇的魔掌，但天真的人們知道即使周不願離開他的苦雨齋而南下，也不至於成為日本人的走狗。可是到了1938年2月9日的那次“更新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則顯現了一個危險信號。周作人出席了有著日本軍方背景的“座談會”，雖未講什麼話語，只是自稱“先期從事於東洋文學及日本文學系的工作”，但出席“座談會”本身就表明了他與日本軍方合作的姿態。 “座談會”的消息傳出後，全國輿論大譁，文化界人士紛紛通電譴責。是年5月14日，《抗戰文藝》發表了茅盾、郁達夫、老舍、馮乃超、胡風、張天翼、丁玲等18人《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之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敵之恨事，凡我文藝界人無一人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與此同時，詩人艾青還以《懺悔吧！周作人》為題，寫了一首詩———“周作人/在祖國艱苦地戰鬥著的時候叛變了/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過來的路麼/你曾維護過德謨克拉西/你曾抨擊過北洋軍閥政府/你曾無畏地走在思想鬥爭的最前面/中國的青年/不曾忘記你的名字/懺悔吧，周作人
上述種種表現，不難看出那個時候已成為漢奸的周作人之可惡嘴臉，他已完全把國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嚴拋到一邊，成了日寇侵華的一條狗。那麼，周作人，這個著名的文人，為何墮落為漢奸呢？這與他自己的生活態度、對日本的態度，與他的性格，與他的日本妻子，與他的深層次的文化觀都有關係。 周作人與他的哥哥魯迅不一樣，他給人的印象就是性格上平和恬淡，喜歡過靜靜的穩定的生活。1906年，魯迅回國將他帶到日本留學後，周作人立馬喜歡上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覺得那裡的衣食住行很是有趣，頗合他的口味。他後來說：“我自己在東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去一次家，我稱東京為第二故鄉，也就是這個緣故。”為何有這樣的緣故？這還要同周作人的文化觀說起。他在日本研究希臘文化，漸漸感受到希臘文化與東方的日本文化有相似之處，而日本文化又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一脈相承。中日希三種文化，在他看來存在某種契合。滲透於希臘文化中的對於美的關注，與日本文化中的人情美也極其相似。由此，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言：“他對於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感情也就由直觀的親切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故鄉的概念與情感，已經發生了極其微妙的變化：以一種更寬泛的人類之愛代替了相對的狹隘的故鄉民族之愛。”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後來周作人成為漢奸，而又死不認罪的重要心理依據。 1909年8月，當週作人娶了羽太信子這個日本女人為妻後，他的思想生活習慣更趨日本化了。信子是一個喜歡奢侈的女人，總想過優越的生活，她對周的影響極大，或者說周對她很是遷就放任，周作人與魯迅失和也同這個女人有關（筆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專門探討此事）。而周作人自己更是一個“美食家”，他雖號稱為苦雨齋主，可哪裡想過半天的苦生活，這也是他在抗戰爆發後不願舉家南遷、過顛沛流離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有日本人為他撐腰，他又當上了偽教育總署督辦的大官，住房得以翻新，傢俱隨之更換，傭人陡增十幾個，他的生活也就變得樂哉悠哉。在物質利益的誘惑下，民族大義也就拋到腦後。看看周作人的行為，再看看文天祥當年面對忽必烈的高官利誘時所表現的堅定民族氣節，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周作人在抗戰勝利後被逮捕，關在南京老虎橋邊的監獄裡，但他並沒有真正懺悔他的罪行。在為他自己寫的辯解“自白書”中，他說：“初擬賣文為主，嗣因環境惡劣，於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從此大受威脅……以湯爾和再三慫恿，始出任偽北京大學教授兼偽校文學院院長，以為學校可偽學生不 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參加偽組織之動機完全在於維持教育，抵抗奴化……”這與當年國民黨內的一些人投敵後又宣揚說是“曲線救國”的論調如出一轍，這是無賴者的狡辯。這種狡辯的思想與理論基礎則是他的“中心思想論”。北平淪陷後，周作人曾撰文說：“所謂中心思想就是大東亞主義思想，再進一步去研究，大東亞主義思想的出發點，還是在儒家思想之內，即所謂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他當時認為，即使中國被日本人佔領，但最終還將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周作人曾談到中國五代、遼、金、元、清等異族統治時，“政治上有所變化，在文化上則始終是整個不變，沒有被打倒過”。他為自己當漢奸辯護的潛臺詞就是———我留在北平，參加偽政府，目的是為了中國文化不被日本同化或奴化。按他這樣的邏輯，他這個漢奸走狗似乎不但無罪，而且有功。這真是豈有此理！那他怎麼不說說他去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給日本兵捐錢、去視察所謂的“治安強化運動”等事情？ 周作人這個學貫中西的大文化名人，走到那一步，成了千夫所指的大漢奸，不獨是他個人的悲劇。從他的一生經歷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出人意料的表現中，人們可以思考許多問題———一個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面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頭，必須要有氣節有尊嚴，必須講國格人格，失去這些，即使再有學問再有地位再有錢財，也是不為人齒的狗屁漢奸
歷史逸聞
讀書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只能說周作人讀書讀死了，沒有跳出來。一下說法只是做同情之理解，我的立場是鮮明的，反對漢奸，周作人純粹是自作自受，完全沒有半點冤枉的成分。
有首詩大漢奸汪精衛寫的，慷慨過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如果汪精衛當年刺殺失敗後，就這麼死了，他現在就是譚嗣同一樣的人物，只可惜壽長易辱，最後卻成了大漢奸，任何為漢奸辯白的話語，都是蒼白無力的。
周作人前半段是有功的，如同汪精衛，後期卻做了漢奸，一個政壇一個文壇，他們兩個的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周作人讀了很多書，知道歷史興衰，知道國破家亡，或許在他心裡真的覺的，不管是老子居家統治還是滿族韃子統治，真的沒什麼不一樣吧。歷朝歷代，這種事情見的多了，自然也就麻木了。尤其是明清之際，有大量文人留下大量作品，從不同側面說明一個異族統治也許沒那麼壞。
最後家庭方面也有原因，因為妻子是日本人，周家三兄弟都去日本留過學，對日本還是有感情的。
周作人最後做了漢奸，他內心只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但錯了終究就是錯了。
昭烈名臣
1.面對侵略，周作人自己的三觀並非是激烈的抵抗主義。1935至1936年的周作人寫的一些文字中可以窺見他這一時期的三觀。《棄文就武》中，他認為“中國甲午以來至於甲戌四十年間變一直只保有講和狀態的海軍……只好講和的狀態下，現今要開始戰爭，如是可能，那是否近於奇蹟？”；《再談油炸鬼》中，提及“和比戰難……故主和實是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關於英雄崇拜》中，寫到“中國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從避難回來，卻熱烈地崇拜主戰者，稱岳飛而痛罵秦檜……皆是也。”這三段文字表露了周作人實際上認為中國不可能戰勝日本，“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所以應當主和。做比喻的時候非常看重傳統社會時期的事例，足見周作人對戰爭的認知也是傳統範式的，並沒有把抗日戰爭視為近現代民族主義上的戰爭，而傳統社會的戰爭，領袖，精英和民眾是可以有不同的態度的，就如魯肅分析魏吳戰爭一樣，魯肅可以迎曹操，孫權不可以，周作人對自己的定位，則是魯肅那樣的精英，只不過他是主和派。
2.七七事變之前，局勢已經不好，周作人的朋友都勸他南下避難，周作人認為南下很辛苦，所以沒有聽從朋友的建議。他將自己的書房改名為“苦住庵”，認為“反正在中國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尋苦吃呢？”還認為自己家口眾多，雖然看來只有夫婦子三人，但是隨他居住的周建人的妻兒有四人，母親魯瑞和朱安也不能不管，這就一下子成為九人，避難費用會很高，不如留在北平省錢。怕吃苦，擔心錢不夠，而他自己的道德觀念也無法作出獨自南下的選擇，所以這也是周作人選擇留平的一個現實問題。
3.堅定了留平的決心之後，周作人被北大視為留平教授，負有照顧校產的職責，肩負了這個職責就未免要和日本人、要和能和日本人說得上話的朋友打交道。譬如為了保護北大第二院不被日本憲兵隊徵收，周作人給湯爾和寫了一封公函，但其實也是賣私人的面子，而湯爾和正是未來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議政委員長、教育總署督辦。他的好朋友錢稻孫也勸他接受偽職。有這些朋友的影響，也是周作人成為“漢奸”的一個助動力。
4.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遭遇刺客襲擊，一名手槍手詐稱自己是天津日中學院的人，想要面見周作人。周作人請他進入會客室，手槍手掏出手槍向周作人和當時周作人的客人沈啟無各發一彈，擊中周作人的毛衣紐扣，所以周作人只有擦傷；沈啟無則住院一個半月。而手槍手逃走的時候，被門房和附近的車伕保住，槍手的同夥遂開槍射擊，打死一人，傷數人，槍手和同夥脫逃。這一事件摧毀了周作人不與日本人和日偽政權合作的底氣——他怕死，怕家人因為他受折磨，所以錢稻孫一勸他去偽北京大學任職，他考慮考慮也就同意了
5.湯爾和死後，遺下教育總署督辦的職位，當時人選很多，但是無論從當時的知識分子、地下黨等集合角度看，周作人接任是比較妥當的，因為大家認定周作人至少有知識分子的特點，初任這一職位比職業的官員、黨棍出任危害要小。此外，周作人自己對教育事業也有執念，認為他初任這一職位可以暗中為抵抗做一些事，所謂“努力抵抗敵方奴化政策，稍為國家及青年保存元氣”。
6.周作人做了“漢奸”，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他的悲觀主義態度，對戰爭性質的錯誤判斷，精英主義思維，懦弱怕煩的性格，這些是主觀因素；一方面是朋友的誘惑、各種政治勢力的裹挾，這種是客觀因素。主客觀因素糾纏在一起，促成了周作人的落水。
抗戰勝利後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
螺旋真理
用“墮落”這個詞似乎不是很恰當。
周作人
他成為漢奸的原因，用他的學生張中行的話說，是“小事不糊塗，大事糊塗”。 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他無疑失了節。
1939年1月，他接下偽北大圖書館館長聘書，後任偽北大文學院長。 今天看來，或許有別的原因，但是這些原因不能為他“洗白”。
讓我們梳理下這些客觀原因是什麼：1937年盧溝橋事變，周作人沒有南下避難，留在北平。但是北平的日子並不太平，1939年元旦，有刺客登門行刺，周作人在家遭槍擊，所幸冬日衣服厚重，僅受輕傷。
對未知生活的恐懼，應該是他降日的一個原因。
其次，周作人娶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早年留日，對日本文化非常熟悉，對俳句等研究尤其精深，我想，他對日偽政府應該沒有太多牴觸。
三者，他愛買書，生活求舒適是眾所周知的，妻子羽太信子又一味奢侈，據說“衣食用度要完全日本化”，這樣花費自然更多，張中行寫文章這樣記錄，“薪金到手就光，一旦事變，立刻無柴無米”。
也許這些都是他最終走這個昏招的原因。
張中行
在日偽治下應該怎麼辦？張中行認為，“三尺童子也會知道，三十六招，走為上計。可是他沒有走。中計是學顧亭林，閉門卻掃，寧死不出山。” 但是，這個以才聞名的人，這個“可以抬出來讓國內外的人看看”的學者，卻什麼路都沒走，直接變節了。
據說很多北大舊人曾經婉言勸阻，但都沒有生效。這其中，胡適曾給周作人寫過一首白話小詩勸誡，詩很動人，我忍不住抄錄下來：
臧暉先生（胡適）昨夜做了一個夢，
夢見苦雨齋（周作人書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
飄然一杖南天行。
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這首小詩，可以說得上“情深義重”了，可是最終周作人這個“智者”卻並沒有“識得重與輕”，令人嘆息。
光明大先生
周作人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其在日據北京時期的“投敵”一事，始終是個迷。我們來試著梳理一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受託留在北平。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裡談到：
“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於是，他果然沒有走…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
第二個原因是，一起神秘槍擊案。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釦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他當年是因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遇刺後，日本憲兵進駐周作人家，既是保護，又是威脅，在客觀上加速了其“投敵”的進程。
第三個原因，是汪精衛政權的“重用”。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客觀上需要一個像周作人這樣有名望又懂教育的人，作為文化教育方面的代表。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此後，周作人正式成為了“文化漢奸”。
第四個原因，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一定的誘導。用鄭振鐸的話說：
“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
另一方面，羽太信子開銷很大，客觀上使他無法不接受那些職務。這個已有很多人述及，不用展開。
最後要說一點建國後對他的評價。據說，周作人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毛批示：
“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於是建國後得以從事一些翻譯工作。有關周作人的“墮落”就講到這裡，希望對題主有一點幫助。
林海
我覺得周作人最後會淪為漢奸，最大的根源就是那個日本女人—他的老婆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強勢不講理還見錢眼開，為了霸佔八道灣的房產，她慫恿周作人和魯迅決裂，最終成功的把魯迅趕了出去。而周作人雖說學問好才華高，可卻是一個沒有主見怕老婆的主，被羽太信子拿得死死的。
想當初沒有遇到羽太信子之前，兄弟二人是如何的兄友弟恭，創造了周氏兄弟的文壇佳話。
可是，自從娶了這個日本女傭之後，周作人從對魯迅的亦步亦趨慢慢變成了對羽太信子的唯命是從，致使最後竟然兄弟反目。
兄弟失和之後，周作人屢屢含沙射影的攻擊魯迅，充其量是政治觀點不一致，也還算得上是內部矛盾。
這時的羽太信子閒著沒事就去串掇朱安，傳些魯迅和許廣平的閒話，周作人便在文章裡說些什麼“納妾”、“陪姨太太”的酸話，還告訴大家不要上當，這倆口子一起上陣給魯迅上眼藥。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紛紛南下，而周作人卻巋然不動，不用想也知道，這一定是他的日本老婆的主意。
周建人、胡適等人都寫信勸他快點離開，可他卻厚著臉皮以蘇武自詡。周作人當時在日本、在中國都有一定的聲望，他即使真心想做蘇武，日本人也不許的。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邁出了漢奸的第一步，他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在北京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接著，他出任偽職，提筆寫文，在漢奸的路上是越走越遠，十頭牛也拉不回來了。
魯迅說他“昏”，其實一個人昏點不可怕，可怕的是糊塗啊。
從不穿靴子的貓
原因很複雜，可以寫幾本書了，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的，但既然已經成為“事實”了，就自然有很多人感興趣。中國人對“漢奸”兩字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英雄”的興趣。其實讀相關著作，也會讓人感慨，曾經的五四思想鬥士，為何到最後會淪落成另一幅境地？
記得以前讀罷《周作人傳》，感慨良久，真有所謂“良久不能入眠”，可敬，可恨，可悲，可嘆，可憐。敬其五四開風氣之功，恨其自我背叛之恥，悲其苟存性命之羸弱，嘆世事造化之無情，憐其八旬老翁慘遭毒打之不得善終！
面對他，讀者的心態變得無比複雜，此前強迫去找尋藉口，對這麼一個文化先鋒的錯誤始終抱有幻想，其實，是自己不肯去破壞自己內心的一個美夢罷了，而讀完《周作人傳》，大量的實證顯示，“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的”。
一直都感嘆那樣的人生智者，那樣閒適沖淡的人生境界，博聞強志，心若明鏡，不張揚，待人謙和，心中有天地，堅守個性與自然。等等，加上一份在俗世中，蒼蠅宇宙皆可發現生命之樂趣，那樣的沖淡平和，那樣的閒適雅趣，如何不讓人豔羨追尋。
終究是參不透，時代政治風雲的攜裹，大可不必讓人改變對一個先輩的崇拜，如若政治遭遇為外在所迫，何所道哉？其實很多讀者難接受的是，在五四時期如此高揚個性，鼓吹自由獨立的人物，竟一再向日本侵華勢力折腰，而這是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和讀書人鄙視的做法，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對民族氣節極其看著的國度，更不會得到原諒，知堂老人難道內心不知嗎？很難說。現代史確實充滿著很多令人感慨的人物。
例外狀態
大的方面就不講了，只講周作人個人習性的一個小特點。
上世紀五十年代，經報人曹聚仁引介，香港的鮑耀明與居於北京的周作人通過信件建立了聯繫。從1960年1966年，年齡相差三十五歲的周作人和鮑耀明不到一週就通一回信。鮑耀明問往事，詢典故，求墨寶，還幫助當時陷於困頓的周作人改善生活，像海蓮小姐那樣經常寄東西來。周作人有問必答，有求必應，當然也厚著臉皮提了不少物質需求。
咱們只看吃的。隨便摘幾條，就挑1961年下半年的吧——
1961年7月12日，周作人：
不知港地有“梅乾”可買否？如有乞費神寄若干來，但有一種小形的“小梅”則非所需，祈斟酌買之，惟亦並不求“小田原”名品耳。
1961年7月15日，周作人：
唯豬油則甚為得用，希再賜寄一罐，……
1961年7月29日，周作人：
承允月寄豬油二次，深屬“過分”，殊不克當。……聞糖亦將減少，乞賜寄二磅，或沙糖或角糖，以何者便於寄遞者為佳耳。
1961年9月22日，鮑耀明：
另郵寄上廣東蛋黃蓮蓉月餅，……
1961年10月28日，周作人：
今擬請賜寄一包蝦米，……此外則請擇一個洋鐵罐裝的咖喱粉（currie powder），請費心寄下，以備偶然得到“肉”時之用，……
1961年10月31日，鮑耀明：
另郵寄奉日本水蜜桃一罐，……
1961年11月17日，周作人：
十一日信中，知又蒙寄下松茸，……
1961年11月24日，鮑耀明：
另郵奉上澳洲勒吐精奶粉（磅半裝）一罐，……
1961年12月1日，鮑耀明：
豬油、生油各一罐，砂糖磅半，味之素五安士，均已分別付郵，……
1961年12月27日，周作人：
乞寄豬油一K，又見廣告上亦有糯米，此物在此地買不到，如可能乞寄下五公斤一包，……
之前的1960年和1961年上半年、往後1962年至1966年的幾百封信件，像這樣請寄各種食品的瑣碎事情佔了大部分，我也不用再多引用了。
這位雖然大節有虧、但學問文章極精的大作家念念不忘的，都是和吃有關的事情，這一點之前沒讀過這個階段周作人日記或信件的讀者可能萬萬想不到。
有一個忠實讀者找上門來，熟絡之後，他也就老實不客氣地讓人家買這買那了。當然，語氣是十分客氣甚至謙卑的。
這固然可以窺見當時國內物質條件之差，不客氣地說，也反映出周作人追求生活安逸的性格。說難聽點，也就是貪圖享受，吃不了苦。
比如說，你三天兩頭索要些生活必需品也就罷了，讓人家幫買梅子幹當零食，還特意交代：有一種個頭小的不要買，你要注意分辨，不過其實我也沒有一定要那種特別好的啦，喏，就是那種叫“小田原”的呀。
一直有論者說，周作人當年落水做漢奸，他自認為家庭負累重是一個重要因素。照此看來，確實有這個可能。
不過話又說回來，到六十年代的時候，一個七十多快八十的老人想吃口好的，又有什麼錯？我們作為歷史的旁觀者，只有一聲嘆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