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徐達圍攻平江城的火器使用情況看，明朝“火銃”一旦碰上歐洲火槍必敗無疑
每次當我們看到古今圍攻城池戰爭電影畫面時，就會看到城外成百上千的大炮對城牆猛炸亂轟，有不少歷史專家也都認同這種打法，1366年的朱元璋圍攻平江城戰就是這樣。某位明史專家寫道：“燃燒的箭矢與火箭被用來引燃敵營，並且用制式大炮炮轟城牆。”另一位史家為中國軍事史的頂尖專家之一，則是寫道，“朱元璋的軍隊把平江城團團圍住，以大炮炮轟。炮轟十個月後，城牆被轟出一個缺口，很少有中國的城牆會出現這種狀況”。
不過，若我們仔細檢視歷史文獻，就會發現在攻破平江城城牆的過程中，管形火器如果真有發揮作用，也只是扮演次要角色。管形火器的確是圍城戰的重要武器，但就像碗口銃在鄱陽湖之戰中並非用來摧毀陳友諒的樓船，管形火器也不是用來擊破城牆的。跟鄱陽湖之戰一樣，管形火器也只是瞄準敵方軍士。用來摧毀平江城城牆的並非管形火器，而是比較傳統的武器：用拋石機拋投的石頭與火炮。
想要了解平江圍城戰，必須牢記兩件事：城牆很厚，但管形火器很小。曾有史家表示，平江城的“防禦工事很弱”。但這是錯誤的觀念。從各種史料看來，圍攻平江城的將領都認為該城的防禦工事牢不可破。元末明初士人俞本曾寫道：平江“城堅兵銳，屢攻不下”。該城城牆曾於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重建過，而且紀錄顯示，全長十七公里的城牆牆高七公尺多，牆腳厚達十一公尺，牆頭厚度也有五公尺。而且城牆的材質是夯土基底，表面以磚頭砌成，因為夯土基底可以吸收化解炮彈的撞擊力，所以不怕炮擊。還有，城牆牆面是從下而上向後傾斜的，傾斜角度很大。這也有助於抵禦平射而來的炮彈，因為炮彈威力會偏斜掉，並非直接由城牆全部承受。
就當時中國的城市而言，這三個特色（城牆厚重、以夯土構建而成，還有傾斜的牆面）並非罕見，而且還讓平江城很能抵禦炮擊。許多史家都曾指出，中國的圍城戰爭史上，很少出現像平江城牆被攻破，出現缺口的案例。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為止，城牆在圍城戰中出現缺口的案例的確很罕見，但嚴格來講，一三六六年的平江圍城戰並不是城牆出現了缺口。被攻破的是平江城的某一扇大門，而且根本不是管形火器造成的。
朱元璋麾下名將徐達（一三三二～一三八五年）是圍城戰總指揮，他也知道要把平江城的城牆攻破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平江城團團圍住，用營寨把四周圍得水洩不通。俞本是這樣描述四周營寨的：“達令各衛列營於城之四周，挑長壕，在在相連接，起敵臺以圖之，高四丈（相當於十三公尺），下瞰城中，往來男婦，可以辨數。”其他史料則是表示那些敵臺“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
據《明實錄》所載，這些敵臺上都佈署了重兵：“每層施弓弩大銃於上。”我認為這裡所謂的“大銃”就是管形火器，因為“火銃”已經在明代成為管形火器的通稱。其他論及平江圍城戰的史料則是仍然使用舊稱“火筒”。
徐達在圍城戰期間使用了多少管形火器？俞本表示，“徐達領四十八衛將士圍城，每一衛制……大小將軍筒五十餘座，”等於總計至少有兩千四百座管形火器。前面我曾提及史家戴德寫道，徐達以“制式大炮”炮轟平江城，並且於最後轟出一道缺口，他認定的“制式大炮”想必就是這裡所謂的“將軍筒”。後來，“大將軍炮”一詞的確是用來指稱那些重達幾百公斤的大炮，到了晚明（即一五五○年以後，約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有些甚至重達一千公斤以上。但在明初時（即一五○○年以前，也就是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所謂的“將軍炮”都是指噸位較小，機動性較高，適用於野戰的大炮。
事實上，從現存的明初管形火器看來（一三五○年～十五世紀中葉），幾乎每一尊大炮的重量都在八十公斤以下，而且絕大部分的重量最多都只有兩、三公斤。重量只有七十五公斤的，就已經是被當成“大炮”了。唯一的例外是現存的三門大鐵炮：其年分是一三七七年（洪武十年），炮管長度一公尺，炮口直徑二十一公分，炮管後段兩側各有兩根提柄，用以提運炮身。如果需要證據來印證的話，這三門大鐵炮就可以證明朱元璋的軍備單位有能力生產較大型的管形火器。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管大型鐵炮可說是明初時期僅有的（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以前），不管是從考古證據或者歷史文獻都找不到其他同樣的例子。這三管大鐵炮是特例，因此從十四到十五世紀之間，中國的管形火器仍都是短小輕便的。
就算是用工業時代生產的大炮也很難把傳統的中國城牆打穿，所以我們似乎可以確定的是，元末明初的短小管形火器應該無法用來破壞平江城牆。所以，那兩千四百多門“大小將軍筒”有何作用？就平江圍城戰而言，我們欠缺宋代那種戰爭日誌可參考，但若是從同一時期的其他文獻看來，還是能夠了解該場圍城戰的進行方式。平江圍城戰的七年前（一三五九年，元惠宗至正十九年），朱元璋的部隊也曾圍攻過張士誠麾下呂珍鎮守的紹興城。有一本城內居民寫的書得以流傳下來，也許是因為朱元璋的部隊最終沒能奪下城池。
該書寫道，管形火器是用來攻擊部隊，而非城牆。例如，守軍在城上“以炮石火筒擊其前鋒”。在另一次攻擊行動中，某位守將反擊敵軍：“以火筒應時併發，大軍不能支，退而複合”。但這本書中最為引人入勝的一個段落，是朱元璋麾下將軍蔡希仁“鎧甲坐胡床，指揮其眾”，結果遭敵軍以火筒射中，作者如此描述當時情景：“我軍以火筒射而僕之，大軍徑舁之還寨。”這不只意味著管形火器是用來攻擊軍士，也表示這種武器的準度已經足以從遠距離瞄準單一目標。總之，管形火器並非破壞城牆的武器。德國漢學家傅海波撰寫了一篇關於紹興圍城戰的詳細研究，表示管形火器“無法重創城牆或城門”，“用途僅限於人員之間的交戰”。
關於七年後的平江圍城戰，雖然資料數量遠遠不及紹興圍城戰；但從史料也可以看出，管形火器是用來殺人而非破壞城牆。事實上，有些學者宣稱，吳王張士誠政權的丞相，亦即其弟張士信，就是被管形火器給擊斃的。張士信當時正在平江城城頭督軍，剛好成為肉靶：據悉他“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炮碎其首而死”。
這是一件大事，甚至被寫進了一首名為〈銅將軍〉的樂府詩，詩中提及張士誠建立政權，任其弟士信掌政亂政，所謂“銅將軍”者乃是指火炮替天行道，除去士信並且消滅張士誠的政權，為世間帶來和平：“銅將軍，無目視有準，無耳聽有神。高紗紅帽鐵篙子，南來開府稱藩臣。兵強國富結四鄰，上稟正朔天王尊。阿弟柱國秉國鈞，僭逼大兄稱孤君。案前大事十妖嬖，後宮春豔千花嬪。水犀萬弩填震澤，河丁萬鍤輸茅津，神愁鬼憤哭萬民。銅將軍，天假手，疾雷一擊粉碎千金身。斬妖蔓，拔禍根，烈火三日燒碧雲。鐵篙子，面縛西向為吳賓。”
據詩看來，士信之死乃是此次圍城戰之關鍵，中國史家也認為此事影響極大，從知名的明末大儒錢謙益到中國火器史的頂尖專家王兆春皆然，王兆春甚至引述此一事件，用來印證管形火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日漸提升。
但張士信真是被管形火器擊殺的嗎？最具權威性的史料《明實錄》表示他是被“飛炮”擊斃，聽起來比較像是拋石機拋投的石炮，而非火器的炮彈。可資佐證的是俞本的說法：他表示張士信是“頰中石炮而死”。另一可信文獻則表示他是“忽戰礮碎其首而死”。還有另一份文獻則寫道，他是“中礮死”。張士信被“銅將軍”擊斃的說法很可能就是源自於那一首詩本身，不過大儒錢謙益在一六二六年（明熹宗天啟六年）前後完成的《國初群雄事略》一書中也說，張士信是“為龍井炮擊死”。我們無法確定真相為何，但這些證據都顯示他是死於石炮。
總之，管形火器並非朱元璋所屬部隊用來摧毀平江城的武器，拋石機才是。如《明史》所載，“巨礮……所擊輒糜碎。”當然，被砸爛的並非城牆，而是牆頭與城內的木造建物，它們才是拋石機瞄準的目標。就連襄陽炮也很難損壞夯土構築而成的厚實城牆。俞本表示，平江城外佈署了四百八十餘架襄陽炮，攻勢未曾停歇：“火簡炮石之聲，晝夜不絕。”儘管我們無法確定，但很可能拋石機拋投的不只是石炮，也包括火炮。總之，從各種文獻看來，用於平江圍城戰的拋石機威力驚人，以至於“城中震恐”。
不過，平江城內也有自己的拋石機。守城將領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炮以擊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炮具”。攻城部隊的因應之道是“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
最後攻城部隊還是攻出了一個缺口。但如果管形火器或拋石機都不能對平江城牆造成多大損害，他們是怎樣辦到的？
他們攻擊城門。在中國歷史上，圍城戰的決戰關鍵很少在於城牆是否出現缺口，因為城牆實在是牢不可破。部隊的攻城之策，無非是靠強攻登上城頭、把城內軍民餓到不得不投降，或者是主攻城門。從心理的觀點看來，城門也是適切的攻擊目標，因為它們是城市力量與權威的象徵。但對於西方人來講，一提到城門，心中浮現的畫面都是城堡的開合吊橋，因此有必要調整心態。中國古代城市的城門遠比一般西方城市的城門雄偉壯觀。
事實上，走進中國的城市，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些頂著飛簷雕樑的木造城樓，它們矗立在城門上，高度可達八十到一百英尺（二十五到三十公尺）。因為多層的建築在中國古城裡是很少見的，因此這城樓就是城裡最顯赫的樓宇。這種城樓是整個城市的民政中心與精神象徵，裡面設有許多官廳，也是舉行典禮與布達政令的場所。但如果從牆外看過去，城門只不過是整個複雜建物的一部分。進門後，你會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個像庭院的地方，四周都是高牆。你必須穿越另一條很深的門廊才能夠進入城內。許多城門外面還有一層被稱為“甕城”的防禦工事守衛，以免讓人太容易就穿越城門。平江城有六個城門，其中五門兼有陸路與水路的入口各一個，可容小船與駁船進入。在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重建城牆時，某些城牆外還搭建了甕城。
攻城時，敵軍會採取的首波攻勢之一，就是試著用拋石機與火炮把城樓給摧毀，一方面破壞實體建物，另一方面也是侵犯了城門所象徵的權威性。木造的城樓非常容易毀損；但對於攻方來講，城樓下的城門就比較麻煩了，因為必須先通過門外的甕城，穿越外層的門，接著從城門內的庭院殺出一條血路，才能抵達內層城門。
平江城軍民堅守城門十個月，但是到了一三七六年（至正二十七年）中秋時節，他們漸趨衰弱了。城裡的糧食全都吃盡告罄，據聞“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攻城統帥徐達覺得有機可趁，應可強攻出一道缺口。他自己領軍強攻葑門，副將常遇春負責攻擊的則是受到新建甕城保護的閶門。（平江城的城門名稱非常獨特，都只有一個字，這是該城自古以來的傳統。）結果兩路部隊都把城門攻破了：
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參政等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
從以上引文看來，他們的確是破牆而入，但被攻破的是城門本身，而且很可能就是因為城門門板被破壞了。此外，我們看不到任何文獻提及攻城部隊使用大炮或者拋石機才破壞出一道缺口。他們很可能是採用傳統的埋設炸藥或者徒手撞門的方式，因為描述的焦點都在部隊與人員身上，並未提及任何器械。總之，朱元璋的大軍在甕城與外門之間的戒護區域殺出一條血路，守城軍民在那個區域裡與他們交戰，最後終於抵擋不住。
朱元璋的部隊拿下了城門之後，湧入平江城內。張士誠率領麾下兩萬部隊抵擋了一陣子，最後退回寢宮。他的妻妾自焚身亡，先他而去。他想要上吊但自殺未果，遭帶回應天（南京），朱元璋待其若“吳賓”。
透過平江圍城戰與鄱陽湖之戰，我們可以看出明初管形火器與我們想像中的精良管形火器不同。明初的管形火器較小，並非用於破壞船艦或城牆，而是殺人利器。若是要破壞建物，首選的武器還是拋石機，可以拋投石炮或火炮，而且火炮也分成炸彈與燃燒彈兩類。
整個十五世紀，甚至到十六世紀已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中國的管形火器還是很小。某些史家深信有一些被稱為“周炮”的大炮是由張士誠在一三五○～六○年代（元惠宗至正十四到二十七年之間）鑄造的，重量在五十到兩百五十公斤之間。但是從晚近的研究看來，它們的年分無疑地應該是在一六七○年代（清康熙十三到十七年之間），而現存所有張士誠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管形火器，還是遠比“周炮”輕便短小。
到此時為止，中國尚未研發出足以摧毀城牆的大炮。管形火器的尺寸尚小，是人員之間交戰時的武器。相較之下，同期歐洲的管形火器已經都很大，殺傷力更大了。史家向來盛讚歐洲人在大炮的製造上頗有天分，認為是這些大型的管形火器開啟了“火藥帝國的時代”，也為中世紀晚期開始的歐洲武力強權奠立了基礎。
綜上所述，明朝“火銃”一旦碰上歐洲火槍（包括火炮）必敗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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