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播工程研究院院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于丹
去年夏季，我在澳大利亞介紹中國文化時提及《孔雀東南飛》的開篇“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當“徘徊”二字聲音未落時，一位滿頭金髮的小男孩舉手示意我他有疑問。他的問題非常有意思，無論是在中國的中學、大學課堂還是大眾視域中，小男孩所問出的問題應該不會在中文語境中被問出。小男孩特別認真地問道：“請問是幾隻孔雀？”這個問題使我更為深刻地明白語言差異背後帶來的思維差異。英語中的名詞有可數不可數之分，對應的數詞和量詞會有單複數的差異，而漢語中的名詞出現時，可以不必有單複數的硬性規定。在中外文化的互動交流中，諸如此類的觸動絕非偶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走出國門的大場面文藝匯演曾作為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這種現場看似熱鬧、過後往往難見成效的文化傳播方式不能不引發學界思考：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元素如何能夠實現有效傳播呢？
早在1964年，麥克盧漢便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現代科技的飛躍發展，極大地縮短了地球上的空間距離。近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18次會議在青島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七國集團峰會也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世界性的國際交往日益頻繁便利，整個地球如同茫茫宇宙中的一個小村落一樣，未來命運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費孝通先生在1947年寫完《美國人的性格》這本書後，在後記中便提到，“在經濟上我們全世界已進入了一個分工合作的體系， 利害相連，休慼相關，一個世界性的大社會業已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卻還有著他們從個別歷史中積累成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價值標準是不相同的。同樣一件事、一句話，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應。”
《理解媒介：人的延伸》麥克盧漢著
比如我們在蒙學教育中經常會提到的“孔融讓梨”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中一直是謙讓有理，詮釋出“悌”這個中國文化倫理範疇。但是在這個故事的對外傳播過程中，國際受眾的反饋可能會讓中國人群大吃一驚，有些國外受眾認為這是孔融不誠實的體現。如何看待這種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所產生的觀念差異，這恐怕是中國文化有效傳播的一大難題。費孝通先生指出了一些方式，比如用理解的方式去說服個人，用感情的方式去取信於人。美國著名議員福爾布萊特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於獲得一種移情能力——能夠從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能夠承認他人有可能看到我們不曾看到的東西，或者比我們看得更仔細。
在我看來，中國文化在對外交往過程中要主動交流，而不是強行灌輸、強給硬塞——歸根到底，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一個口號，也不只是我們背下來的四大發明，它是從孩子到老人，在生命的每一個季節都能對自己的文化存有一份驕傲，保持一種甦醒。只要人們都有了這種感覺，才可能拿這個和世界對話。文化自信也意味著既能以正確的心態對待喜歡中國文化的外國友人，也能坦然對待那些不喜歡我們文化、甚至批評我們文化的那些聲音。
通過那些批評之音，我們要去深入到中國文化精神和文化內核之中，分析那些批評是否屬於文化誤讀、中國文化是否在傳播過程中存在或發生變異，是什麼因素導致其產生誤讀及變異。對這些因素加以分析探究，才能更好地應對中國文化元素對傳播對象所產生的影響。中國是“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中國是“大塊頭”，不是“墨菲斯托”，習近平主席在向世界介紹中國時曾如是說。這一介紹方式運用了西方世界普遍熟知的“墨菲斯托”形象，不僅易於拉近受眾的心理距離，還便於解除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誤讀和曲解。在文化多元主義的全球化進程中，跨文化對話是必由之路。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鑑”的思想，文明互鑑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借鑑、融合過程中體現出來。2015年5月，習近平在俄羅斯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時，講到了“200多名蘇聯飛行員援華抗日犧牲在中國戰場”的故事；10月，習近平在英國議會發表的講話中，談到同時代的“東方的莎士比亞”湯顯祖，倡議中英兩國共同紀念這兩位文學巨匠，以此推動兩國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2015年11月，習近平在越南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時，講到了青蒿素與越南的故事；在外交場合，習近平主席多次與外國領導人一同“茶敘”，通過中國茶講故事、共話友好未來。
正如一直致力於跨文化研究的樂黛雲教授所認為的那樣，只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相異性，就很難達到理解和溝通的目的，但如若不強調相異性，則又會發生混同融合等情形。差異建立在對自身充分了解、充分認識並足夠理解對方的基礎上，它需要一個共同的前提：即平和的心態、雙方想要相互瞭解的渴望。在各個民族的不同思想中，具有一致性的認知是相互聯繫的，它們可匯聚在一起並從內部相互證明。1954年，周恩來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在向國外觀眾介紹我國第一部彩色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時主張使用“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這一傳播方式，實際也證明這對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來說無疑是極為有效的國際傳播途徑。
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海報
正鑑於此，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遵循跨文化傳播規律、聚焦“一帶一路”這一重要的國際合作平臺和國際公共產品，尋求全球化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具有故事性、傳播點、人類共同價值的文化元素；以不同文明視域下的文化符號比較，探尋中國故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具合理性的國際表達方式；從思想領域、藝術領域、生活領域等視角切入，對比研究中外哲學思想、國家形象、精神建構、文學藝術、建築藝術、節令習俗、生活習慣、運動休閒等方面，挖掘中外文化中的契合之處；以手牽手結對子的方式，完成“孔子與蘇格拉底”“龍與Dragon”“茶與咖啡”“春節和聖誕節”“太極與瑜伽”“故宮與盧浮宮”“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潘查希拉’協議”“希望工程音樂教室與委內瑞拉音樂救助體系”等多項案例的傳播比較研究。
古希臘著名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認為“人人所共有的，是思想”，也正基於此，泰倫斯才會認為“雖說不認識的人無比多，但至少我總‘能’理解他們。”跨文化傳播案例庫的研究與搭建不僅是對具有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號所作的跨文化傳播路徑分析，更是在總結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跨文化傳播的成功經驗、汲取失敗教訓的基礎上獲得中國文化互動傳播發展的借鑑與啟發，同時儘可能具體地提出跨文化傳播過程中能夠實際解決傳播問題的方法與策略，儘量避免文化傳播過程中的禁忌與衝突，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原料、找準方法、鋪平道路。
習近平主席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鑑的前提。”無論何種文化，當其在“異”的語境中進行跨文化傳播時，離不開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尊重，離不開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文化基因是決定文化系統傳承、發展、傳播的基本因子，中外文化交流、中國文化元素在國際視域中的有效傳播，正是立足文化基因、基於平等與平和心態之上的自立與自信。《尚書·堯典》裡所說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指的是各有特色的多種文化之間的和諧共處，而不是融為“一邦”、融於整齊劃一的聲音。文明互鑑語境之下中國文化元素是否能夠有效傳播，離不開“協和萬邦”、全世界各個民族普惠發展的美好願望與有效行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跨文化傳播案例庫中的每一個案例探索只是文明互鑑宏途之中的微小一步，但我們希望這樣的步伐能夠堅持得更久、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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