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為什麼陪都是重慶而不是成都?

阿拉丁板凳巨人

抗日戰爭時期,在日寇的瘋狂進攻之下,中國南京淪陷,彼時彼刻國民黨中央政府不得不捨棄南京而將首都遷往重慶。然而問題是蜀中地域廣闊,成都又是歷代王朝退往四川之後的不二之選,比如蜀漢拿下益州之後就選擇定都成都與曹魏對抗,唐朝安史之亂當中玄宗也是選擇成都作為暫避之所,那麼蔣介石為什麼要捨棄成都,而將重慶選為陪都呢?其實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三點:

第一,重慶是山城,相對於成都的一馬平川,重慶更加立體,也就更便於防空。冷兵器時代以大刀長矛為主要武器,作戰的樣式是平面的,是線性的,成都平原上的守軍不必擔心敵軍從天而降,相反廣闊的土地還可以養活大量的人口。但現代戰爭是立體的,是三維的,在這種情況下,重慶就比成都減少了更多的受彈面積。再者,重慶四周幾乎全是層巒疊嶂的高山,這樣的山地條件多少可以彌補中國製空權方面的不足。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大概也只有重慶才能夠扛得住日本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

第二,從地理上看,重慶是四川盆地的門戶,扼守長江三峽並以大巴山作為天然屏障,使得日本機械化陸軍無法突入四川,海軍也無法朔江而上,而所有這些條件,成都都不具備。日軍全面侵華以來,從華北和華東兩個方向向中國的核心地區進逼,中國大量的物資和軍需在南京在淪陷之後沿長江水道向西轉運,此時的武漢因為無險可守極易遭到日軍沿平漢鐵路的衝擊,那麼再往西只能運往重慶。而重慶與成都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交通設施的完善程度,平心而論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四川的地方軍閥在重慶的基礎設施建設上可謂費盡心機,因此重慶作為一個城市的功能比成都更加完善。而此時成渝之間並未修建鐵路,如果物資從重慶再轉運至成都則是根本不現實的。

第三,從全國抗戰的角度出發,彼時的中央政府決不能給國人一種偏安一隅的印象。縱然成都與重慶的硬件條件相差無幾,我想蔣公也未必會選擇成都作為臨時治所。歷史上以成都為首都的政權要麼是割據一方的地方勢力,要麼是偏安一隅的垂死王朝,要麼就是狼狽入蜀的昏聵帝王,而對於老百姓來說,將當下政府與上述任何一種情形聯繫在一起都是對民心士氣的沉重打擊。所以,蔣介石不會把陪都定在成都,而只能是重慶。重慶傍鄰長江,便於與江漢平原進行聯繫,其影響力也更加容易輻射至其他未淪陷區。

重慶作為戰時首都不僅是中國,也是整個東亞地區反法西斯的一面旗幟。當然,重慶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日軍大本營為了儘快結束對華作戰,擬定了從西安和武漢兩個方向水陸並進的方案,企圖一舉拿下重慶,佔領整個四川,可惜此時的兵力已經是捉襟見肘,因為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而日軍卻節節敗退。最後日方戰敗,重慶也因為抗戰當中的汗馬功勞而被蔣公確定為永久陪都。


地圖帝

1940年9月,國民政府頒佈命令,正式確定重慶為國民政府的永久陪都,在這份命令中,就提到了重慶作為陪都的一些有利條件,比如說“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頑固西南,控扼雙江, 尤為國家重鎮。”重慶地處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東臨三峽,西近成都,南達滇贛,北接漢中平原,是川康鎖鑰之地,水陸交通方便。同時重慶又佔有絕對的地利,它背靠青藏高原,東南北三面有巫山、婁山和大巴山作為屏障,這些山脈平均海拔均高於1000米,易守難攻。而且重慶段的長江兩岸,高聳的峭壁夾著湍急的水流,使得使用江上艦隊逆流而上發起攻擊變得相當困難。

簡單來說就是,前方有屏障,後方有糧倉保障物資。成都就不一樣了,首先雖然地處盆地,但是幾乎一馬平川的平原,並不是最佳的地理位置,缺少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很容易再被攻陷。而從南京遷都重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換個樓,換點人的問題,跟著南京政府一起走的有大量的人員,實業還有設備,檔案等等,因此要在遷移前就做好準備,選好地址。

戰略位置上來看,攻擊重慶的路線不是沒有,自宋朝以來,就有多條線路,比如說從陝西翻過秦嶺,從四川這邊走蜀道到重慶。或者順著長江逆流而上,路過宜昌,水路到重慶。還有就是從湘西到貴州再到重慶,或者從廣西這邊到貴州雲南,再到重慶。再或者之接從雲南到成都,順著嘉陵江到重慶。光是從路線上來看就可以知道,重慶作為陪都所具備的天險是多麼重要,只要軍隊依據天險堅守不放,因地制宜,機動靈活,可以說就沒什麼問題可以守住重慶。之後的事實證明,日本的確對於重慶束手無策,只能通過恐怖轟炸的方式,因為普通的路線根本接近不了重慶。


國家人文歷史

主要是兩方面因素:政治環境以及自然條件決定的。

首先是政治環境的影響。

抗戰時期,四川的省政府法定角度是在成都,但是實際上卻在重慶。從民國5年(1916年)至民國24年(1935年),四川省長多不願去成都就職,因此在重慶先後七次被設為四川省長行署、四川行署、四川督軍公署、四川省政府,重慶實際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公元1926年,劉湘佔領重慶後,在重慶這塊寶地一呆就是十年,連擔任四川省長也不願意去成都,而是把省府定在重慶。這十年,重慶未沾戰火,成為四川境內唯一一個和平發展了十年之久的大城市。在四川軍閥中,劉湘一直和蔣介石關係非常好,他的軍火很多都是蔣介石支援的。劉湘本人也一直努力帶領四川融入全國這個大盤子。劉湘能統一四川很大程度上依賴蔣介石的幫助,僅在1931年春即一次性饋贈5000支步槍,外加500萬發子彈。

經營西南是蔣介石一直的想法。

在1933年春,日軍進犯長城各關口,中國軍隊拼死力戰。蔣介石在南昌舉行“軍事整理會議”,在會上闡述了他的對日作戰方針:“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長期不斷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預計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將有新的變化。”蔣介石開始將眼光轉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記雲:“大戰未起以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甚加註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 隨著時局發展,蔣介石漸漸有了“專心建設西南”、“經營四川”的想法。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觀點:“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法肯豪森作為一個外國人,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指出了四川工業化為抗戰提供軍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長遠,提醒中國開闢西南國際交通線。

平心而論,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大多數人從持久戰略出發,把西南地區作為抗戰的戰略後方和根據地,整個過程用心良苦,實踐證明完全正確。同時不能否認,劉湘在抗日問題上的顧全大局,為在抗戰爆發後建立以四川為中心的後方根據地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由於抗戰初期接連失利,大片國土失守,首都南京告急,國民政府決定放棄南京。在國難危急情況下,作為愛國將領的劉湘數次建議民國遷渝。蔣開始就遷渝一事在內部小範圍打招呼。1937年11月9日,率軍出川抗日的劉湘再次到南京,催促蔣介石搬遷到重慶。11日,蔣和林森會面,決定了遷都重慶。從此重慶作為陪都就確定下來了。

其次是地理環境的影響。

從戰略位置上看,重慶,它是四川盆地的門戶,它東面有長江三峽貫穿以及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可以說是依山傍水,日軍地面機械化部隊無法挺進,海軍也無法上溯三峽。四川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幾乎全為層巒疊嶂的高山,它的山地條件能夠彌補中國製空權上的缺失。所以,只有重慶才能扛得住日本長達5年的轟炸(注:重慶大轟炸指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對戰時中華民國戰時首都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在5年間日本對重慶進行轟炸218次,出動9000多架次的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死者達10000人以上)。重慶和成都最大的區別主要是交通問題。那時成都與外界沒有鐵路,成渝鐵路規劃了好多年也沒有動工。成渝之間的公路也十分糟糕。戰時有大量物資從南京武漢後撤,只有通過重慶的長江水路,到了重慶再轉往成都十分困難。再加上重慶在劉湘的數十年的經營之下,基礎設施要比成都要發達,所以戰時陪都選擇重慶而非成都。


管窺歷史

抗戰時期的重慶,相比成都,有一定工業基礎,交通相對較為便利,城市也相對較為發達。

幾千年以來,成都一直是四川盤地乃至西南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但在清末民國時代,這一狀況有所變化,重慶的經濟地位超越了成都。

清末民國時代,火車、汽車、輪船等新型交通方式的出現,讓對外交通不便的四川盤地交通上的劣勢比以前更為嚴重。

雖然四川民眾早就期盼四川通鐵路,甚至清朝的滅亡也和通往四川的川漢鐵路密切相關。但四川盤地在清末民國時代沒有修通一條鐵路。四川盤地的第一條通車的鐵路,是1952年通車的成渝鐵路,第一條出川的鐵路,是1958年通車的寶成鐵路。

(1952年7月一日,成渝鐵路通車,賀龍元帥剪綵)

四川交通建設的嚴重滯後,讓位於四川盤地中心的成都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由於沒有鐵路,清末民國時代的成都,對外交通相當不便,也很難發展工業。

同樣位於四川盤地的重慶,則有長江航運的優勢,交通相對較為便利。雖然沒有經過整治的長江三峽段航道非常險惡,但輪船的運用還是讓重慶的長江航運能力相比木船時代提高無數倍。重慶成為當時四川盤地對外人流物流的中心,工業也得到一定發展。

抗戰前期,日本佔據了中國的大片國土,遷都西南大後方,肯定要選擇交通比較便利的地區,便於人員、物資和工業的撤退。城市規模比較大有長江航運優勢和一定工業基礎的重慶是最好的選擇。沒有鐵路的成都交通不便,人員、物資、工廠設備都不便於到達。

(民國著名實業家盧作孚的重慶民生輪船公司下屬輪船,民生輪船公司為物資和人員向西南後方撤退做出了巨大貢獻)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重慶正式成為戰時首都。一些對抗戰有重要意義的工廠開始撤往重慶,如李鴻章創辦的金陵兵工廠,遷移到重慶成為改稱第21兵工 廠,是重慶長安的前身。張之洞創辦的漢冶萍公司,1938年大部分設備遷往重慶,是重慶鋼鐵公司的前身。可惜重鋼現在已經完全輝煌不在了。


仁勇校尉

當時的國民政府經過多次會議商討和軍事論證才從幾個城市中選定了重慶,事實證明這個選擇是非常正確的,在幾個備選城市裡本來就沒有成都。川西平原號稱天府之國,成都自古就是國家重要的糧食基地,但沒有工業基礎,二戰已步入現代戰爭,任何一個政府的首腦都不會選擇一個農業城市來作為首都,而且是國難當頭之時。當時中國的城市規模都不大,像成都那種集中式的平原城市,城區就集中在老皇城一帶,無任何的山體等自然屏障,根本無法承受日軍的一次無差別戰略轟炸,歷來戰爭打到成都城都是一攻即破。重慶清朝時就開埠,是我國最早的開放口岸之一,在民初時就已經是西南最大的商業基地,也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再加上重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水資源豐富,袍哥幫派講的是忠義,人民的鬥志高,在戰爭時期無疑是最好的大本營據點。當時的中國幾乎無防空能力,重慶能抗住日本長達6年又8個月的無差別戰略轟炸,換做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恐怕早已被徹底摧毀了不知幾十幾百次了,特別是成都這種無水資源的古代小皇城,被轟炸幾次,僅汙染缺水就能引發內部騷亂不攻自破。大餅城市在中國太多而且根本無法承受現代戰爭,而重慶這種既是江城又是山城的城市在中國是絕無僅有,就算是核戰爭,平原城市只能承受一枚核彈,而重慶的山地天然屏障可以削弱衝擊波,自帶防禦屬性,這優勢是平原所無法相提並論的,所以,國民政府立法將重慶定為永久戰時首都,是有道理並且是最明智的。


氄籿脳蠶

蔣介石丟掉滬寧杭等等廣大地區後,第一次遷都武漢,但武漢地形地貌為平原和大丘陵地區,加之日軍分軍攻勢兇猛,武漢無軍事依託能力,無險可守,迫於無奈,只好再次遷都重慶。蔣介石遷都重慶後的幾個月之內,日軍又兵分三路,合圍四川,第一路由武漢向宜昌進攻,宜昌在敵我雙方的誓死爭奪下,川、鄂、湘軍民同心齊德,把宜昌定為保衛陪都重慶的屏障,雙方數次展開拉鋸戰,你爭我奪,宜昌城幾經易手。第二路日軍集結了6~7萬兵力,激進湘西,打算由湖南湘西進犯入川。當日軍進攻到湘西雪峰山地區時,被當地苗族,侗族,土家族,漢族居民,配合當地軍隊武裝和有正氣的土匪,對日軍給予了迎頭痛擊。當時的日軍在湘西喊下口號,一天時間內就由湘西攻入四川秀山(現歸重慶直轄縣),急得蔣介石忙從酉陽,秀山,黔江,彭水,武隆,涪陵,忠縣,石柱抽調大量民夫,在秀山縣城內,城外清溪壩子,分別修築了兩個機場,由於工期緊,累死,病死,偷逃打死的人,數以幾萬人記。第三路日軍由緬甸攻入雲南,已經打到貴州獨山縣。後來,這三路日軍人馬合圍重慶都不同程度受到重創,加之當時日本帝國已是強弩之末,日軍被迫在湖南懷化芷江簽署了降書,至此,長達十四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正式宣告結束。


笑裡神補刀

成都發生過保路運動,導致國家滅亡,這種系統破壞性作用,已經載入史冊,成都已經從國家核心城市中除名了,沒有機會了。

做陪都是一種考驗,既然成都已經沒有機會了,當然機會降臨在重慶頭上,重慶再不行就貴陽。不過重慶經受了考驗,通過,因此幾十年後,直轄市了。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四大直轄市哪個不是國難當中硬挺的主,北京歷史上受過多少次外敵圍攻不倒?從漢朝算,幾十次有了。

上海太平天國中,十幾年不倒。就這麼生抗太平天國。

在此期間,上海全員繳納各種苛捐雜稅,連妓女都繳納多的多的稅收,以支持上海的抵抗,這從基層到高層的勁,完全是國家棟梁的勁。

天津更是,太平天國一碰上漂天津,跟遇到鏹水一樣,迅速走下坡路。

重慶在直轄市裡面是嫩點,抗戰期間付出代價,咬牙瞪眼挺過來。轟炸悶死幾千人,陪都的正常代價,也沒什麼就過去。

容納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入蜀,導致普遍饑荒,也想辦法解決,而不是犯上作亂。這都是國難之時,進行極端檢驗,最體現一個地方積累的民風和官風。

國家不可能沒事亂試驗城市,亂給機會,而足夠基礎,一旦給了機會,立刻就能抓住。重慶,上海都這麼上位的。

成都呢?國家還沒事,它給事情弄死了,跟四大直轄市性質正相反,從歷史角度能有這種作用的城市極其少,每個城市都拼命防止自己成為這樣的城市,都要強調人傑地靈。

很不幸,清末,尤其太平天國到清朝滅亡,中國迅速探明瞭4-5座這種城市,並且迅速降級這幾座城市。而不幸的是,成都檔次,性質屬於這幾座城市的魁首。

因此,既然已經驗證過了,根本沒資格受到進一步危機檢驗。


楓林沙洲

說到重慶,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另一個名詞一一山城。重慶地處中國西南部,長江上游地區,其北部、東部及南部分別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婁山環繞。地貌以丘陵、山地為主,坡地面積較大,有“山城”之稱。重慶地勢由南北向長江河谷逐級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為主,東北部靠大巴山和東南部連武陵山兩座大山脈。從地理位置看流經重慶的主要河流有長江、嘉陵江、烏江、涪江、綦江、大寧河、阿蓬江、酉水河等。長江干流自西向東橫貫全境,流程長達665公里,橫穿巫山三個背斜,形成著名的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就是舉世聞名的長江三峽。嘉陵江於渝中區匯入長江,烏江於涪陵區匯入長江。



作為陪都,其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便於指揮抗戰,交通便利,有利於物資的運輸。由於日本侵略者由北向南擴張的野心受阻,未能佔領蒙古高原,只能把方針改為由東向西。中國的主要戰場在東面,武漢、宜昌、長沙成為了抗擊日寇的最前沿。這些地方都在河域附近,水路交通便利。在當時陸路交通欠發達的時代,況且成都沒有鐵路相連,重慶就顯示出了它位置的重要性,更利於後方物資快速集結於前線。

戰爭,最有效的取勝之道就是摧毀指揮中樞。成都,地處四川岔地,多平原,不利於機關單位,重要設施的隱蔽。都知道重慶是座山城,崇山峻嶺,可謂易守難攻機械化部隊的坦克,大炮攻不進去。飛機也很難攻擊到下面的目標。

再者前面有武漢,長沙等軍事重鎮把守,後有成都平原作為後盾(四川一一天府之國,物產豐富,糧食重要產區)。如果日後戰局扭轉,可以順長江而下。這才是重慶為什麼做為陪都的關鍵所在。


水秀雲舞

大家說的都差不多了,我覺得都很有道理[除開地域黑的],就當討論一下。

為什麼是重慶不是成都:


第一、當時的國民政府機構龐大,撤離到重慶比成都要快速,要方便一些,到重慶畢竟有水路、陸路可選[航空也在其中,但是當時還是比較少的],撤離方便快捷。

第三、表抗戰之決心。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來,國民政府組織的幾次會戰均已失敗,“遷都重慶”已是最後“決一死戰”之地,不能再退到成都了[成都是完全的大後方,退到成都後果可想而知]。

抗日戰爭時期,四川[包括重慶成都]可謂是從未負國,前後350多萬川軍出川抗日,死傷達到60多萬,居全國之首。雖然作為地方軍閥之下的川軍武器裝備等是最差的,部分軍閥的隊伍也不是最能打的[當時四川大大小小軍閥較多,但是在抗日的層面上被當時的大軍閥省主席劉湘一號召,都積極參與抗日],但是川軍是最不怕死的,遍佈全國抗日戰場,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今的成都市人民公園[原少城公園]裡還有“川軍出征”的遺蹟及“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又名無名英雄紀念碑),川軍將士永垂不朽。


大內密探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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