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語言問題是怎麼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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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到過很多地方,語言問題不成為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呢?

中國古代一直以來都有專門負責翻譯工作的官員

《禮記·王制》雲:“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禮記》是儒家經典之一,是關於先秦時期禮制的著作,說明早在周朝的時候,中國就有專門負責翻譯的官員了。那麼後世的翻譯工作,為什麼稱之為翻譯呢?因為中國古代的中央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關係比較密切,“北方曰譯”,所以後世的翻譯工作稱之為“譯”,而不是“寄”、“象”或者“狄”。

元、明、清三代,由於中國與外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所以專門負責翻譯工作的官署也越來越完備。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始設會同館,明清兩代沿置。鄭和下西洋期間,明成祖還在北京順天府設置了四夷館,四夷館附屬八館,其中回回館負責波斯語的翻譯,高昌館負責察合臺語的翻譯、緬甸館負責緬甸語的翻譯,說明當時的明朝並不缺翻譯人才。

(明成祖畫像)

明、清兩代,官方還編纂了各種學習外國語言的書籍,如《譯語》、《雜字》、《來文》等等,這些書籍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外語詞典和外語教材。

鄭和下西洋期間,還有很多的外國使節來到中國朝貢,如果當時的朝廷沒有翻譯人才,怎麼與這些人溝通呢?

那也許有人會問,如果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語言怎麼溝通呢?這裡就存在一個轉譯的問題,有時候需要重譯,甚至是三譯。並且,在邊境上進行貿易的商人是天然的翻譯官,所以鄭和下西洋到了外國,完全可以解決語言溝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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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個提法就有問題。鄭和下西洋所走的航線是千年前早就存在的,也並非是中國人第一次去到很多地方。

《後漢書》記載“與安息、天竺交市與海上,得利十倍”。當然我手頭上並沒有這個“交市”是由中國人還是由外國人完成的資料,但至少從那時起,中國和南亞、西亞地區是有交流的。

可能受限於航海技術,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沒有陸上絲綢之路那麼有引人注目,很長時間基本湮沒在歷史之中。

到了唐朝,那就是真正的“萬國來朝”、“萬國來商”。據《資治通鑑》750年—761年,前來鎮壓劉展叛亂的唐政府軍在揚州和楚州這兩個繁華城市劫掠,殺死的外國商人就有數千人。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唐時,中國與世界的交流相當頻繁,文化實力彰顯無疑。

到了宋朝時,相對於唐朝時的萬國來朝,宋朝商人更多的是走出國門和世界交流。據可靠史料記載,宋商最遠到達了北非。當時有 《元豐九域志》、《方輿勝覽》、《輿地紀勝》、《諸蕃制》等這類書籍記載了宋人在海外的見聞。

宋元時期,(注意,這裡還包括元朝) 停靠於泉州的各國商船“舳臚千里,數以萬計”。而據蕃商誇張性的描述,停泊在廣州的商船一字排開,可以從廣州排到馬六甲。“

憑藉無可比擬的科技實力,宋代的中國船長不僅牢牢掌握了環印度洋的控制權,而且把貿易航線延伸到非洲東海岸。”(引號內出自央視記錄片《走向海洋》)

宋時,無論造船技術,還是航海技術都是世界領先。這也是他們取代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的原因。在今天非洲東部的沿岸的馬伕亞島上,人們從一個“珊瑚井”裡,一下子發現了176枚錢幣。其中四枚是唐高宗時期的,其餘全都是宋朝的。

巨大的中國商船,往來於廣闊的海洋之上,由此帶來的鉅額收入,源源不斷地流入宋國庫。除了船,宋朝的優勢還在於,駕駛這些船的人。

在宋朝,航海家們對季風和洋流已經頗為熟悉。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寫道:“在11世紀中,他們在潮汐理論方面一直比歐洲人領先。”流風所及,甚至宋朝的士大夫對海洋氣象、水文知識也不陌生。

時間到了明朝,形勢卻發生了大逆轉。朱元璋的禁海政策程度之嚴,範圍之廣令人咋舌。“片舨不許下海”、沿海居民內遷均出自於此。沿海富戶大都破產。

到了朱棣時期,被後世大肆宣揚的鄭和下西洋出現了。我以前反覆強調的是鄭和下西洋從行為上來說,是壯舉。但從性質上說,卻幾乎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以前獲利至少十倍的航線(明時,西方開闢香料之路利潤高達60倍)在明朝時弄得到貼錢。即使進口了一些物品,大都也以奢侈品為主,對當時經濟發展幾乎沒有促進。

有人認為促進了交流,可是從我之前的論述來看,鄭和就是幾次大規模行動,總體上和唐宋時期的交流不可同日而語。鄭和除了招諭各國使節外,還負有鎮撫海外流民的職責。

其實這些流民就是中國最早的海外殖民者。經過鄭和船隊四處宣諭,有八百多“流民”歸國。但數以萬計的華僑在當地基礎已經很牢固,尤其是三佛奇和東爪哇的華僑集團,各有數千家部眾,不願放棄產業回國。如三佛齊以陳順義為首的華商代表不肯屈服。

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時,率兵大破陳祖義部眾,殺戮無數,並將陳祖義帶回國內斬首。到了這裡,本題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很多當地已經有華人華僑在此活動,語言並非最大的阻礙。

“鄭和下西洋對中華海上游民和海外華商的打擊,使中國海商不得出海,即使冒禁出洋,也無利可圖。壓縮了中國海商活動空間。”(引號內出自中國社科院《鄭和下西洋對中國海外事業開拓的破壞》)

類似的事,在明朝以後發展中也出現過。倭寇頭子王值被殺前曾說,如果朝廷開放海禁,承認我的地位,我可以把大半個日本獻給朝廷。不然,即使殺了我,事情也得不到解決。

看到以後西方殖民者對我國國民的屠戮、國土的侵佔,固然可恨。但最令人心痛的是,本國朝廷對自己開拓者的屠戮。

經常有人說清朝是倒退,明朝這樣的海禁政策何嘗不是倒退?明朝倒退的方面還很多,這裡就不多說了。正是這些政策上的倒退導致了日後中國實質性、明眼可見的倒退。

所以《中國對外關係史》、《中國通史》等專業書籍中稱明朝時期中國開始封閉和保守是有道理的。

海盜走私迫使明廷部分放鬆海禁,促進了海上貿易和東南沿海的商品生產。這就是明時隆慶開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這種被迫開放、與之前相比倒退、帶有海禁形式和遺存的通商,在明粉眼裡被大吹特吹。

綜合來看,明朝商業發達就是一個笑話,一個令中國封閉落後的笑話。

回答這個問題,展開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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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帶翻譯啊,大明時期,我泱泱大國,外事相對還是比較頻繁的,翻譯工作也是做的比較到位的,早在朱元璋時期,南京應天府就有設會同館,明成祖朱棣時期又設立隸屬於翰林院的四夷館,從國子監招生培訓,專門負責翻譯工作。

四夷館下設八個語系,分別是韃靼館(蒙古語)、女直館(女真語)、西番館(藏語)、西天館(梵語)、回回館(波斯語)、高昌館(察合臺語)、百夷館(傣語)、緬甸館(緬甸語),後來隨著時代的發展需求,又增設了暹羅館(泰語),八百館(泰沅語)。而隨著外事的逐漸增多,逐漸的又增設了朝鮮館(朝鮮語)、日本館(日語)、琉球館(琉球語)、安南館(越南語)、真臘館(高棉語)、暹羅館(泰語)、占城館(佔語)、爪哇館(爪哇語)、蘇門答喇館(亞齊語)、滿剌加館(馬來語)、河西館(河西語)等等,達到十八館之多。

鄭和下西洋,揚大明國威,開通海上絲綢之路,船隊兩萬多人,隨行的翻譯自不在少數,有名有姓的有馬歡、郭崇禮、哈三等人,這幾人精通波斯語與阿拉伯語,還有的本就是清真寺的掌教,而鄭和下西洋所到國家多是穆斯林國家,這幾個人都精通阿拉伯語,所以交流起來問題還是不大的。

當然也會有一種情況發生,那就是到一個地方之後,沒有這個地域語系的翻譯官,其實這也不難,大明時期全球範圍內的貿易已經興起,在當地找尋第三翻譯還是可行的,所謂的第三翻譯就是當地找尋精通當地語系以及其他語系的人,然後從鄭和船隊中找尋精通其他語系的人,這也用第三方語系交流,然後由此翻譯成當地語系,就類似於一個說漢語的,一個說法語的,還有一個會說法語和英語的,那麼就找一個會說英語和漢語的,這也就可以形成溝通了。


老麥說說

鄭和下西洋的大背景已有很多答主回答了,這裡舉一些直接的例子吧。


鄭和船隊是自帶了不少翻譯的。永樂五年九月,朝廷褒獎有功人員時敕諭如下:


己卯,賞使西洋官軍舊港擒賊有功者:指揮,鈔一百錠、彩幣四表裡;千戶,鈔八十錠、彩幣三表裡;百戶、所鎮撫,鈔六十錠,彩幣二表裡;醫士、番火長,鈔五十錠、彩幣一表裡;校尉,鈔五十錠、綿布三疋;旗、軍、通事、軍伴以下,鈔布有差。


在船隊中除了一般的軍官、總旗、小旗、軍士及其家中子弟以外,還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錦衣衛校尉,醫士,僱傭來的外國領航員——番火長,以及“通事”,也就是翻譯。


在這些“通事”之中,有一個名叫馬歡的紹興人,回國後寫了《瀛涯勝覽》一書,與另一船隊士兵費信的《星槎勝覽》一起,為鄭和船隊的見聞、活動留下了珍貴的一手記錄。



(現代畫家想象中的馬歡)


作為翻譯的馬歡,對沿途港口居民的語言較為敏感,多有記錄。如說暹羅人“國語頗似廣東鄉談音韻”,敏銳地察覺到粵語底層與壯侗語族的泰語之間的關係;爪哇“國語甚美軟”,等等。


對於西亞的語言,馬歡的描述更為具體。他知道阿丹國(亞丁)和天方國(麥加)的居民“說阿刺壁言語”也就是阿拉伯語;榜葛剌人多說孟加拉語,而“說吧兒西語者亦有之”,吧兒西語就是波斯語。按照某些版本《瀛涯勝覽》後附的序,馬歡“通西域天方之教”,他所掌握的外語很可能就是阿拉伯語與波斯語。


除此之外,南海、印度洋各國長期以來和中國交往,當地多有翻譯,有些地方還有華人社區,大致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人與人之間基於互信的交往,是可以超越語言文化的障礙的。


在“按篤蠻山”(安達曼群島),生活著一批長期過著原始生活的人,整天赤身裸體,過著漁獵採集的生活,華人戲稱當地為“出卵塢”,美稱為“翠藍嶼”。這地方本不在鄭和船隊的常規航線上,中國人對他們的瞭解也來自傳言,但宣德七年十月,有船隻因遭遇風雨而停泊於此地三晝夜,當地居民便“駕獨木舟來貨椰實”,椰子大概是他們少有的可以“出口”的東西了。


即使雙方此前都沒什麼直接瞭解,語言不通,也可以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建立起初步的聯繫。其實千百年來的異文化接觸,都是這樣邁出第一步的。


溫長卿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先來跟你講一下“廣州通海夷道”這個詞語:廣州通海夷道是指唐代,我國東南沿海一條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和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路,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

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

廣州通海夷道以廣州為起點,全長1.4萬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時通過這條通道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回輸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

當然,這個不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海上絲綢之路大致可以分為六個階段:

海上絲綢之路開創期——戰國;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期——秦漢;
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期——魏晉;
海上絲綢之路繁盛期——隋唐;
海上絲綢之路鼎盛時期——宋元;
海上絲綢之路由盛及衰——明清。

鄭和下西洋,他走的不過是古人的路子,曾幾何時,我們也是一個世界貿易的核心,也曾是一個海洋王國。鄭和不是中國的第一次出海,恰恰是中國與海洋的一個告別式。

這樣可以搞懂語言到底是怎麼解決的了嗎?

除了必要的翻譯之外,鄭和所到的國家,其實就是各朝代的合作過的老客戶。另外,過了印度,基本上說的都是阿拉伯語了,只要帶上會阿拉伯語的翻譯,基本上能解決大部分國家的語言。

有人說,朝代更替,那些老商家早就聯繫不上了,經過戰亂,還有幾個人會翻譯?其實這個也不用擔心,明朝有專門培訓翻譯官的地方:四夷館

《明史·職官志三》這樣記載:

自永樂五年,外國朝貢,特設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事初隸通政使司通譯語言文字。正德中,增設八百館。八百國蘭者哥進貢萬曆中,又增設暹羅館。

其中,緬甸和泰國(暹羅)都是採用聘請外教的方式教學。

怎麼樣?是不是有點顛覆思想?萬萬沒想到春秋戰國就有了海上航行,也沒想象到明朝的時候都有外國人教翻譯了?

其實有時候好好琢磨歷史,真的會發現一片新天地!


戲曲說

在十二世紀,在馬來西亜,己經有相當多華人住在吉竺丹沿海一帶。而且一個有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石碑也在那裡犮現。在柔佛有一個超過千年的古城,位於Ulu Tinam 河邊的地區。在2012年被星加坡大學一班考古家發現,而當年也也在報章上犮表過,後來,馬來西亜內政部派軍隊把這地區封鎖。這古城比cambodia angor wat 還要大。可是由於政治上的敏感和耍把華人先到馬來西亜的歷史蓋掉,所以不淮犮表這新的報告,而且一直在把北方的一個千年古城 布穀佛教區也盡力去砍壞。


錢傅

說阿拉伯語。因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去麥加朝覲。他自己是穆斯林,他是色目人,不是什麼黃種人,只是被蒙古人帶來中國,然後蒙古人敗了,他們這些小孩就被閹割進宮了。

下西洋完全是忽悠明朝的,其實是公費麥加朝聖,還tmd的去了7回。

他走的東南亞,孟加拉,印度,波斯,沙特,一路都是伊斯蘭教勢力範圍,好多說阿拉伯語的,當然沒啥語言問題。


保羅4203656

走路路從張騫通西域就“去到很多地方”,關於海路我們記載較少,鄭和屬於官方記載大型航海記錄,民間多了去了。克拉蘇的絲綢是怎麼穿上身的?鋼鐵柔化技術西傳?瓷器出口?張騫曾經在西域市場見過蜀杖,當時北方雖有匈奴但南方經天竺的商陸已經打通。關於語言方面,禮部有專業的通譯。即便在商代都有發現和田玉器,國人從不缺乏探索的能力。只是到了清代,高層對外界的變化視而不見罷了!


張巍214414204

1、從唐朝開始中國就很多的人去西洋開發,因此這些華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2、從漢朝特別是從唐開始,我國就與西洋甚至西亞、歐洲很多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往來,所以早就有許多懂得各種語言的中國商人,這些商人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3、明朝是已經有許多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這些人也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秋葉飛揚

有記載,當年採用排隊接力翻譯的方式。比如,漢語翻譯成東南亞某語言,東南亞語翻譯成南亞某語言,接下去是波斯、中東語言,,非洲地區語言。記載中鄭和使用最多的翻譯多達九人,也就是一句話的意思通過九名翻譯的轉譯,可見當年鄭和艦隊走得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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