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近有點熱。互聯網公司掀起新一波赴港上市潮，名單裡不乏小米、美團、映客、同程藝龍這樣的明星選手。
香港也有點涼。人才搶奪戰裡出現了它的身影，一項“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將從本月25日起接受配額申請。流程簡化固然是好事，但其中意味也不言而喻：香港不再是年輕人嚮往的聖地。
冷暖之下再回看當年的大逃港，不免唏噓。
40年間，彼岸已成此岸。那代人以命相拼遊向彼岸的故事，藏進了羅文的歌詞裡，也連同深圳梧桐山上殘存的鐵絲網，成為逐漸被淡忘的歷史碎片。
壹
1952年7月，張愛玲和其他等待過境的人擠在一起，他們都盯著那道鐵絲網，過了那裡就是香港。
但站在羅湖的烈日之下，他們能看到的不過是遠處熱到顫抖的空氣。即使這樣，也沒人願意聽警察的話到陰涼處。張愛玲後來把這段經歷寫在了《重訪邊城》裡：“我們都不朝他看，只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彷彿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但是仍舊有這麼一剎那，我覺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沖洗上來，最後一次在身上衝過。”
張愛玲行李箱裡裝著香港大學的通知書，這位32歲的上海沒落貴族此去香港，是要繼續10年前因戰爭而中止的學業。
跟張愛玲一樣嚮往香港的還有很多人，但其中多數沒有她幸運——他們沒有合法渠道，通往香港的路只有一條：逃。
後來有香港四大才子之稱的倪匡在1957年選擇了這條路。
他本是內蒙古插隊青年，因為在天寒地凍裡拆了座小木橋生火取暖被扣上“破壞交通的反革命大罪”，聽聞要判刑十年，22歲的倪匡選擇了跑路。花掉從親友那湊到的450塊錢後，他如願坐上那艘名為運菜實為偷渡的小船，從廣州到澳門再輾轉到了香港。
從九龍偷偷上岸的第二天，倪匡被領到政府部門填表、辦身份證，正式成了香港公民。
圖：年輕時的倪匡
倪匡也還算幸運。港英政府當時的政策是：偷渡者只要抵達邊境就不會被遣返，這項條件在1974年變更為：突破邊境到達香港市區才能獲得身份，等到1980年，港英政府就徹底關上了為非法移民頒發身份證的窗口。
政策變動背後的事實是：從大陸逃港的人越來越多。大逃港研究者陳秉安曾經統計一組數據：
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深圳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
很多人逃港只是為了吃飽飯。以1959年的廣州為例，當年糧食收成比平時正常少了61.25億斤，相當於全省8個月的口糧沒了。蕉渣、禾稈開始成為人們的果腹之物。
深圳寶安流傳著不少民謠，“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的費用）”、“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貳
梧桐山。
這座橫跨羅湖、鹽田、龍崗三區，佔地面積達31.28平方公里的山脈，如今是深圳八景之一。但對於當年的偷渡者來說，那是危險重重的死亡之地。
當時從深圳逃亡香港的路線主要有三條：梧桐山、后海灣、大鵬灣。
其中，山路最受婦女兒童歡迎，邊防也最嚴。偷渡者白天只能躲在茅草裡忍受蚊蟲叮咬，晚上再小心翼翼地前行，原本幾個小時的路程經常要花上好幾天。早期，邊防戰士被允許直接開槍擊斃偷渡者，於是，很多人的逃港之路永遠終結在山林之中。
圖：從躲藏的山林中被警察搜出的難民
另外兩條逃港之路也遍佈艱險。
西路的后海灣靠近珠江口，海水偏淡，一度是最熱門的偷渡地點，但泥潭裡的蠔殼常把偷渡者的雙腿割得鮮血淋漓。東路的大鵬灣防守最松，但夏季的颱風和鯊魚是偷渡者上岸的最大障礙。
同行者也可能成為最危險的存在。《起錨》一書中記錄了一個真實故事：一對親戚結伴從大鵬灣偷渡，海水中，其中一位的球膽破了，他搶下對方球膽，最終成功偷渡，留下對方命喪大海。
太多生命消失在黑夜草叢和冰冷海水裡，拉屍行當由此催生。
70年代，蛇口地區的“拉屍撈”每埋一具逃港者屍體的工錢是15塊。有人曾經一天埋下50具，其中4位是他的親人。
而對於最終踏上香港土地的“幸運者”來說，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用性命換來的明天，似乎尚不明確——很多人上岸時身無分文，而此前的學歷和職業能力都不被認可，
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力氣。於是，工廠、酒樓這些需要廉價勞動力的地方，成為很多逃港人的最初去處。他們很捨得拼命，有人為了多拿20元，甘願連續在悶熱廠房工作16個小時。香港老闆為此很喜歡這些大陸客。
叄
天台木屋成為很多逃港者最初的棲息之所。
這些搭建在街角和大樓天台的簡易小木屋，藏著逃港者對新生活的期待。有人忙著粘紙盒、縫襪子、勾紗，換取生活費；有人總是行色匆匆，夜色中推門而入倒頭就睡，天剛亮又出門幹活去了。
在香港，謀生的方式有很多種。
倪匡進了家染廠當雜工，但收入不高，還有工頭來抽成。他琢磨著要找路子多掙點錢。報紙上連載的小說給了他靈感——這位出生在上海知識分子家庭的年輕人自小讀遍世界名著，他自信寫小說肯定沒問題。
他開始白天打工晚上寫小說。
他寫作速度很快。發表在《工商日報》的第一篇小說，是關於內地土改中一位地主婆抱著孫子被活埋的故事，只花了幾個小時就完成了。他得到了90塊稿費，相當於染廠一個月的收入。
劉夢熊“一條泳褲渡香江”也成為香港金融界的美談。
六天六夜的長途跋涉、9個小時的疲憊長遊，背誦毛主席語錄來給自己打氣，最後只剩一條泳褲，這些傳奇描述構成了他在1973年9月的新開始。
在不鏽鋼餐具廠找到工作後，這位28歲的年輕人並不甘心。他被報紙上一則語焉不詳的招聘啟事吸引：“如果閣下對目前工作處境感到不滿，而有胸懷更大的事業抱負，對自己適應環境的能力充滿信心的話，本公司願與閣下誠懇一談”。
劉夢熊穿著濺滿油漬的工作服就去參加了面試，最終順利進入這家日本期貨公司。幾年後，當同行們還在研究交易，這位前廣州知青已經開始在報紙上連載期貨知識專欄，後來，這些內容被彙編成《期貨決勝108篇》，
劉夢熊也得了“期貨教父”的美稱。多數情況下，所謂成功，就是有能力有野心者，恰到好處地趕上了時代的潮頭。
劉夢熊投身金融行業的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騰飛。四會鼎立之下，香港資本市場繁榮，李嘉誠的長江實業、郭氏兄弟的新鴻基地產先後上市，為香港人的財富造夢。
《起錨》作者黃東漢也加入了炒股大軍，匯豐銀行的股票讓這位逃港者狠賺100多萬，這些財富後來直接變成了廣州4套房和香港1套房。
於是，逃港人既是香港經濟的推動者也是受益者。有人曾經分析上世紀末的香港富豪排行榜發現，前100名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來曾憲梓、壹傳媒黎智英、劉夢熊等人。而很多香港文化精英也曾是逃港者。
當然，這只是香港新生活金燦燦的一面。混跡在底層的逃港者依然是多數。
有人選擇了暴力方式攫取財富。17歲從廣東獨自逃港的葉繼歡只有小學三年級文化，只能到處幹體力活。在工廠挨欺負後，他決定不能再當老實人，要有錢，免得別人看不起。
幾年後，他第一次持槍搶劫，連環掃蕩了尖沙咀金行和中環錶行，很快被捕。隨後，他越獄，再搶劫，1993年，他手持AK47在旺角打劫的身影被市民拍下，後來成為諸多香港警匪片的題材原型，也得了“賊王”之稱。
圖：葉繼歡在街頭持槍搶劫
肆
大逃港在80年代突然消失了。
轉變發生在1980年。總設計師南巡之後，這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負責特區籌建工作的吳南生回憶：
“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特區成立確實讓人看到了希望。幾個月後，香港方面也關上了大門：所有從內地入境人士將被遣返、禁止非法入境就業否則僱主受罰等等。
一段歷史就此終結。
此後，逃港者的命運融入了香港的跌宕故事中。他們曾經拼命逃離的深圳，逐漸變成內地的機遇之地，無數年輕人從各地奔赴而來。
無獨有偶，類似情況一度出現在1997年前的香港。
正式迴歸前，數十萬對未來缺乏信心的香港人選擇了逃離 ，其中多是中產階級，隨之離開的還有5000多億資金。
如今看來，那顯然是歡愉又危險的一年——香港迴歸後不久，亞洲金融危機來了。《中國新聞週刊》在1998年引用的數據稱：一年之內香港股市下跌一萬多點，市值蒸發2萬多億港幣，股民損失慘重。這段經濟低迷期差不多持續到2003年，催生了超過10萬名“負資產”人群。
在此期間，逃港者的故事漸漸淡去。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香港股市，去香港旅遊、工作、求學、就醫變得越來越尋常，當年逃港的艱險，在年輕人看來如同遠古之事，不可思議。
而逃港者曾經拼命嚮往、用力融入的這座城市，也正在經歷著祛魅。
如今，在港股市場，最風光的公司是來自內地的騰訊，彭博社曾稱其為“香港證券市場的壓艙石”。錯過阿里成為香港人的遺憾，直到今年1月，林鄭月娥還對馬雲說：“我現在希望阿里巴巴能回到香港上市”。
香港似乎很久沒有什麼令人激動的新故事了。高房價高物價之下，很多人想逃離。香港智庫思匯政策研究所曾在2016年做過隨機調查，被選取的1500名居民裡，66%認為香港不適合下一代成長，42%選擇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離開香港。
顯然，想講好新故事，香港需要更多人才。
於是，當中國的二線城市在今年紛紛掀起人才搶奪大戰時，香港在其中的身影尤為矚目——搶人不是什麼丟人事，但終究不是一線城市的玩法。
這難免令人唏噓。
香港“樂壇教父”羅文是1962年的逃港者，他後來把穿越香江等待黎明的那一刻寫成了《前程錦繡》裡的歌詞，“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勵又互勉/那怕去到遠遠那方”。
歌詞裡的故事，大概只有故人能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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