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美國貿易格局轉變
4.4.1 美國在全球貿易格局中的獲利優勢在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上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國家。冷戰結束後，美國更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長期保持強盛的原因不僅僅在於其擁有超強的權力，而且還在於其能夠實施平衡手段與目標的對外戰略。縱觀二戰以來
美國歷任總統的對外戰略，可以發現，儘管歷任總統都強調自己對外戰略與其前任的不同，但美國對外戰略總體而言卻有著很強的延續性。 冷戰期間，美國逐漸形成了自己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對外戰略。儘管歷任總統對外戰略存在差異，但總體而言，美國在冷戰期間的對外戰略有其延續性，即始終推行深度介入的戰略:：如保持其在歐洲和東亞的軍事存在；維持其機制化的聯盟體系；積極參與地區安全事務、維護開放的全球經濟；維持多邊機制以促進國家間的合作等。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美國面臨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如德國統一問題、東歐劇變後的歐洲安全問題；中國崛起、日本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朝鮮帶來的安全挑戰；如何保持美國的競爭力、如何應對亞 洲的經濟騰飛。面對這些問題，在不同的政府時期，美國 提出了名稱和具體舉措均有所不同的對外戰略。
老布什政府提出“超越遏制”戰略，並倡導建立“世界新秩序”。克林頓政府則提出了“接觸與擴展”戰略。小布什上臺後，宣佈退出《反導條約》，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堅持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並在“9·11”事件和新保守主義勢力的推動下，提出了以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策略為特點的“新帝國大戰略”。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奧巴馬政府則實行全球層面上戰略收縮，但在亞太地區深度介入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但是，冷戰後美國對外戰略仍然保持了其與冷戰時期的延續性。美國並沒有拋棄其在冷戰期間形成的對外戰略框架，如聯盟體系、
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國際承諾等，而是對其進行了相應調整。如美國推動北約東擴；調整其與日本、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夥伴的安全關係；建立北美自貿區、推動關貿總協定GATT 到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轉變等。可以看出，美國對外戰略的調整常以政府的更替、總統的換屆為標誌，歷任總統幾乎都 提出了自己特色鮮明的對外戰略標籤，比如杜魯門主義、艾森豪威爾主義、尼克松主義等等。每位總統就職之初都會闡述和執行自己不同於前任的對外戰略，但美國 對外戰略的變化與調整中卻蘊含著延續性。很多時候，美國對外戰略的調整變化只是在於手段和方式的差異，而實質上其戰略目標有著很強的延續性。
經濟方面，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獲益的方式主要表現為一國進出口貿易及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21 世紀以來，雖然美國進出口貿易的絕對數額一直在增長( 2015年比世紀初增加了1．772萬億美元) ，但其在全球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與此同時，美國出口總額在世界貨物出口貿易總額中所佔的份額也由 2000 年的 12．12%下降至 2005 年的 8．58%，再進一步下降至 2010年的8．35%，之後緩慢回升，至 2015 年也僅為 9．09%。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在全球化進程中迅速擴張。以中國為例。至 2015 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比本世紀初增加了 3．479萬億美元，是這一時期
美國增加額的近兩倍。21 世紀以來，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獲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中國在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和出口額上都已經領先於美國。近20年裡，美國從全球貿易中獲得的絕對收益雖然也在增加，但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獲得的收益已經明顯高於美國。因此，從進出口貿易的角度來看，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相比，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的相對收益明顯減少。
美國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變化也反映了美國相對收益減少的情況。外商直接投資是經濟全球化時代推動地區和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基礎設施完善，金融市場發達，擁有全球領先的技術與研發能力，營商環境全球名列前茅，長期以來一直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東道國。但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美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在全球所佔比重在下降，雖然 2015 年這一數據有所回升，但與世紀之初相比，增加額非常有限(僅為 659 億美元)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 國家在此期間無論是在全球所佔比重還是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上都比世紀初有了顯著增長。2015 年，金磚國家 FDI 流入量是世紀初的3倍還多，增加額達到了1755億美元。因此，與金磚國家相比，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美國的相對收益也在明顯下降。
綜合看來，與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相比，美國自 21 世紀以來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的相對收益已經明顯地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相對收益的考慮促使美國在全球化中採取不合作行為，美國 對外戰略也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反全球化傾向。
4.4.2 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
全球化對美國外交戰略產生影響的另一個方面是美國在全球化中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
全球化全方位地擴展到經濟、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全球化也帶來了全方位的融合、摩擦甚至衝突。冷戰結束後，特別是“9·11”事件以來，地區性衝突和國際恐怖活動氾濫，對國際環境造成重大威脅。當前，恐怖主義襲擊的困擾和難民危機，成為了美國 和西方為全球化而付出的代價。21 世紀以來，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首先是全球化所產生的安全威脅增大及其對美國造成的打擊。全球化帶來的一大挑戰是美國的安全威脅變得更為複雜，特別是非傳統安全威脅多發且難以防範。2001 年發生的“9·11”事件對美國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這次襲擊導致近 3000人喪生，造成約1000 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這是自1812 年美英戰爭以來美國 本土遭受的最嚴重的外來打擊，美國社會和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其影響力甚至超越了二戰時期的珍珠港事件。
但美國的損失遠不止如此。此後，美國以“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為由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試圖肅清對美國安全帶來新威脅的恐怖主義勢力及其背後的“無賴國家”。但是，美國不僅深陷戰爭泥潭，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而且戰爭的目的遠沒有達到，反恐的結果是“越反越恐”。截至 2016 年9月，
美國已經在經濟上為其發動的戰爭付出了 4．8 萬億美元的代價，與此同時，美軍的死亡人數高達 6800 多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干預，特別是對敘利亞問題的干預，不僅沒有使中東建立和平與民主，反而造成了中東的亂局，新的恐怖勢力“伊斯蘭國”興起，並爆發了愈演愈烈的難民危機。美國的權力和領導世界的合法性，受到極大的侵蝕和質疑，維護全球化的成本大幅增加。其次，美國 面臨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在全球化進程中，除了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之外，人類的自由流動範圍和速度也在不斷加快，其社會和文化意義也正出乎人們意料地展現出來。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政治、文化、移民 等力量的衝擊，美國人的身份認同開始出現動搖。
在全球化進程中，隨著人員流動變得更為快捷，美國的拉美和亞洲移民數量劇增，這在很大程度 改變了美國的人口結構。根據 2010 年美國 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美國拉美裔人口已從 2000 年的 3530 萬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5050 萬人，增長率高達 43%，佔美國總人口的 16%。與此同時，美國白人人 口在 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間從 1．946 億人增加到 1．968 億人，增長率僅為 1%，在美國人口總數 中所佔比例從 69%下降至 64%。預計到 2042 年，美國白人將成為“少數民族”。到 2050 年時，拉美裔人口將佔總人口的 30%，非洲裔將佔 15%，亞裔也將達 9．2%，其他少數族裔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形成“多數少數化，少數多數化，整體拉丁化”的種族格局。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信念”必將會受到更大的侵蝕，美國人在身份認同上會產生極大的危機。安全威脅及其導致的一系列後果、即將到來的身份認同危機，使得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付出了高昂的成本。2016年的美國大選正是在美國面臨這樣的一種全球化背景下進行的，因此，從全球化的背景來理解特朗普在競選中所宣揚的反全球化、反對外軍事幹涉、反普世價值甚至其在
移民政策上的言論，有助於認識特朗普上臺執政後美國可能會進行的對外戰略調整。4.2 全球產業鏈變動與中國崛起
2013年我國對外貿易開始轉型升級，潛心積蓄新的競爭優勢，並取得重大進展。
眾所周知，由美國發起，發達國家廣泛響應並共同簽署的“瓦森納”國際公約主要針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凡是簽過國家的可用于軍事或軍民兩用的先進技術、設備、產品、材料等一律禁止出口、轉讓給對象國。
在國際上，美國不僅自身嚴格執行上述政策，不斷更新機制出口的產品清單，而且有關機構還時刻監督簽約國對“瓦森納”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因此，美、歐、日等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的每一筆交易都會按照禁止清單嚴格管制出口，在投資、技術合作、技術共同研發、技術交流等各個方面嚴格把控。由此，中國經濟、產業、貿易實現轉型升級要比世界上許多國家難度都高。
當今世界有一批一流企業掌握先進技術，並使其為企業的生命（核心競爭力），從企業保持國際競爭力和維持自身利益出發，不可輕易轉讓技術，頂多以高價製造出口高附加值產品，賺取高額利潤。
為此，中國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中國製造+自主研發”，“進口替代+發展出口”，實現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和對外貿易轉型升級。
多年來，我國在全球產業體系分工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呈現出“三步走”的趨勢。
第一步，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主要是“三來一補”，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第二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隨著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發生，高科技類外資企業逐漸加大了在中國的投資，成為中國出口的主力軍；目前正在向第三步轉移，即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正逐漸崛起，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替代外資成為出口的主力。而美國所擔心的正是我們正在發力的第三步。無需用多麼高深的數學公式即可理解，兩個經濟體在全新的領域中所進行的高度同質化的產品較量，肯定會產生摩擦和矛盾。此次中美貿易摩擦，其本質是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正朝著有利於中國發展的方向變化，美國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出現了不適應，是反應過度的表現。從此次美國 所針對中國產品徵稅範圍看，涵蓋了中國在航空航天、機器人、IT和機械等領域。美國聲稱，在這些領域，中國一直在通過合資企業、不公平的技術許可規則、利用國家融資收購美國科技公司以及徹底的盜竊手段，來系統地盜用美國的知識產權。對這些指責，中國當然是反對的。
一個國家之所以有貿易逆差，是因為此國有“順差”的內容。對美國來講，既想得到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收益，還要有與其他國家產業產生競爭而不及的行業的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就有點貪心不足了。美元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貨幣，而且表現堅挺，實得益於
美國低端產業的外流，可以將更多資源優先配置於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從而保持美國在其比較優勢產業的全球霸主地位。如果美國真想通過所謂“貿易戰”的方式消除逆差，為什麼不針對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產業即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精準打擊呢？打擊的反而是高端產業領域呢？而且這些高技術領域的出口大多是外資或合資企業所為。從這裡就可以看出，美國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真實目的不在於所謂降低貿易逆差，而是要阻止中國產業體系朝向發展的第三步邁進 。
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美國試圖通過貿易摩擦甚或地緣政治乃至軍事的紛爭來阻擋中國的發展，已無可能。中國的全產業鏈，廣袤的國土面積，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等諸多發展中存在的潛力和機遇，都給予了廣闊的迴旋餘地。
4.3 “蛋糕爭奪戰”下的“特朗普式反擊”
4.3.1對中國的“產業封鎖”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針對美國雲計算服務提供商等科技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所受到的限制，美國
政府正研究發起新的301調查予以報復。報道援引知情人士表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正考慮是否就此發起新的貿易投訴，如果採取行動，其依據依然是美國1974年貿易法的第301條款。上述知情人士還表示，在具體報復措施中，美國可能會限制阿里巴巴在美提供雲計算服務，或阻止阿里巴巴在美國的進一步擴張，直到中國取消對美國 企業的相關限制。3月初，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徵收25%和10%關稅，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韓國和巴西等國獲得豁免，中國未在豁免名單之內。而云計算公司通過互聯網提供包括存儲、軟件和分析在內的計算機服務，市場空間廣闊。如果USTR正式採取行動，這也將是繼鋼鐵與鋁關稅、知識產權糾紛之後，中美此次貿易戰中的第三戰場。事實上，在貿易戰 愈演愈烈之前，中美雙邊投資已經大幅下降。2017年，中美雙邊FDI流量大幅萎縮近三分之一。美國對中國企業境外實體和對外投資的監管力度加大，使得中國的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十多年來首次出現下滑，而美國國會對中國企業在美併購的國家安全審查力度也有增無減。
還有芯片，從上游可替代性來看，光模塊層面，光迅科技、中際旭創可以在封裝部分進行替代，同時國產也具有10G以下光芯片能力，但高速光芯片部分依然依賴進口。博通、英特爾的基站基帶FGPA、服務器芯片目前沒有替代品，美光的存儲可考慮從韓國進口，因此，總體而言可替代性較弱。
4.3.2 對中國的“投資封鎖”
美國方面對中國的投資封鎖可能薦股內外兩個方向。
一方面，美國很有可能綁架歐洲，一起抵制中方企業的對外投資。
外媒稱，白宮高層官員談話表示，特朗普政府認為對中美貿易關係的強硬策略開始奏效，正準備加強對中方施壓，聚焦新的關稅並阻擋中國在美國的科技投資。當前，美國 總統特朗普已讓其高級助手研究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可能性，此舉將改變特朗普競選時的承諾並進一步挑戰中國。中國不是TPP成員國。
美國認為，中國正尋求聯合其他國家對抗美國，尤其是歐洲國家；一旦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針鋒相對，這些歐洲公司或從中受益。對於之前美國針對中國的關稅 計劃，中國已經採取了反制措施，宣佈擬對美國進口產品徵稅。
另一方面，也存在意願截止外界的對華投資。
就在不久前，世界銀行宣佈，將改變其貸款模式，使中國獲得的貸款減少，這是該行與特朗普政府達成的協議的一部分，以換取美國支持其一項計劃：股東國向世行的主要機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注資75億美元，另外向其專注於私營部門的機構國際金融公司注資55億美元。世界銀行上一次增資是在2010年的春季會議上，當時世行增資35億美元，填補金融危機期間的大量借貸，為該組織20年來首度增資。據英國《金融時報》稱，中國等國家將被劃入一個
貸款利率更高的新組別。世行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最大借款國，獲得24億美元資金。這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放貸總額中的佔比為11%，超過其向全球教育和衛生計劃提供的資金。美國的顧慮是世行將貸款發放給自巴拉克•奧巴馬擔任總統以來一直坐擁數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與美國競爭的大國。但金墉一直辯駁稱，向正在崛起的中國提供貸款有助於鞏固世行的未來，同時讓世行在中國經濟改革中擁有發言權。
4.3.3 可能重返TPP
據美國 《華爾街日報》4月13日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已讓其高級助手研究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簡稱TPP[1]）的可能性，此舉將改變特朗普競選時的承諾並進一步挑戰中國。中國不是TPP成員國。
但是，美國能否如願重返TPP還有待觀察：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不久就退出了TPP，現在他又希望重拾TPP，可能與 美國當前受到的貿易壓力有關。面對特朗普下令研究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消息，TPP11國的領頭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都發出了“想吃回頭草不容易”的謹慎回應。日本財相麻生太郎4月13日表示，如果這是真的，會對此表示歡迎，然而需要謹慎核查事實，“特朗普是一個善變之人，可能在第二天會說些徹底不同的話”。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喬博（Ciobo）在4月15日則直接代表其餘國家表示，歡迎美方表態，然而當下的TPP11國對於為了讓美國迴歸而重新開啟談判興趣不大。喬博坦言，“我不認為在目前這個時間點上，我們會把所有為了把這項協議‘縫’在一起的針線活都拆開，就是為了適應美國 的需求。”由此可見，在經過了美國的“出爾反爾”之後，TPP內部的各簽約國已經對美國失去了耐心。當然，這還只是各方目前的表態，美國能否以及以何種方式重返TPP還有待觀察。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週委任美國貿易談判代表Robert Lighthizer重新審視加入TPP的可能。白宮經濟顧問Larry Kudlow 4月18日表示，目前，美國 加入TPP更多地是一種“想法而非政策”，美國正處於“進行任何討論的初初步階段”。美國總統特朗普將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晤，TPP或是雙方對話的重要議題。Kudlow說，美國希望與日本達成一項雙邊的自由貿易協議，對日本進行鋼鐵和鋁關稅豁免將是雙方討論的一個核心議程。特朗普近日在推特 中表示：“協議的條件必須顯著好於奧巴馬時期的條件，這樣美國才會加入TPP。在TPP的11個國家中，我們已經與6個國家簽署了雙邊協議。我們正在和日本進行談判。日本在貿易上多年來強烈打擊我們。”在特朗普眼中，日本始終是一個在對美貿易中搭便車佔便宜的角色。不過現實是，過去十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累計下降了近20%，2017年已回落至697億美元的規模。對日貿易逆差目前佔到美國貿易逆差總額的8.6%，而20年前這一比例高達30%。
4.4 中方應對
4.4.1 創新與知識產權積累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不久前發佈報告稱，中國正在迅速邁向知識產權強國，中國企業和大學的專利申請數量呈現
爆炸式增加，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日趨完善。預計21世界20年代將形成知識產權中美“兩強”局面（這也是目前中美貿易摩擦美方的主要擔心）。報道稱，中國專利申請數量為美國的2倍，達到134萬項，為全球最多。從企業國際專利申請數量看，華為位居第二，超過日本和美國企業。
2017年末，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佈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7》顯示，世界40個主要國家創新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列隊陣營：綜合指數排名前15的國家主要為歐美髮達經濟體，佔據第一陣營，為公認的創新性國家；第二是16-30為，多為其他發達國家和少數新興經濟體，其中包括中國。2015年中國創新國家綜合指數排名世界第17。
4.4.2 產業政策和國家層面發展戰略
我國政府近年來制定的產業政策、新興產業發展戰略規劃，如《中國製造2025》、工業4.0、“互聯網+”以及“智能製造2025”等，正在有力推動我國產業升級和技術升級，為我國進出口貿易轉型升級奠定了基礎。
以國務院牽頭編制的《中國製造2025》為例，製造強國行動綱領重點瞄準高檔數控機床、集成電力及專用設備、信息通信設備、航空航天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等戰略重點。積極配置優秀資源攻克關鍵技術裝備、高技術材料，推進在重點領域的集成應用。
4.4.3 積極面對貿易摩擦，做好持久戰準備
特朗普政府 本次挑起貿易戰的訴求與歷史上歷次中美貿易摩擦不同。如果說在歷史上，美國政府挑起貿易摩擦主要是在接觸的過程中敲打中國，而當前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則體現了以貿易為工具來系統性遏制中國的思路。這種思路轉變的一大標誌，就是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底的國家安全報告中將中國列為最重要的潛在競爭對手。
特朗普自競選總統起，就體現出鮮明的重商主義傾向，認為美國 的貿易逆差是將國內的市場份額與就業機會拱手讓於外國。而特朗普政府從2018年年初開始加劇貿易摩擦姿態，基本面因素之一則是2017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重新攀升至8000億美元以上，幾乎與2007年的貨物貿易逆差峰值持平。根據美方的統計，在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逆差佔到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的幾乎一半。儘管迄今為止，中國商務部與學者們多次表示，美方的統計有失公允。如果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來看，美方的統計高估了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以及美國 的貨物貿易逆差，但是，“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既然美國政府下定決心要拿貿易逆差來向中國政府找茬，他們是斷不會承認統計問題高估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的事實的。
目前，美國精英階層已經逐漸開始形成一個共識，即使犧牲掉一些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國的上升勢頭，因為後者將會有損美國的總體利益。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政府 切不可被特朗普人為製造的搖擺政策所矇蔽。我國應該對未來一段時間之內中美博弈的複雜性、長期性與嚴重性做好準備。
4.4.4 通過逆週期因子促成人民幣波動，防止單標趨勢
日本在1980年代日美貿易戰中的最慘痛教訓，當屬1985年與美國簽署廣場協議，試圖通過日元兌美元升值來降低日美貿易順差。
在1985年至1988年期間，日元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由於擔心本幣大幅升值影響經濟增速，日本央行實施了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國內房地產泡沫與股市泡沫 的膨脹。當上述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破滅之後，日本經濟迎來了好幾輪“失落的十年”。換言之，日本的國運變遷與其說源自1990年代初期的泡沫經濟破滅，不如說源自1980年代中期日美貿易戰的應對失當。中國政府應該充分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避免在匯率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未來的人民幣匯率應該由市場供求來決定，政府的作用只能是限制其超調，而非人為製造單邊趨勢。
4.4.5 不大可能採取大幅減持美國國債施壓的方式
考慮到當前中國央行依然持有萬億美元以上的美國 國債，有觀點認為，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大規模減持美國國債的方式來向美國政府施壓，迫使美國政府在貿易戰方面進行讓步。這種觀點的邏輯是，大規模減持國債將會導致美國長期利率顯著上升，這一方面將會顯著打壓
美國債市與股市，並通過負向的財富效應影響美國經濟，另一方面將會提升美國國內長期融資成本，通過壓低投資增速來打擊美國經濟。然而，上述邏輯雖然“看起來很美”，卻忽視了以下非常致命的風險：
其一，中國央行不可能一下子賣掉手頭的所有國債。如果我們只拋售一部分，那麼手中持有剩餘部分國債的市場價值將會顯著縮水，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規模迅速下降。換言之，大規模出售國債將是“殺人一千、自損八百”；
其二，
美國政府完全可以採取特別舉措來進行對沖。例如，由於判斷中國央行大幅減持美國國債會對美國金融安全產生系統性影響，美國政府可以要求某家政府相關機構（例如美聯儲紐約分行）來直接買入中國央行在市場上出售的國債，從而對沖掉中國央行減持行為的相應衝擊；其三，美國 政府可以做出更為偏激的操作。例如，如果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減持美國國債，美國政府完全可以指責中國政府在開展金融戰爭，從而直接凍結中國政府持有的美國國債，或者宣佈針對中國投資者持有的
美國國債進行“定向違約”。換言之，在中國政府借了超過萬億美元的資金給美國政府，又不能申請“強制執行”的前提下，債權人通過出售債券來威脅債務人的做法，是很難行得通的。在特朗普班子已經顯著調低了美國政府行為底線的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大會作做“授人以柄”的事情。
4.4.6 以擴大金融開放來實現中方對外核心技術的“控股”
博鰲論壇提出要加大金融開放，中國將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這是市場最為關注，也是中央最具體的開放措施。主要是金融服務業開放：落實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確保落地，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範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也表示：過去40年中國製造改變世界大家有目共睹，在金融進一步
開放，金融加快改革的前提下，中國的金融會改變全世界。現在全世界需要更多投資，哪怕美國也如此，比如基礎設施需要很多錢來投，而現在全世界儲蓄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如果說把這些儲蓄通過金融體系很好的配置起來，特別是在開放的前提下向全世界配置，我們會改變世界。我認為，中國很有可能通過金融開放來調整對外投資的側重點，通過入股或併購的方式掌握一部分高新技術公司的實際控制權，進而實現技術過度。
五、未來展望
5.1 美方“施壓”預期
（1）美國 通過232調查提高鋼、鋁關稅，對歐洲施行“赦免”，脅迫歐洲對華做出類似舉動，限制高新技術的對華出口
（2）從特朗普“商人”的逐利角度出發，對華終止合作的行業頂多是佔美國該行業全部對外貿易佔比不高的類別。這樣可以避免美國在尋找新的交易對手上過於急促，節約更替交易對手的成本
（3）美國不大有可能對華為“動手”，主因華為手中有很多專利，部分技術超越美國 企業。如果美國“侵犯”華為，華為大可將手中專利技術用於生產，會嚴重擠佔美國商品的市場份額。
（4）美國301調查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對華技術轉移，組織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對美國衝擊，減緩世界產業格局變遷時中國崛起的步伐。目前所有操作的源頭都是上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簽署的“瓦森納公約”，限制高新技術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
（5）目前，美國 精英階層已經逐漸開始形成一個共識，即使犧牲掉一些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國的上升勢頭，因為後者將會有損美國的總體利益。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政府切不可被特朗普人為製造的搖擺政策所矇蔽。我國應該對未來一段時間之內中美博弈的複雜性、長期性與嚴重性做好準備。
（6）中方向外擴大互聯網開放，主因美國可能會限制阿里巴巴在美提供雲計算服務，或阻止阿里巴巴在美國 的進一步擴張，直到中國取消對美國企業的相關限制。
5.2 中方“反制”預期[2]
從歷次美國與歐盟及其他國家的貿易戰過程中可以看出，貿易反制已成為國際社會用來對抗和制裁一國單邊貿易保護行為的常用手段。但與美國迚行貿易制裁的動機不同，我們認為中國若進行貿易反制，主要需要從分行業中國對美貿易逆差規模、中國分行業進口美國 產品規模、中國分行業進口美國產品值佔美國該領域出口值比重及中美各產業的產品關聯度等四個維度進行綜合考量。
從中美貿易逆差規模上看，農產品、運輸設備（飛機、汽車等）、廢舊材料等領域的中美貿易逆差規模顯著偏高，石油、天然氣、礦產品、林產品、飲料、菸草、二手商品、成品油、煤炭及動物產品等行業的中美貿易雖也為逆差，但規模相對較小。服貿方面，中國對美國整體服貿逆差規模較大，其中教育、旅遊的各自佔比均超服貿總逆差規模的 30%，兩者之和接近 70%；另外，金融、維修、保險、空運等服務領域中美貿易也為逆差，只是規模有限。
從中國向美國進口的分行業規模看，電氣設備、飛機、機械、汽車、農產品（種子、水果等）、光學 產品、化工、塑料等行業規模較大，超過五十億人民幣。
考慮到中國對美國實行貿易反制是為了增加美國進行貿易戰的成本，故而要更多考慮中國分行業進口規模佔美國出口比重較大的領域。中國在農產品（種子、水果等）、皮革、紙漿、木製品、冷凍肉、棉花、礦產品、有色金屬製品、穀物及飛機等行業的進口規模佔
美國出口比重較大。從中美各產業的產品關聯度來看，中美在石油、天然氣、紡織服裝、傢俱、廢舊材料、鞋類、皮革製品、農產品、印刷品、電氣設備、家電、塑料橡膠及非金屬礦製品等產業的競爭性較強。
綜合中美分行業貿易逆差規模、中國分行業進口美國產品規模、中國分行業進口美國產品值佔美國該領域出口值比重及中美各產業的產品關聯度等四個維度，我們認為中國在農產品（種子、水果、棉花、穀物等）與飛機等領域進行貿易反制能夠顯著增加
美國進行貿易戰的成本，另外中國還可以選擇在汽車、廢舊材料、石油、天然氣、礦產品、林木產品、塑料、皮革及冷凍肉等領域進行貿易反制。除製造業外，在旅遊等服務貿易逆差較大的領域進行反制也可以作為備選方案。[1]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也被稱作“經濟北約”，是目前重要的國際多邊經濟談判組織，前身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意在限制中國的海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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