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milo

這個說法肯定是不對的！國家經濟是一個漫長而延續的計數統計，從1200年到1750年中間歷時四個朝代，還遭遇若干次滅國大戰，從國家本質上來看有強有弱才是正常的，在朝代末期戰爭不斷的時候中國的部分經濟可能確實是不如歐洲，但是絕對不是正常現象。因為歐洲在遭遇戰爭的時候同樣是一片廢墟。在朝代巔峰時期，中國基於人口與國土優勢，GDP肯定是冠絕全球的。

公元1300年恰恰屬於蒙元統治初期，這時候的國內經濟被幾十年戰爭摧毀，整個人口從宋朝時期的五千多萬打到只剩八百多萬，人口淨損失四五千萬，而經濟更是從宋朝百分之七十的城市化打到元初的不足百分之五。農耕社會本身恢復經濟能力差，在往後幾十年裡一直處於低谷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在公元1400年被英國超越也是同樣的道理。當時是明初朱允文時期，這時候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朝廷，累計打了四年戰爭，整個國家不僅經濟崩潰，連糧食也大量減產，這時候被英國超越並不意外。但是朱棣稱帝之後，國民經濟開始恢復，永樂初期便開始下海巡洋。國力翻了好幾倍。這個時候就算是幾個英國也比不上我們。因為這個時候的英國也不是巔峰時期。

我覺得這次清華北大的學者，在做這項經濟統計與研究的時候，舉例的數據太過片面且斷續不連貫，並不能真實的展現國內國外的歷史真實比較。而且有點譁眾取寵，故意顛覆傳統觀點的意思。

優己

這研究就搞笑了。

1750年中國已經事實上落後，這個結論沒問題。感謝大清，感謝偉大的康熙大帝、乾隆大帝，歐洲都從手工業向近代工業發展了，在為工業革命準備條件了，天朝還在想法設法限制人口流動。

但之前的就是胡說了。1300年的時候，意大利在哪兒呢？還是一堆商業城市國家，意大利也就是個地理名詞而已，生活水平怎麼就比中國高了？

不知道這個研究是怎麼算的，如果以1300年的時候算，那麼當時是元朝，這個人均得有多大範圍，整個元朝（不是蒙古）版圖上的都計算在內，來算平均生活水平？

如果就和英國、意大利這種歐洲的經濟發達地區比，合適的比較對象也不應當是整個元朝版圖，而是長三角，哪怕就是北宋時期的漢族聚居地區，也比用元朝版圖比較來得合適。

就算是要按經濟結構來算，不要說北宋，就是南宋也甩歐洲N條街。到元朝的時候，雖然有倒退，但是整體上超過歐洲仍然不成問題。商業，手工業的發展水平也遠超過歐洲。

到1400年的時候，正是明朝洪武到永樂時期，雖然財政收入整體上不高，但經濟恢復和發展已經非常充分了。即使沒有達到萬曆時期的水平，但是整體上仍然遠比西歐高得多了。

中國和歐洲的發展水平真正拉開差距，也就是明末清初那段時間。之前宋明時期手工業和商業都很發達，城市經濟和文化也都已經發展起來了，尤其是明朝中後期的長三角，怎麼可能比歐洲落後？

在這個意義上，爾灣學派的彭慕蘭、王國斌等人以長三角的範圍來和西歐作比較，要比現在李稻葵這個團隊的研究靠譜多了。

要這麼比的話，那麼同樣的，已今天京滬兩地的房價算，城市家庭平均資產規模都已超過歐美髮達國家應該沒有問題，是否可以得出今天的中國已經遠遠超過歐美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結論？這個結論有意義嗎？

經濟史研究都服從於一定的經濟理論和意識形態鬥爭需要，歷來如此。

早期關於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討論，是建立在歐洲中心主義的基礎上的，即把歐洲尤其是西歐的道路當作普遍性的道路，而且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才被當成是一種失敗。

《白銀資本》之類的著作過分誇大古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其實目標是為了解構歐洲中心主義。這是為了間接的論證，西歐的道路並不是唯一正確的，並不是普遍的，中國為中心的貿易體系意味著另一種道路。

爾灣學派以長三角和西歐發達地區做對比，目的是為了把中國為什麼沒有爆發工業革命的問題轉變為西歐為什麼爆發了工業革命，從而解構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普遍性，將其還原為一個意外的、獨特的道路，在此基礎上，再否定資本主義道路的普遍性。

那麼，李稻葵和他的團隊的研究重新論證，中國從1300年開始，就已落後於中國，目的是什麼，重建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唯一正確的道路，還是歐洲的道路是人類歷史的最終歸宿？

蕭武

恰好和這個團隊某位成員認識，來聊幾句想法。

建議大家讀李稻葵先生的一篇文章。《北宋領先世界，清代落後西歐——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研究告訴我們什麼？》，就會大概瞭解這個所謂的問題來自哪裡。研究是和牛津大學史蒂芬·布勞德伯利（StephenBroadberry）教授進行的合作，目的是比較了歷史上中外的經濟發展水平。研究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第一，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水平按當今的標準看是十分落後的。

第二，從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國人均GDP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波動，清代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第三，宋代中國的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和歐洲最富裕地區的生活水平相距不遠，但是作為整體的中國，人均GDP已經落後於西歐。

關於這些結論，我覺得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用現代的水平去衡量古代的發展水平，是不公允的。這個研究揭示了一點，古代的人均GDP，遠低於現代。就結論而言，應該是沒有錯的。但是這個結論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意義，現代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也好，生產的效率也好，不管在中國還是西方，都遠遠超過了中世紀。即使算上人口的增長，現代社會創造的財富，在人均的層面上也遠遠超過了古代。這一點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是一樣的。

第二，用宋代的人均GDP，和世界同時間段的文明來比，宋代的人均GDP遠超過世界同時段的其他國家，這也不是新鮮的研究結果。而且文明的判斷標準，不只是人均GDP，用宋代產生的，生產組織方式，金融運行手段，文化和文明的高度，來看公元980年前後的世界其他國家，優勢還是非常明顯的。而到了明末清初，整個經濟水平開始下降，以及西方在工業革命時期，中國反而轉向了以農耕和鄉村經濟為主，從而在生產的效率方面拉開了距離，這也不是新鮮的結論。

而第三點比較有意思的是，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公元1300年前後，就已經落後於意大利，這個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公元1300年的中國實際上處於戰亂之中，而意大利某些國家，比如威尼斯，比如佛洛倫薩，因為位於地中海的商道之上，那些小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處於一個所有的資源集於一身的巔峰狀態！因此無論是商業水平還是物資的豐富程度，都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或城市可以比較的。

另一方面，1400年前後的英國，實際上，在很多區域還是很野蠻的。確實這個階段有一些城市，特別是一些港口城市，比如利物浦，曼徹斯特，這些城市的生產組織方式，和物資的集聚程度，都迅速的隨著航運行業發展了起來。而且在這些城市也出現了一些商人團體和商業組織。新的技術和新的資金組織形式，都被髮展出來，金融行業也初見端倪。但是用這一個點和中國的人均GDP來進行比較，實際上是不公允的。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世紀之後，中國長期沉浸於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和穩定結構。而西方社會迎來了航海大發現，工業革命，生產效率的爆炸，以及城市生活取代鄉村生活的根本性的轉變，而差異就在這個時間點之後慢慢的被拉大。

因此我們不能直接只看這個研究團隊的結論，說中國不如外國，或者15世紀之後中國開始落後，我們要看的是，雙方差異拉開的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很簡單事，是日漸落後的農業的生產方式，和，不斷促進資源向更有效率的地方配質的商品經濟生產方式之間的差異。

而放到今天，如果我們，還是走將資源全都凝固在固有階層上面的老路，走計劃經濟的老路，而不允許用商品經濟的運行模式，金融的方式，去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讓物盡其用，讓人的智慧創造新的財富，那麼這個差距，很可能會重新回來。

以上是一點拙見，供題主參考。

林海

雖然在理論上我也算是某個”清華團隊“的成員（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某中心），但對於這個所謂研究成果，個人是不太敢苟同的。

首先，不管用生產法或什麼法系統去測量，在前工業社會採用GDP這個工業化時代獨有的經濟概念去核算經濟總量，就是一件荒腔走板的事。事實上就中國而言，確立用GDP概念替代舊的工農業生產總值概念，還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所謂“北宋明清的GDP”不是開國際玩笑麼？在同一時期的歐洲，正是中世紀最混亂的時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只在部分國家出現萌芽，意大利、德國境內諸侯林立，西班牙還被阿拉伯人佔領著一大半，英法兩國為了前諾曼底公爵領地齜牙，各國王公因為莫名其妙的十字軍東征勞民傷財……我不知道該團隊是何以計算出一個花好桃好的“歐洲GDP”來的——如果是我來看，當時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歐洲、甚至所謂歐洲的某個大國，又談何GDP？兩邊被用來比較的主體都不存在，所謂誰比誰落後，又從何說起？

其次，整個歐洲中世紀除了巴黎、威尼斯、塞維利亞、倫敦等屈指可數的幾個較大都市，絕大多數王侯管轄內的城市都萎縮不堪，工商業極度不發達，農業則因為層層領地和貢賦制度受到極大制約，以至於堂堂王侯都不能保持一支人數較多的常備軍，為進行一次遠征而債臺高築、甚至把領地都抵押掉的王侯數不勝數，而與此同期的中國，維持幾十萬常備軍基本上是穩定王朝的底線，政府也有能力實施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北宋北方的水網工程，明代對府州縣城池的統一修築（俗稱“明打圈”），等等，看看明代留下的南京城，再看看中世紀留下的歐洲城堡，不覺得“清華團隊”的斷語荒唐滑稽麼？

第三，正因為陷入貧弱瓶頸，西歐各國才不得不在奧斯曼崛起後轉而“向大海要財富”，更在海上開發、劫掠進入高風險時代，又已積累相當殖民紅利後在本土展開工業革命；正因為對中世紀的邦國林立、教權獨大導致積貧積弱不滿，西歐才相繼出現了法國的王權政治和大革命，德國的統一呼聲和南歐的民族復興思潮，出現了讓歐洲歷史為之轉折的文藝復興。如果原本就既富且強，歐洲人卻還要下海、“復興”甚至革命，還要去折騰蒸汽機和羊毛，他們吃多了撐的麼？

個人覺得，該“團隊”是先有了“1300年西歐就比中國經濟全面領先”這個主觀結論，再為這個結論不顧削足適履之嫌，生拉硬拽了一些所謂“論據”，嚴肅說，這樣的學術風氣，是非常不可取的。

陶短房

這個學術結論中，北宋GDP高這點爭議並不大。爭議點是在“中國在1300和1400年間被歐洲超越”這一條，與之前的國際歷史學界意見是不同的。

之前比較流行的，是美國加州學派的觀點：

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加州大學分校教授彭慕蘭。（美國人）

他的代表作是 《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主要就是比較1750年左右這個時間段，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經濟數據對比，主要的經濟比較在當時歐洲最發達的地區-英格蘭，和中國最發達的江南地區 之間展開。

在《大分流》中，彭慕蘭比較了英格蘭和中國江南的 人均壽命，攝入熱量，運輸量，各項制度給經濟造成的影響等等，其中涉及到的數據浩如煙海，說實話，作為讀者來說，你說句“我反對”很簡單，但人家的結論背後，是有大量我們普通人根本從未聽說過的數據和研究結論作為例證的。

歷史學界講求的規矩是“有一份證據說一分話”，沒有基礎證據，數據，只有空泛的“歷史觀"，這種人在歷史學界是沒人理睬的。

當然，這次李稻葵團隊聲稱，自己的結論也是通“歷代官方和民間的各類記錄，用生產法系統測量了北宋、明、清的總量GDP、經濟結構、增長格局及公共財政等問題，在此基礎之上與牛津大學學者合作”得出的結論。他們表示自己的研究比彭慕蘭的更全面。

看他的意思，他們比較的，不僅僅是中國江南和英格蘭，而是整個中國和歐洲。

但在看到他們的著作前，我們實在無法判斷。我個人期待著他們的學術著作出版。

紅楓歷史觀

清華經濟史研究團隊最新研究表明，公元1300年前中國經濟已落後歐洲。我覺得還是不可能的！

因為，1300年前後，中國處於元朝時期，雖然整體經濟等實力比宋朝略有下降，但是還是要超過歐洲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意大利。不然馬可波羅在1299年完成《馬可波羅遊記》以後，這本書怎麼會在意大利和其它歐洲國家迅速走紅。甚至在1324年馬可波羅逝世時會被翻譯成歐洲國家的諸多文字。絕大多數國家都通過《馬可波羅遊記》的描述，確認東方的中國要遠比他們更富庶和文明。因此才有了後來哥倫布、麥哲倫及達伽馬等人為了來到富庶東方而進行的環球航行。馬可波羅作為一個在歐洲長大，又在中國遊歷17年的親歷者，其描述應該最能反映當時的情況。也應該比後世之人通過一些零散的文物和不完整的記載，反推出來的結果要更可靠！

不過，作為後人我們必須承認，雖然在1300年，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還是在歐洲絕大多數國家之上。但是，從1300開始一直到1600年，以意大利為中心，歐洲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通過這一運動，使歐洲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待1600年，歐洲完成這一偉大運動後，歐洲即使不如中國的明朝經濟落後，但是其先進的文化和政治體制，已經註定了其強大的生命力。此後，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都先後成為世界強國，英國甚至建立遠超其本土面積的日不落帝國。中國腐朽的滿清政權，當然也被西方列強打的滿地找牙。中國也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因此，我們常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現在我們國家正在穩步的走向偉大復興之路，就要在堅持悠久傳統的前提下，積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制度！

地震博士

如果是人均產值那有可能，上述地方在歐洲都是富裕地區。拿當時中國江浙地區單獨去比人均，也會秒殺整個歐洲。

如果指總體那沒有可能。歐洲只有完成工業革命才能和中國比整體實力，在那之前都敵不過印度和奧斯曼帝國。

科技文化鄭軍

從專業角度談幾點質疑。

第一，這個結論在學術領域並不新鮮。西方學者有不少就堅持認為中國在中世紀晚期就已經落後於西方。中國也有學者呼應。反倒是作為反對者的加州學派，才是近年來興起的新學派。普通人不瞭解學術界的發展狀況，才會覺得非常奇怪。這個結論本質上不過是把西方一些學者的觀點重述了一遍。

第二，採用國民生產總值作為比較的依據是不合適的。國民生產總值是西方學者上世紀才完善的宏觀經濟統計數據體系，只適用於商品經濟時代。在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的傳統社會，將所有產品以貨幣計量方式進行統計，是不合適的。舉例而言，中國古代社會中農產品大部分是不進入市場的，且價格有顯著的地域差異，這種情況下以貨幣統計產出顯然是不合理的。

第三，對體量問題欠缺考慮。中國體量巨大，內部差異也非常巨大。規模上講與整個歐洲大體相當。如果要進行比較，以中國某一區域和歐洲某一國家比較較為合理。另外，意大利在19世紀後期才統一，因此不能作為一個整體參與比較。如果不是新聞稿的錯誤，那就是研究者的嚴重失誤。

第四，中國經濟史料中的數據與現代統計數據的口徑不一致，並且還可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特殊問題。以明實錄的數據為例，存在著多處明顯照抄前文數據的現象。人口和土地都存在著謊報現象。古代人口統計特別偏重男丁，對老弱婦孺的統計是不重視的，這必然導致數據失真。直接利用這些數據進行研究，肯定是不可行的。而如何修正這些數據，各位學者之間觀點爭議巨大，至今沒有形成統一意見。這個團隊無論是直接利用，還是自行修正數據或者沿用其他學者的修正數據，事實上都不可能獲得整個學界的全面認可。在沒有牢靠的數據基礎的情況下，所有推演結論都是沒有價值的。

結論：這種宏觀性的經濟史研究，無論是誰來做，結果除了千瘡百孔之外不會有第二種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專業的經濟史學者在具體從事研究時會盡量回避宏觀性的研究，而主要從事行業和企業類型的研究。很多時候，這種研究只是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而已。但此研究除了重複西方學者的一些結論之外，方法上也沒有創新，並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貢獻。

另外從民族主義角度多說幾句。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態度，從啟蒙運動之後就有了明顯的變化。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開始嚴厲批判中國。之後的黑格爾更是將中國作為人類社會的矇昧時期的典型代表。而這兩個人的觀點，成為了其他西方學者在思想上的基本指導。而這一時期恰恰是西方社會高速發展的上升時期。他們的觀點無論如何確實起到了為西方在世界擴張提供理論基礎的作用。隨著中國在近30年的高速崛起和西方的相對衰落，才有了反思西方對華傳統觀點的加州學派的興起。這是西方人在實力變化下進行思想調整的具體體現。某種角度上講，中國學者受西方近代思想家的影響過於深刻，反倒沒有跟上西方人的思想調整步驟。在研究結論未得整個學界統一支持的情況下，大力宣傳並不明智。

zyb38537240

近年來跨學科研究很火熱，歷史學的研究同樣也與各種學科交叉，出現了諸多名目的研究方向，如歷史人類學、心理史學、法制史、社會史、計量史學、科技史、經濟史等等，名目非常繁多。

但跨學科研究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研究時無法做到兩個學科或者多個學科的綜合考量。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史籍有浩如煙海的說法，就歷史學本學科而言，深入到史料裡做研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一來收效甚微（有時候有皓首窮經無所得的悲慘結果），二來對研究者本身的要求很高，唐代史家劉知幾曾言史學研究講求“才、學、識”三長。

這樣自然而言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歷史學出身的學者無法深入掌握別的學科的研究方法，其他學科用本學科方法去研究歷史問題又往往出現諸多紕漏。比如筆者所見法制史這門學科，往往出現兩派，一是歷史學出身學者研究歷史中的法律，二是法律出身的學者用現代法的思路去研究中國古代的法律問題。這二者自然無法完全融合到一起，當然二者的爭論促進學科進步自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就僅當前而言，對某一問題的認識不盡如人意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當前跨學科研究火熱，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對西方史學研究的借鑑。二、當前研究者出於生存的壓力和科研任務的逼迫（跨學科研究可以申請到項目，而且出成果快）。因此，我們越來越發現歷史學者、歷史專家多了，但出現不了歷史學家了。

經濟史研究，筆者是個門外漢，不敢做什麼評價，但深知經濟史研究的瑣碎與艱辛，對於經濟史研究團隊最新研究的成功十分敬佩。

傅斯年就說過“史學即史料學”，他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雖然對歷史的解釋也不盡然，但史學必須基於史料是毋庸置疑的。但經濟史研究就出現幾個問題，如材料足夠嗎？材料確實嗎？

我們都知道經濟研究也要靠數據建模，但數據不具有代表性，或者數據本身就存在問題，那研究的結論有很值得懷疑了。雖然該團隊作出了結論，但結論很顯然無法使我們信服，我們又沒有辦法再做一個模型進行研究，得出另外一個結論。對於歷史學者而言，每一朝代的政府收入和人口都是無法確定的兩個部分，那麼GDP和人均GDP就只能是一個模糊的區間。

下面有兩位教授的評論：

教授1

李伯重：由於中國歷史變亂相循，資料散失，社會調查不易進行，所以不必強尋歷史全貌。而量化學派統計數據來綜合各方面的資料，這是可行的，只是必須要有足夠的數據。而當前研究中國歷史不能採用的原因，在於數據不足。GDP研究這種對於數據要求很高的研究來說……史料是史學的研究基礎。劉子健先生說：“年鑑學派收集資料，加以排比，試尋其關聯與背景。但往往花了莫大力氣，卻無從判斷所以然。”

教授2

努力方向值得肯定，具體結論還需商榷。工作做得細緻無疑是對的，但是很多數據先天不足，結論很容易陷入自我想象。對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受限於材料，這點不同於近現代的經濟史研究。數據不繫統研究很難說系統。

長期以來，不論是《明史》，還是《清史稿》，都在講述明永樂帝的盛世，康乾盛世。

這其中是有質疑的！

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時代，每畝地的產出是固定的，糧食用來吃，棉花用來織布，秸稈用來作為燃料。

農耕文明時代，中國和歐洲農民的生活，並沒有較大的差別。

倒是印度，處於熱帶，較少旱澇災害，每畝產出更高，成了中國人傳說中的“西天”，生活水平要高於同時代的中國和歐洲。

馬可波羅筆下的中國遍地是黃金，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是“世上最美、人口最多、最昌盛的王國”。更多是西方人對神秘東方的想象。

著名教授李稻葵帶領清華經管學院以及北大經濟學院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團隊，基於歷代官方和民間的各類記錄，用生產法系統測量了北宋、明、清的總量GDP、經濟結構、增長格局及公共財政等問題，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

中國在北宋的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經落後於意大利，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後被英國超越，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之前，雖然中國部分地區和歐洲最富裕地區的生活水平相距不遠，但中國整體已經落後於西歐，原因是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資本、土地的積累速度，導致勞動生產率不斷降低。

這一發現顯示，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比之前的認知更加早熟，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也早於世人的認知。

那麼是否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復興夢實際上是一種虛幻的夢，中國歷史上並沒有那麼輝煌呢？

該團隊就此解釋稱：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在很早就進入到了一個高水平的超級穩態。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識形態上達成統一的國家，西漢時期就已經達成了這種統一。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也相對成熟得非常早。又由於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最東端，沒有受到太多外來者的侵佔和攻擊。所以，中國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相對穩定，以孔孟之道為核心、意識形態相對統一的大一統體制和政治經濟結構。

這種結構使中國的經濟很快就達到了增長的潛在水平，進入到一個穩態之中。由於中國社會相對穩定，處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醫又有較為發達和早熟的保健和生育技術，這使得人口增長得非常快。這樣一來，中國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大而不強、穩定又相對脆弱的帝國形態。這並不是說中華文明落後於世界，而是說明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較獨特的一支。

李稻葵教授團隊，做出的研究結論非常了不起！

還想補充的是，西方生活水平開始大幅超過中國，是從1500年開始的，西方從1500年開始，花了兩百五十年時間，完成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工業文明大幅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

到了1793年，英國人馬嘎爾尼出使中國，首次打破了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國盛世”神話。

馬嘎爾尼記錄了同時期中國和英國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

清政府委派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使團的船上，端茶倒水，洗衣做飯。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洋洋的臉。”“他們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地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在英使團的船隻行駛於中國內河時，官員們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縴，拉一天“約有六便士的工資”，但是不給回家的路費。這顯然是不合算的，許多百姓拉到一半往往連夜逃跑。

“為了找到替手，官員們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莊，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從床上拉下來加入民夫隊。兵丁鞭打試圖逃跑或以年老體弱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幾乎沒有一夜不發生。看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悲慘狀況，真令人痛苦。他們明顯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們總是被兵丁或什麼小官吏的隨從監督著，其手中的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彷彿他們就是一隊馬匹似的。”

英國人分析說，這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在的政府而言，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更大的分歧出現在面見皇帝時的禮儀上。清廷要求馬嘎爾尼像1653年的荷蘭使節一樣，對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禮，而馬嘎爾尼斷然拒絕，他表示，自己覲見英王時行的是單腿下跪之禮，他也準備以同樣的禮節見中國皇帝。這當然讓中方非常憤怒，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在多番斡旋之後，清廷才勉強同意馬嘎爾尼單膝下跪。

馬嘎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在日後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奇聞道古今

先說個人看法，這則新聞報道是在斷章取義、標題黨，甚至是炒作輿論、煽動民族情緒！

不少人看到這個新聞，對此義憤填膺，因為這個結論明顯違反歷史常識和邏輯，嚴重挫傷民族自尊心。

說西方工業革命後碾壓東方，咱們得認，畢竟隨之而來的是百年國恥，不認不行。但說1300年前歐洲就已經超過中國，憑什麼證明？

就算《馬可波羅遊記》是假的，歐洲人對東方的嚮往卻不會是假的，否則幹嘛要前赴後繼地開闢新航路？

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對清朝貿易都是連年赤字，這才下三濫地走私鴉片，1800年的英國都沒有什麼能拿的出手的財貨，何況是1300年的歐洲？

1300年的歐洲，四分五裂、戰火連綿不說，還有可怕的黑死病、愚昧的中世紀宗教專制，這時候的歐洲會比中國發達？

但是細看李稻葵團隊的文章，很明顯新聞報道是斷章取義甚至是標題黨了。

李稻葵文章原標題是《北宋領先世界，清代落後西歐——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研究告訴我們什麼？》 ，這和新聞報道的《李稻葵團隊釐定宋明清經濟：公元1300年已落後歐洲》明顯是兩回事好嗎？（新聞網址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014/15724064_0.shtml）

再看李稻葵的文章內容，除了對研究介紹外，核心結論有三部分：

第一，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水平按當今的標準看是十分落後的。

第二，從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國人均GDP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波動，清代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第三，宋代中國的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在1300年之前已經落後於意大利，1400年前後被英國超過；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之前，作為整體的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歐，因而，東西方的大分流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開始了。

第一點非常自然，現代社會生產率碾壓古代，這是無需證明的吧。

第二點也符合一般歷史常識，宋朝經濟文化繁榮是公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就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至於清朝人均GDP下降了，一方面和統治者有關，一方面也是清朝人口爆炸性增長的緣故（1834年，清宣宗道光14年，全國總人口40100.8574萬。宣宗實錄卷261）。

第三個結論就容易引起爭議了，尤其涉及到中西方比較。

但李稻葵文章說的很清楚，宋代中國是世界領先的，中國整體上被西歐（注意，是西歐不是歐洲！）超過是1750年。

這個結論至少在邏輯上是不明顯違反歷史常識的。

康乾盛世是中國古代社會的迴光返照，是中國水分最大的盛世，和經過了兩百多年殖民掠奪、黑奴貿易、重商主義發展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西歐相比，按照人均標準比較清朝落後於西歐不是不可能。

至於1300年、1400年中國是否沒有意大利、英國富裕，以及用GDP核算古代生產率、文明發達程度是否合理，這需要專業學者對了歷史經濟數據和研究方法進一步討論。

但是至少，李稻葵文章大的結論被新聞報道歪曲了，這是肯定的。

關鍵字: 經濟史 2017中國經濟年報 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