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新京報智庫學術沙龍活動順利召開。新京報記者 陶冉 攝
劉明媛
人社部中國就業促進會副秘書長
於鳳霞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文書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
聞效儀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副主任
張成剛
首都經貿大學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範圍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院長、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秘書長
朱巍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韓驍
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
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導師
專家認為，新經濟帶來就業增長，不能用傳統觀念界定新型勞動關係
近年來隨著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方式發生諸多改變。新經濟帶動就業增長還有多少潛力？新經濟勞動關係如何界定？鼓勵新經濟發展與保障“網約工”權益應該如何平衡？7月19日，新京報舉辦以“新經濟、新就業與新型勞動關係”為主題的學術沙龍，就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沙龍邀請了人社部中國就業促進會副秘書長劉明媛、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於鳳霞、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高文書、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副主任聞效儀、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院長兼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秘書長範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張成剛、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導師韓驍參與研討。
國家信息中心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2萬億元人民幣，比2016年同比增長近一半。非金融共享領域（包括生活服務、生產能力、交通出行、知識技能、房屋住宿等）市場交易額約為2.09萬億元，比2016年同比增長2/3。
劉明媛表示，“新經濟、新技術催生出更加靈活、多元的就業形態，主要表現在工作時間更加靈活，可以自由掌握、分配自己的工作時間。可以兼職、可以專職，同時還可以滿足我們作為自由職業者的渴望。”
此外，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員工數約716萬人，比2016年增加131萬人。即城鎮每100個新增就業崗位中，約10個崗位來自於平臺企業。但通過互聯網平臺提供服務的勞動者（即“網約工”）的數量則是平臺企業員工數的10倍左右。截至目前，我國“網約工”人數已達7000萬人左右，同比2016年增加約1000萬人左右。
劉明媛說，對新的業態高看一眼，放水養魚。高看一眼就是將新就業形態作為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的新的增長點，給予大力鼓勵和支持。放水養魚就是要先沿著放開搞活的主線或者思路引導其健康發展，發展起來之後再逐步進行規範。
新經濟帶來新突破
人社部中國就業促進會副秘書長劉明媛認為，新經濟帶來了“新突破”。一方面，這種突破可以用“迭代性”來表述。一個高端技術產業的產生，促使許多傳統崗位消亡的同時，也創造了許多新的崗位。另一方面，劉明媛認為新經濟突破了人們對傳統經濟的認知，新經濟帶來的新就業形態具有多元性、靈活性的特點，這種特點也體現在改善分配方式、提升就業質量方面。
總而言之，劉明媛表示，新經濟發展帶來的就業增長潛力是巨大的，但不能迴避新經濟背景下就業發展面臨的挑戰，即就業界定的不適應、人力資本匹配的不適應、保障體系的不適應、權益保護的不適應和社會制度的不適應。
她建議，首先，態度上要對新的業態高看一眼，“放水養魚”；其次，政府層面應該統籌規劃，具體來說，要做到填補空白和納入盤子、擴研政策和制度創新、搞好保障和確保權益的三個結合；再次，針對人力資源要強化培訓、塑造精深；最後，對於新經濟要進行生態涵養，舉全社會之力構建多元創新格局。
共享經濟促進靈活就業
於鳳霞稱，新的就業形態包括共享經濟、平臺經濟創造的新就業崗位。在轉崗就業問題上尤為明顯，當一個人沒有固定工作但需要收入時，這種機會是非常寶貴的。共享經濟發展為一技之長的自由職業者提供更多的靈活就業機會。以前總是強調創業是就業的渠道，以往人們就業往往是找一個固定單位。現在，共享經濟也好，平臺經濟也好，它們為創業式就業提供很多機會。
“面向未來，當靈活就業群體越來越大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可能形成一種基於工作交易關係的勞動關係？”於鳳霞表示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新經濟帶動就業是世界性趨勢
高文書稱，數據顯示，近五年來，國有和集體部門就業人數在減少，個體和私營部門就業人數在快速增長，增長的人數就在這（新經濟）裡面。“新經濟發展快不是感覺出來的，可以用數據表述出來，在2016年，新經濟對於中國GDP和就業的帶動就已達到了8.1%和6.4%。”
歐盟也在關注新經濟新就業的問題。歐盟“數字工作者”佔11%，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高文書認為，中國在傳統的行業，像製造業，在前三次革命當中是跟隨者，現在新經濟的發展有目共睹，中國是新經濟的第一梯隊。
“網約工”需要溫暖
聞效儀表示，新經濟一定程度上也是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勞動密集型的經濟是高就業的、低技能的、低工資的，也是流動性比較高的。
“平臺擁有越來越多的人群，他們的權益保障是我們現在比較關心的問題，這在全世界範圍內也是難題。所以說，如何做好靈活僱傭人群權益保障確實值得思考。”聞效儀說。
聞效儀以網約車為例解釋，讓司機有安全的環境，才真正給乘客有安全的環境。所以司機更缺的可能不是監管，而是大眾的溫暖。
新經濟潛力與挑戰同時存在
張成剛表示，新就業形態出現之前，中國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就業比率為60%。新經濟的出現，使非正規就業勞動者轉入新就業形態，佔原比例的15%。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已經有3000萬人在網約車平臺上獲得過收入，就業的增長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他指出，潛力與挑戰同時存在，比如行業管制政策和消費需求下降。
對於新型勞動關係如何界定，張成剛認為，“判斷勞動關係的法律主體，不是把平臺和平臺運營主體簡單等同化。”在“網約工”權益保障上，他提出，在保障勞動權和勞動報酬權的基礎上，保障其他救濟性權利。比如，網約車平臺在自己嘗試使用商業保險，來幫助從業者，現在已經有50多萬人參加到醫保當中，每一單提一毛錢，他可以獲得大病醫保。這也是平臺的探索。
對新事物保持一定的尊重
範圍認為，開放的移動信息平臺下，尤其是多次服務為主的信息平臺下面，因為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匹配，在特定區域能夠達到勞動力的需求和業務的需求的及時匹配，這是一個生產模式的改變。
同時他指出，法律會有滯後是常態，但是對於新的問題不一定說是沒有規範，只是說我們因為種種原因對於新的事物保持一定的尊重。
用靈活的方式界定就業
朱巍認為，勞動權首先可以從憲法層面上來理解。“勞動是一種權利，用什麼方式去勞動是勞動者的自由，應該被尊重。”在勞動法相關體系層面，勞動權應該基於不同經濟形態考量，他建議採用靈活的方式界定就業。談起新型經濟關係，朱巍表示，分享經濟平臺化、兼職化發展，意味著勞動關係不能再沿用傳統的勞動合同法中規定的僱傭關係去界定。基於新型勞動關係，他建議勞動法學者將研究重點放在平臺責任劃分上。他說，“互聯網+背景下，勞動合同需要做出重大改變。”
網約工體現勞動形式的多樣性
韓驍表示，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我國現行立法採用的是，有勞動關係的給予勞動法保護，否則勞動法不予保護的二元框架，即勞動法的適用範圍只限於“用人單位”的勞動關係，其他從屬勞動均作為民事僱傭關係由民法調整。
“網約工”的勞動形式顯然已經走在了傳統勞動關係之前。他們與互聯網平臺企業的關係以及工作的方式更加靈活，大多數時候是處於勞動關係和合作勞務關係之間的一種狀態。韓驍舉了網約車的例子，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者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即體現了這種勞動形式的多樣性。“網約工”與互聯網平臺之間不存在人身與經濟上的雙重隸屬關係，不用到固定場所上班，也沒有考勤等約束勞動者的管理制度。所以雙方在行為外觀上更符合合作關係。在韓驍看來，不直接規定勞動關係更利於新經濟的發展。
新京報記者 陳維城 實習生 趙煒 童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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