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
最近,言恭达教授在《群众·大众学堂》刊文纵谈中华文化,提出要坚持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社会处于转型期,更需厚植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处于转型期,我们更需要厚植信仰。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一旦信仰缺失,带来的是人性的危机。中国人需要找回我们祖先身上曾有的君子之风:自信、诚实、坚毅、敬业、博学、友爱、礼让、担当……这种民族人文精神的回归,正是中国文化自信、自强与自觉的表现。人需要信仰,才能坚持操守,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信仰,才能成为受尊敬的大国。面对历史丰厚的馈赠,面对当前优越的物态竞争,反思新时代艺术界部分人士的浮躁,我们要继续保持对历史的自省与谦卑,承担起对未来的使命和担当。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在追随时兴与浅薄,注重形式与浮名。但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轻慢,唯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缺一不可”,应该和我们不离不弃。《世界是平的》一书把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一个理想美饰的世界:大家一起站在平地上,每个人都是中心,都成为了主角,个性化炫如星光灿烂。
我想,在“以自我为中心”而追求自由光环随意宣泄的互联网时代,需要那些坚守文化信仰、时代审美理想与职业操守的真正“求道者”,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仁”的思想,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与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库与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价值观使得中华文明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而中国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药方不是武力与军事,不是民主与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目前,新技术不仅催生新的经济范式,还将整个地球转变为一个人类依存度更高的大家庭,推动人类意识的转变,将人类的同理心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当前这个重要时期,孔子关于“仁”(或者说“同理心”)的思想尤为重要。世界需要用同理心意识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界。“同理心”——“仁”,这只“看不见的手”帮助世界凝聚与和谐,组成更大的经济单元。
孔子倡导的“仁”的思想,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孔子相信,人类个体的自我发展取决于能否促进他人的发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施予同理心的本能,一个人只有承担起个人责任,照顾他人利益,才能促进自我发展。2500多年前,孔子就呼吁人们以仁爱之心营造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先知,建构了不同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未来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世界将会出现一个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新“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轴心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有学者认为,新“轴心时代”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文化将由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份额。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其现代价值更凸现出来而赢得新的发展与进步。 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互相交融。
可以预见,在21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整合,哪种文化就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影响力。21世纪新的“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时代,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交融的时代。新的“轴心时代”文化,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价值将在新“轴心时代”对人类社会起到一定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人类文化、科学、经济、政治与社会全民新觉醒时代。这是挑战人类文明、考验人类智慧和人类心灵创新文明的新机会。文化自觉是一种提升,一种超越,一种方向,也是一种精神,既有客观认知的意义,更有主体发展的意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之间,我们要问天下何事?世界何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敬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让人们提高作为“人”的内质品德而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让人们顺应自然,回归人的内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哲学以及它们“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心灵的关系”上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我们认知变化,是看到变化所引致的创造性力量,看到变化中的创化精神。在创化中我们看到一个积极的刚健精神,即“乾”的精神;也看到一个厚德载物的精神,即“坤”的精神。中国文化特别注重天、地、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现为“天能生人,人能弘道”的信念。人能弘道,就是能掌握宇宙的整体规律。
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也就是在实现自我中实现人与社会共同的生命与文化价值,因此,当代文化的新觉醒是“以道为本,以德为基”——技进乎道。时代文化创造与未来发展的觉醒,是文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认知与履职的觉醒,是“周知万物,道形天下”的时代人文创造精神建设与完善的觉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人类创造的不同形质的物态,经过历史的凝聚而延传着。中华传统中曾经强调过“和合学”,这是中国先贤面对文化冲突提出的化解办法的一种智慧,其中包括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突出人格理想,是由于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造成的种种矛盾和人格分裂。“大道废,讲仁义”(孔子),儒家讲求“内圣与外王”。“内圣”——道德修养;“外王”——道统为王。“圣王合一”是内圣外王合一,即天人合一,此为儒家的人格理想。中国文化儒、道、释合一,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教治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家)。司马承祯提出修身七个治要——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此乃最高的终极关怀。
当今社会存在多种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的矛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只有传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文化,才能“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坚持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才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摘编自《群众·大众学堂》2018年第3期,原标题为《深入推进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自觉》,作者:言恭达,原文编辑:陈伟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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