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初的士人们不苟于世俗，但还对理想抱有希望，晚明以后则彻底灰心了。这时，文化界出现了一种新复古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实际上，既无秦汉的质朴雄浑，也没有盛唐的宏大气魄，只不过在形式上模仿作一些小品。不过，它对当时的八股文及以文媚神，媚权，谄谀权贵的文风起了对抗作用。稍后又有唐顺之、茅坤等，提倡直写胸臆。他们的作品与其说仿秦，汉，盛唐，不如说更像六朝士人，大多是些玩风赏月的风流文字。这些文人大都爱好饮茶，从茶中追求物趣。待到满清入主中原，这些文人既不肯“失节”助清，但又对时局无可奈何，乃以风流文事送日月，耗心志，有些人甚至皓首穷茶，一生泡在茶壶里。所以，表面看这一时期茶人与明前期的风流雅致相似，但实际上完全失去了那阔大的抱负与胸怀。
这一时期的茶人提出一些“理论”，为他们的消极情绪辩护。一是说“茶即道”，物神合一，不用专门考虑发扬什么其他精神。如张源认为茶本身“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所以，这些茶人特别讲究茶汤之美。二是讲与世无争，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反正自己不想参与国事。所以，即使在饮茶中也必定一团和气。各人对茶的观点不一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一笑了之。像陆羽那样为茶艺与李季卿翻脸，作《毁茶论》的事，在这些茶人中是不会发生的。许多茶人不仅效仿陆羽入山访茶，而且自筑植茶的小园，饮茶的茶寮。张源隐居洞庭达三十载，朱汝圭春夏两季必入罗芥山访茶，六十年而不辍。这些人对茶的产地、滋味，水的高下，鉴别极精。
在茶道哲学倾向上是唯美主义，所以对茶具的精致化有很大促进。对各地茶品，特别推崇罗芥茶。罗芥处于常，湖二州交界的宜兴和长兴，唐代陆羽写《茶经》便是在这个产茶区。由于明人推崇罗芥茶，宜兴陶制茶器因之身价大起，一把好宜兴壶当时便值五六两金子。器具更精美，物品更要精，除选茶外，对水的要求也更高。这时文人崇尚的是惠山泉水，许多人把惠山水装了罐，长途运输，带在身边。张岱专门组织了一个运水组织，为朋友们服务，按量论价，月运一次，愿者登记，每月上旬收银子。
最大的变化是饮茶环境。这时的茶人大多把室外饮茶搬到室内。陆树声所作《茶寮记》便是个典型。他主张园居小寮，禅栖其中，中设茶灶，备一切烹煮器具，烹茶僮子，过路僧人，跏跌而饮。茶人不再到大自然中去寻求契合，既然茶本身就包含着道，就不必到自然中去寻找了。所以，茶友必是翰卿墨客，编流羽士，逸老散人。一句话：有钱又有闲。所以，不再像陆羽、皎然等的茶人盛会，而希望人越少越好。说独饮得神，二客为胜，三四为趣五六曰泛，七八人一起饮茶便是讨施舍了。所以，有许多“易饮”、“不易饮”的讲究。这种自讨茶生活的风气，在明清茶画中到处可见。
此时的茶艺不仅要精而又精，而且常别出心裁，搞许多奇巧的花样。《茶寮记》载，沙门福全点茶时能使汤面幻化出一句诗，有的则使水纹成鸟兽虫鱼形象，被称为“茶百戏”。明人许次纾作《茶疏》说，饮茶时应当是：
心手闲适，披咏疲倦。
意绪纷乱，听歌拍曲。
歌县曲终，杜门避事。
鼓琴看画，深夜共语。
明窗几静，洞房阿阁。
贵主款狎，佳客小姬。
访友初归，风日晴和。
轻云微雨，小桥画坊。
茂林修竹，课花责鸟。
荷亭避暑，小院焚香。
酒阑人散，儿辈斋馆。
清幽寺观，名泉怪石。
这些要求无非是清闲、雅玩，茶人高洁的志向消失殆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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