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嘟嘟的小不理
謝謝，說沒說不知，中國古代在各行基礎研究應用還是可以，主要近代幾百年科學幾乎停止不前，西方主要是在電，蒸汽機械促進生產力和科技大發展，封閉的農耕思想必然落後。總之理化科技才能興幫強國。
原黃烈平
愛因斯坦觀點我是非常之贊同，但不是膜拜權威，而是我從內心認同，這個總結是非常到位的：科學兩大支柱（充要條件）：形式邏輯（演繹推理）和系統實驗（經驗歸納），缺一不可。
為什麼愛因斯坦認為「中國的先賢沒有走上科學道路不令人奇怪」？
在我看來，是因為愛因斯坦和斯威策（J. S. Switzer）有著不同的【隱含假設】，也就是說用不同的角度看問題：
斯威策的【隱含前提】和【邏輯推理】是：
1、地球村中一定會有居民發現科學範式，應該是最聰明、最有創造力的那個居民發現科學。
- 2、東方居民中國領先西方居民，是地球村中最聰明的居民，按照1應該是中國人最先發現科學範式。
3、所以，斯威策很疑惑，為什麼不是那個智商高、學習好的那個中國童鞋發現科學範式呢？
愛因斯坦的【隱含前提】和【邏輯推理】是：
1、地球村居民發現科學範式不是必然的，純粹就是很偶然的運氣，是如同中了500萬彩票一樣的低概率事件。
- 2、地球村中西方居民發現了科學，就如同中了500萬彩票一樣的低概率事件，是逆天的好運氣。
- 3、既然是低概率事件，就不可能人人都中5000萬彩票，而且跟人品、智商相關度不高，所以，波斯人、印度人、回教人，要是人人都中彩票那才奇怪呢！先不論中國人是不是地球村中智商高、學習好的三好學生，即便是，他運氣不好，沒中彩票有什麼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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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策的【隱含前提】是有問題的，在論證方法上叫做「乞求論點begging the question」：預設前提不當。
斯威策【假設1】【假設2】都有問題：
第一，偉大的創造性思想，是不可預測的、初始階段是不可識別的，也不是單一變量，沒有什麼「必定」一說。
也就是說：不是天資好、智商高就一定能成喬布斯、比爾蓋茨，也許稍微有個變量有點差池，你就會碌碌無為一生。
第二，古代中國是不是地球村居民中那個學習好、智商高的三好學生，長期領先西方十條街？我覺得不是，或者說，中、西方兩個學生各有優勢和劣勢。
實事求是的說：李約瑟對中國有好感，《中國科學史》有很多瑕疵，對中國古代技術有誇大的成分。【科技】和【技術】一定要分清楚，李約瑟說的很多是【技術】不是【科技】。
西方人搞出了科學範式，也是過於自信，於是「以果溯因」說自己的文化如何優秀。科學理論是西方文化中所有人同時發現的嗎？
恰恰相反，搞出科學範式就是那幾個人，而且絕對是當時離經叛道的人，或者被主流文化所不容的人。
搞出演繹數學的畢達哥拉斯是個神秘主義教徒，遵循一些奇形怪狀、毫無理性的禁忌，比如：不能吃豆子、避開白公雞、不能掰開面包。
科學精神核心之一就是懷疑精神，提出「無限詰問、反思質疑」原則的蘇格拉底，被希臘人判了鴆酒之刑。
古希臘大數學家阿基米德被古羅馬人一刀砍死。
將實驗歸納與演繹邏輯結合起來，建立科學範式的伽利略，被教廷軟禁終身。
對異見的寬容不是西方文化功績，而是政治變革、印刷技術進步的結果，比如：新興資產階級興起、新教和天主教的互相制衡，印刷術的出現等因素。
古希臘哲學、歐幾里得幾何學等開始被基督徒燒光了。如果不是伊斯蘭的百年翻譯運動保存火種，古希臘文化可能會消失。
我覺得就是巧合，文化也許有影響，也許沒有。反正你能說出多少正例，我就能給出多少反例。所以，不能以「文化決定論」解釋西方出現科學的原因。
西方發現現科學範式也就是那幾個人，而且火種隨時可能熄滅，不過，運氣有點好，流傳了下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社會漸漸寬容，而且西方人開始認識到科學的威力。
就跟基督教一樣，如果不是門徒保羅是羅馬人，基督教的火種就熄滅了，跟歷史上千萬種消失的小宗教一樣。今天，基督徒將基督教壯大解釋成耶穌的預言，是必然的，你覺得這靠譜嗎？
所以，古代中國人搞不出科學範式，是很正常，我們用不著自我貶低。
西方搞出科學範式，也是很偶然的因素，不要過分抬高西方文化，認為二者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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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有種族歧視嗎？
從愛因斯坦寫給斯威策（J. S. Switzer）回信來看，應該是不存在種族歧視。
愛因斯坦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在公共場合言論是極有悲天憫人之心的，並不是【種族歧視分子】，也不是【種族優越者】，而且他即便是猶太人，對【猶太人優秀民族】這種觀點都嗤之以鼻，
但是，愛因斯坦在私下裡有一些言論，是非常看不起中國人，有可能會刺痛我們的民族自尊心：
愛因斯坦二十年代訪華的時候的見聞，與他的繼女通信出版了，在下面這本書中，書中有一些對中國人的評價：
我沒有這本書，愛因斯坦的這些言論引自《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的引用：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80615/einstein-travel-diaries/
愛因斯坦在當時見聞和感想，我摘引一些：
中國人吃飯時不坐在凳子上，而是像歐洲人在樹林裡如廁那樣蹲著……安靜、拘束，就連孩子看上去都很呆板、愚鈍。
如果這些中國人取代了所有其他種族，那真是遺憾。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就連那樣想一想都是無可言喻的悲傷。
大多數負擔沉重……他們似乎駑鈍得不理解自己命運的可怕。
就連那些淪落到像馬一樣工作的人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痛苦。特別像畜群的民族。
我注意到，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差別非常小。我不明白中國女人擁有哪些致命的誘惑力、使身邊的男人無力自衛、只能去繁衍後代。
愛因斯坦引用葡萄牙女教師的話：沒法兒培訓中國人進行邏輯思考，他們特別沒有數學天賦。
不過這是愛因斯坦私人通信，從來沒有想過這些日記有朝一日會被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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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因斯坦生活的時代，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西方強勢文化，不堪一擊，一度有開除地球球籍的危險。中國人民生活在最貧窮、最混亂不堪的國度裡。
現在的電影、電視劇的民國形象是紅男綠女的「黃金時代」，一股懷舊風：
我們來看看像陳丹青這樣的文人口中「大師遍地」的「黃金時代」，普通人的「民國範」是怎樣的：
我們今天看到印度的火車和貧民窟，會譏笑「十億牲口，一億人類」。
如果你是愛因斯坦，看到當時的中國衣衫僂爛、食不果腹的平民階層，目不識丁、毫無知識，魯鈍到不知道自己命運可怕的平民，給你第一感受是什麼？
相信我，貧窮也許是最大的罪惡之一，發展才是硬道理。
相信我，倉稟足而知禮節。
俗話說：主要看氣質，「倉稟足」你的氣質都不一樣。
這一點狗都知道！狗能識別這種氣場，狗聞得到你銀行裡的存款數字，所以愛咬那種打扮不光鮮的人、衣衫僂爛的人，叫花子要拿打狗棒。
所以，儘管我也不舒服，但我能理解當時的「民國範」給愛因斯坦帶來的震撼！
小漢字見大歷史
對這個問題有人說愛因斯坦根本沒說過這樣的話，那我不得不做出更正，愛因斯坦的確是這麼說的。不但說了，還白紙黑字寫在信裡。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1953年的斯偉澤（J.S. Switzer）當年還不算學者，他是一個美國陸軍退役上校，正在斯坦福大學攻讀歷史學碩士。這個人見多識廣，對中國歷史頗有興趣，選修了漢學家芮沃壽教授的閱讀課。在課堂上，師生們一起熱烈討論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即“中國歷史上有沒有科學？”討論沒有什麼結論，於是斯偉澤就悄悄用書信的形式把討論筆記寄給了愛因斯坦，想聽聽大科學家對此的看法。
顯然是看到斯偉澤的問題很有趣，所以愛因斯坦決定給這個學生回信，信中最著名的片段就是題主引述的那段話。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裡，這段話引起了無數爭議。
有人認為愛因斯坦太傲慢，是在侮辱中國人的智慧。這一觀點最不值得一駁。只有傻瓜才會在一封肯定會被公諸於世的探討學術的書信裡毫無道理地去侮辱一個民族，而眾所周知，愛因斯坦是這個地球上數一數二的聰明人。
還有人不服氣，覺得愛因斯坦是在不瞭解中國歷史的前提下妄加評論，是對中國的輕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約瑟，因為他一直都在思考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科學的問題，偏偏愛因斯坦卻在信中表示，這個問題根本不重要，真是讓人生氣。
其實，愛因斯坦表達了兩層意思。而一旦我們理解了他的這兩層意思，就會明白，愛因斯坦的確比世上絕大多數人都瞭解一件事，那就是“科學”。
第一層意思，愛因斯坦認為，科學的產生必須有兩大基礎。一是古希臘哲學，尤其是以幾何學為起點的形式邏輯。二是文藝復興以來的，通過實驗尋找因果關係的方法。而據他的瞭解，中國歷史上缺少這兩大基礎，因而科學無法產生於中國。
第二層意思更加重要，愛因斯坦認為，科學沒有產生於中國，就像科學沒有產生於埃及、巴比倫、波斯、瑪雅等地方，其機制是一樣的。換句話說，人類的各個社會沒有產生科學是普遍現象，是相當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反倒是科學的出現是一種歷史的反常，需要做出全面的解釋。因此愛因斯坦才會說出這樣的話：“在我看來，中國的先賢們沒有能夠走上做出這些發現的道路，是不值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發現居然被做了出來。”可見這句話的重點在最後幾個字，不在於前邊提到的中國。
也許，更有趣的問題在於，既然愛因斯坦說了形式邏輯和實驗方法是科學的必要基礎，那麼他為什麼還會說，科學的出現本身是令人驚奇的呢？也就是說，愛因斯坦是不是覺得，僅有這兩大基礎，並不能保證科學就一定會產生呢？一想到這裡，我覺得好複雜。
我大膽猜測，愛因斯坦在這裡暗藏了一種逆經叛道的、反必然性的哲學觀——在他看來，科學不是必然會產生的事物，在這個過程中充滿了意外、偶然和隨機。假如我們認真對待這一觀念，看待世界的眼界一定會大有不同。
西閃
說西方科學成功是通過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及文藝復興的系統試驗找出因果關係得來科學。正確與否，那是人家的事，不加妄論。但愛因斯坦說“中國的先賢沒有走上科學道路不令人奇怪”卻耐人尋思了。中國的先賢怎麼就沒有走上科學道路了？還不令人奇怪？簡直是笑話，中國先賢走上科學道路之早，說出來能驚掉你愛因斯坦的大牙。華夏大族沒有科學？你愛因斯坦怎麼想，怎麼做，那你的事。沒人管你！但在世界上公開貶低華夏人文智慧，就過分了。別說你用20幾個字母就想玩轉華夏人文智慧，做夢呢吧！就算你投胎轉世於中國，給你一輩子的時間，你也不見得能弄明白華夏文明的百代傳承。同時，這也看出中國科學的無力。不憋屈嗎？不枉為中國人嗎？坐在高位的高端科技分子們不知都想什麼幹什麼呢？氣憤。思量一下這道問答題給我帶來的感覺非常不好，有一種有人罵爹媽倔祖墳的感覺。也就是老了，要是年輕我估計真有要罵大街要打人的衝動。因此，決定認真的來回答這個問答。而且，就用一本中國人翻得稀巴爛的乃至世界都知曉的古典“西遊記”來回擊愛因斯坦對華夏先賢的不禮貌之舉。
說：沒有中國的穿天猴（爆竹的一種），西方哪來的火箭？沒有大唐的銅馬車；你哪來的汽車滿地跑；沒得到竹蜻蜓、風箏的啟迪，你何來的空氣動力學？牽強！行，太過古老土氣。算牽強。過！在說今天世界追捧熱議（包括國人在內）的人工智能，在看看中外科技、企業、大學等的追捧熱議，都快瘋了。我就拿了悶了，怎麼就不回頭看一看呢，現代的人工智能與古老的傀儡術，就不能對比一下嗎？還牽強。行，用陳康爛穀子說事。那就還算它牽強。
我們都記得1997年2月23日，一條來自英國的新聞報道。石破天驚般，立刻在人類世界範圍內引起轟動。這就是“克隆羊 --- 多利”的誕生。這就是人類在20世紀末發明創造出來的最大的科技成果。西方科技界稱之為“CLONE --- 克隆技術”。如果你翻開“西遊記”，你就會發現一個神通廣大的似人非人的“孫悟空”。他早在幾千年前不但可以從自己的毛髮中提取生物體細胞和幹細胞來“克隆”自己，而且還能夠非常高明的“克隆”出自己的七十二個異變種來。並且它們都在實際中得到應用。就連那蠢萌萌的豬八戒都能成功的“克隆”出三十六種異變體出來！而且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應用。如此的智慧啟迪，難道說這是作者的想象力豐富或閒的蛋疼胡編出來的？遠古故事與現代人類的發明創造碰撞在一起，真的是巧合嗎？像玉皇大帝手下千里眼、順風耳兩員大將所掌握科技，難道不如現代的手機通訊和雷達通訊科技先進嗎？或者是古代智者有未卜先知的迷信能力？再或許是老天早有安排吧！你信嗎？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它就這麼存在了五千多年了。就算是以上臆想，也比西方科技早多少年？看看歷史就都清楚了。愛因斯坦說“中國的先賢沒有走上科學道路不令人奇怪”不管什麼動機與用意，都是不正確的。
凡是認為這是牽強附會的，也不為過。怪只怪當時中國先賢的智慧與世界人文還沒脫離或剛要脫離農耕文化的時期，哲學思想和數學物理還無法成形起步。再者中國先賢的智慧太過於高大尚了，與當時的人類智慧不在一條線上。先輩們沒有辦法只能以西遊記等類的形式來告知當時的人類世界（包括西方人文，愛因斯坦也不例外）。因為，說多了，說深了。他們不懂。現在也是如此，包括一部分國人在內，這部分國人連自己的文化是什麼都不清楚了。在哪餵雞糞、餵雞糞的亂BB。
信與不信的，我不在意。但我把話撂這！要說科學的先見與遠見在中華老祖那裡來說，真是數不勝數，屢見不鮮！而且都是年代久遠，陳舊新鮮的老早存在。比如：“無燃料能源科技時代”，不是我打擊西方科技，它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個時代是現代的人與科技還沒進入、沒實現的科技時代。它就體現在“西遊記中唐僧師徒五人”之一的“白龍馬”的背後。師徒五人除“白龍馬”都是人形，不奇怪嗎？“龍”在中國傳說中是合成拼湊出來的，它具有強大的上天入地的本領，卻貶為“馬”，當腳力來使用。西遊記的作者是不是閒的蛋疼啊，不是閒的。那就一定有另外一個含義。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馬”是人類進入科技領域裡的第一部動力系統。這就意味著人類能將科技從“馬”進行到“龍”的科技時代。誰還懷疑中華老祖智慧的先見與遠見，可以反駁。我接著。不是在這裡刺激誰，也不是在這裡洩憤。有點，但不多。我只想告訴西方科技“白龍馬”背後的典故，是能難倒一大片西方科技的典故（龍的傳人的使命）。這個典故對今天西方科技可而言，就是西方科技用榨汁機把自己的腦子榨個稀爛，也榨不明白的一件事。但它在華夏老祖眼裡就是“一張黑板，一支粉筆”分分鐘就能證明的毫無難度的一件小事事兒。在此我只想對西方科技說一句話“看不懂東方科文，就別評價東方科文”。至此，應該結束了。但有一個古老的現象挺憋屈，但還是值得一說的，那就是“白龍馬”能難倒西方科技，可一旦面世，就與華夏古老四大發明的命運相同，必將成為西方科技手中的玩物！有個小視頻說的好：華夏老祖養了一盆花，給它澆水，給它施肥，等花開了，叫西方科技這個癟犢子，連盆都端走了。鬱悶歸鬱悶，但這裡能看出東西方科技的秤與砣的那種關係。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否則，西遊記就不用組團去“西天取經”了。真的很佩服華夏老祖的智慧，其意義的確深遠。以上是從物理學的角度去看西遊得到的結果；如果從化學、從醫學或其它科系看西遊，又能得到什麼？如：孫猴子一棍把人身果樹打碎的背後是什麼？那就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的醫術。一副湯藥就把果樹復活，短肢再生的醫術。（聲明:這裡與中西醫內鬥毫無關聯）這醫術是未來醫術，是現代醫學還沒實現的器官復活和再生的醫術！難道這也是牽強附會嗎？說西遊記是穿越古今未來的科技百科全書一點都不為過。哪吒腳踏的風火輪，像不像今天技術還不太成熟的腳踏的飛行器？
過往不究，自古有太極闡述出“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但它與現代主要科系之間碰撞一下，就存有了至關重要的奇妙關聯，它們可相對應現代的“哲學，語文，數學，物理和化學”五大科系。這也是巧合？如果有人認為是巧合，那接下來的就更加詭異了。看唐僧師徒五人也恰恰奇巧的對應了“金木水火土”“哲學，語文，數學，物理和化學”，唐僧師徒五人的加入使呆板的“五大元素”體鮮活起來了。從古今中外的文化底蘊上看。師徒五人只有唐僧看似最無用，但它卻是其它四人的師傅。怪不怪？且五大元素中也是隻有金看不到真實作用，且有須提煉方可見的特質。現代哲學的地位大家都清楚。因此，“金與唐僧與現代哲學”屬性近似類同，可三者歸一佔領哲學領地。其它“木水火土”的屬性都肉眼可見，且作用顯而易見，可謂之或類比“語文，數學，物理和化學”以及唐僧的四個徒弟，它們佔據四大科系領地，理所當然。至此，從中不難看出這就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期提倡的“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真義所在？
在此只說“西遊記”不是一部簡單神話小說，它證明了華夏先賢那高遠科學執念。在此可以明確的告訴大家“西遊記”這部古典，自以太極開篇開始，就一路貫穿以農耕文化至現代科技前沿以及未來科技經歷的所有歷程。最後引領人與科技進入“潔淨的無燃料能源科技時代”！西遊記之路，就是古今未來的所有科技與時代之路。已證的、未證的、現代人文實現的，沒實現的都隱含其中。具體怎麼把它們抽離出來？那就靠個人的機緣與理解能力了。這就是華夏先賢留下的機緣。沒有能力去實現，沒辦法，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對此東西方科文都不例外！這也是東龍、西鳳如何結緣？如何戲太極之珠終極意義！機緣在此，適者生存！
不喜勿噴！
肖穎50
愛因斯坦在這封信件中明確指出，近代科學的發展在方法論上需要兩大發現，也就是從一般到特殊的演繹法，和以實驗為基礎的“從特殊到一般”的分析和歸納法。在近代中國並沒有出現近代科學，毫無疑問，愛因斯坦的看法是深刻和準確的。
上世紀，在國內外早有大量的仁人志士，對此進行討論，為什麼中國在近代沒有了科學，其中哲學家馮友蘭寫過《 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竺可楨也寫過《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物理學家吳大猷有《數百年中國科學落後於西方的原因》，這些文章普遍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萌芽，但這些並不是近代意義上的科學。而英國的李約瑟提出了李約瑟難題，也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歐美的範圍。
近來，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的發言，他在2004年的演講中分析了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幾個原因。
首先國人的思維傳統就是著重實際，而不注重抽象的理論和架構。
其次，科舉制度和貶低技術的社會觀念。
再次，楊振寧認為中國古代哲學例如易經等對社會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從而使國人對於各種現象都是泛泛而言，缺乏深入的研究，演繹和歸納。這就是為什麼早在中國古代數學就認識到“勾三股四弦五”，而沒有發展出畢達哥拉斯定理這樣的普遍公式。易經裡有陰陽八卦，但卻產生不了萊布尼茨的二進制，其中更是充斥著各種神秘主義或者不可知論，從而阻礙了科學的產生和發展。
愛因斯坦認為：中國的先賢沒有走上科學道路不令人奇怪，這種思想和近一個世紀以來國內外名家們所討論的結果是一致的。中國哲學和文化重視整體，喜歡抽象朦朧，這些在中國文藝上取得獨特的魅力和成就，但對科學的發展卻是不利。
量子實驗室
因為爭議很多，那麼我現在需要對前天回答的這個問題重新編輯一下，由於同一個問題不能回答兩次，所以我只能在原來的文本後面繼續寫，那麼下面會有分割線，嫌多的人可以出門右轉，路遠不送 。
這麼有趣的問題竟然沒人能夠回答，那麼作為提問者我就來摻和一腳吧，回答內容是我的一篇文章
“李約瑟之問”可能為廣大國人所熟悉，而此問題針對的對象，便涉及到了馮友蘭和愛因斯坦對“中國有無科學”的評價。這裡，我們且不管李約瑟自己的解答，而馮友蘭的觀點在早先的文章裡也已經提及，因此，筆者主要來談談愛因斯坦究竟指出了一種何樣的事實。至於這個問題的起因，則是源於一篇學術論文。
杜保友曾經發表過一篇論文，名字叫做《馮友蘭與“李約瑟難題”》，其中主要涉及到了馮友蘭、任鴻雋與愛因斯坦對科學的看法。但在筆者看來，作者似乎預設了一個目的，即數學（按：指幾何-邏輯，一般認為，邏輯學是受到幾何的啟發而出現的）—歸納（按：指近代因果關係）被當作現代科學的充要條件（或者說必要條件）而呈現出一種必然性。因此，這不但導致杜先生對任鴻雋產生了誤會，連帶著對愛因斯坦的話也產生了偏差性的解讀。
筆者在之前的文章裡引用過任鴻雋的觀點，讀者可以清楚的發現，事實上任鴻雋是瞧不起演繹法的，他引用哈佛校長的言論，包括文末列舉的中外例子，皆是為了突出歸納法乃科學的這一認識。其實不難想象，自從休謨第一次高呼要將神學、形而上學的“無用作品”扔進烈火之中，康德開始接過休謨的大旗，不但“砍掉了上帝的腦袋”（按：海涅語），連“古代形而上學”這位女皇也被拉下王位。接著，黑格爾試圖恢復哲學的“無所不包”，可惜他的《自然哲學》最終成為“科哲戰爭”的導火索——不但哲學家們厭惡他，科學家也是對其恨之入骨。“科哲戰爭”來到中國之後，則演變成了當年名動一時的“科玄戰爭”，結果同哲學一樣，玄學也立馬敗下陣來。因此，在自然科學興起的一段時期裡，注重思維（按：心）的哲學根本沒有機會憑藉著演繹法去戰勝以歸納法開啟征程的自然科學——這恐怕就是杜先生對任鴻雋的文章“有選擇性的引用”之原因了，所以他強調演繹和歸納，卻省去了任鴻雋對演繹法的批評。
但杜先生為何一定要突出“數學”這一特點呢？初步閱讀過科學史著作的人們可能都會好奇，“數學成為科學”難道不是笛卡爾時代後發生的事情嗎？古希臘人的“數學”何以成了“現代數學”的源頭？有這個懷疑是正常的，而杜先生卻完全忽略了這一“古今之別”，且不打算深究這個問題。這是何故？原因無他，皆在於對“愛因斯坦的評價”作鋪墊罷了——有選擇性的對待任鴻雋，同樣出於這個理由。
人們熟知愛因斯坦的評價，可能更多來源於李約瑟，因為李約瑟在著作中首先引用了愛因斯坦的看法並作出了自己的批判。但愛因斯坦的觀點，乃是出於對一位學生的回信。這個學生叫J.S. Switzer，胡大年對其背景作過交代：斯威策(J.S. Switzer)是一位美國陸軍上校，退休後到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其間他選修了漢學家Arthur F.Wright的閱讀課(Reading Course)，探討“中國有無科學的問題 (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為此，斯威策自作主張，將課上討論的主要問題記下來寄給了愛因斯坦，並得到愛氏的答覆。
愛因斯坦的回信原文如下：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郝炘對此段話的翻譯是：
西方科學發展是建立在兩個重大成就的基礎之上的：希臘哲學家們（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和（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通過系統實驗找到因果關係的可能性。在我看來，不必對中國哲人沒能走出這些步驟大為驚訝。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學]發現。
杜保友對此段話的翻譯則是：
愛因斯坦在1953年給美國的一位學者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中這樣寫道：“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杜先生又對此作了自己的解讀：
愛因斯坦這封信傳達了三層意思。其一，科學發展是以其特有的方法為基礎的，此方法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體現於古希臘《幾何原本》中的形式邏輯即演繹邏輯，二是應用於文藝復興時期探求因果關係的實驗方法即歸納邏輯。這與本文在前面所說的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徵即數學化和實驗性是一致的。其二，這兩個方法論發現沒有產生於中國而是產生於西方。其三，中國人沒有作出這兩個發現不足為奇，而西方人作出這兩個發現倒是令人驚奇的。以上第一點和第二點是陳述了兩個客觀事實，只有第三點表達一種主觀態度，即用於數學的演繹邏輯和用於實驗的歸納邏輯的發現是令人驚奇的，正因為此，中國人沒有發現它們是不足為奇的。
可見，郝炘女士和杜先生的認識差別不小，前者（郝炘）以為“those discoveries”指的是“現代科學”，後者（杜）則以為指的是“演繹法和歸納法”，那麼哪個理解比較準確呢？很明顯，應該是郝炘，而她也給出了自己的理由。
J.S. Switzer的老師芮沃壽曾對李約瑟的觀點提出批評：
Needham's analysis of Chinese thought appears to be based on two teleological assumptions. The first is a theory of universal progress which holds that all men everywhere have been moving toward "science" in its modern Western sense; this "science" is an ultimate value, the goal toward which all intellectual endeavor should be directed. The other assumption appears to be that men everywhere at all times hav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een struggling toward an ultimate collectivist Utopia;...
I am not persuaded that man's attainment of modern science was in the West or elsewhere a fore-ordained goal in terms of which his other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should be evaluated. I would be inclined to follow Albert Einstein who, in 1953, wrote in a ltter to J.S. Switzer:
郝炘作了翻譯：
李約瑟對中國思想的分析似乎是建立在兩個目的論的假設之上的。第一個是一種普適進步的理論，該理論認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直在朝著現代西方意義上的‘科學’前進；這個‘科學’是一種終極價值，所有的智力探索都應該向這個目標努力。
我不能信服，人的現代科學造詣，在西方或其他地方，是一個預先註定的目標，其它的智力成就都應該用這個目標來恆量。我傾向於愛因斯坦的觀點，愛因斯坦在1953年給斯威澤的信中寫到。
不難發現，芮沃壽最先懷疑的便是李約瑟的前提預設——古希臘人已經決定好了世界未來的走向，因此，科學的演進只不過是順著古希臘人開創的道路而前進。簡單總結一下，便是芮沃壽不相信現代科學乃古希臘人努力實現的目標。而且我們也很難想象這樣一種事實——現代重要科學家愛因斯坦竟然會將現代科學的功勞完全歸功於古希臘人那種粗糙的演繹邏輯，或者是現代科學初期極為粗糙的歸納法。雖然愛因斯坦認為這兩項發明確實重要，但顯然還不可能重要到超越現代科學的地步。
所以，只要認識了現代科學的進展，那麼“中國有無科學”的爭論意義便不大了。因為和古希臘、文藝復興比起來，現代科學才是真正令人驚奇的產物。即便沒有古希臘人的演繹邏輯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因果論的發現，現代中國依舊可以擁有現代科學，事實上，物理學、數學這些學科恰恰和人文學科不同，是不需要去學歷史的。可見，杜先生完全弄錯了方向，根本上誤讀了愛因斯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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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前面的回答爭議很多，我們不妨再來看看愛因斯坦問題的具體細節。這裡我先亮明接下來要說的問題，免得一些傢伙光想“簡明扼要”，在我看來，如果真的有什麼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展，那一定就是“大道至簡”這樣的信仰了。問題：1，愛因斯坦問題近年來之爭議究竟是誰引發的？2，杜保友的論文引用的“愛因斯坦信件”是否準確？3，到底愛因斯坦是在指中國的科學技術令人驚奇，還是指古希臘人的演繹法、近代以來的歸納法令人驚奇，亦或是愛因斯坦時代的現代科學令人驚奇？這幾個問題是緊密關聯在一起的，下面回答的時候會穿插在一起來說，這裡我們再引用一下還學文女士的文章。
許良英的譯文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
這是七十年代許良英先生的譯文，雖然書裡寫的是“胡文耕譯”，但實際上就是許良英先生翻譯的。這個譯本的意思，明顯是說“愛因斯坦覺得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令人驚奇”。
到了八十年代，許先生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翻轉，將譯文變成如下所述：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這樣一來，譯文就變成了對形式邏輯和文藝復興時期歸納法的極度推崇了。
後來經過何凱文的質疑，許良英在05年再次做出修改，翻譯如下：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但實際上，九十年代時許先生的學生胡大年已經在美國找到了愛因斯坦的回信原件，並跟美國科學史家Martin J.Klein進行了深入探討，許良英也非常推崇Klein，但這次討論卻對許良英沒有產生任何影響，他依舊堅持第二次翻譯是準確的。
所以我們不難看到，對愛因斯坦信件的爭議首先來自於語言問題，即“英-漢”翻譯（愛因斯坦的回信寫得是英文，而非德語）。胡大年以為，05年老師的第三次易稿還是有問題，依舊不準確。胡大年和Klein以及F.L.Holmes討論後的意見主要是：
使人驚奇的是，那些發現，【不論在何處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來了(and that's enough!)。
而Klein的意思非常明確，由胡大年進行了轉述：
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Klein說）愛因斯坦不是中國科技史專家，對他來說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作那樣的判斷是不負責任的。
這已經說的很明白了，愛因斯坦對於自己不熟悉的問題不願妄下結論，而只是說，不管中國還是西方，科學研究被做出來了，這很值得驚奇，至於它出現在中國還是古希臘和近代，那無關緊要。
顯然，這跟許良英的第二次譯文意見上完全相左，但許良英並不接受，直到二十世紀初何凱文投稿到《自然辯證法通訊》，許良英才對第二次譯文進行了反思。需要註明的是，此處的何凱文是科學史方向的哲學系人士，而非考研英語的何凱文。許良英當年為何不接受美國科學史的兩位學者以及自己看到了原件的學生的意見，我們很難理解，他的翻譯處理是“虛擬語氣”，又說不這樣處理就會導致“邏輯上的錯誤”，但究竟哪裡錯誤他一點沒說，並在第三次譯文裡修改了“沒有邏輯錯誤”的第二次翻譯。或許，“有過則改”從古到今在世界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僅僅是普通人，學者同樣如此。
還學文女士又舉出美國著名科學史家Nathan Sivin的態度來進行說明，國外科學史家在面對中國古代科學為何沒能產生出現代科學這件事情上都很謹慎，這與Klein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這些嚴謹的科學史工作者沒有嘲諷中國沒能產生出現代科學這個問題，也沒有人否定中國古代科學上的成就。
李約瑟之問
我見到有人在評論裡嘲笑李約瑟提出的“四大發明”說，評論者還說“看到李約瑟就想笑”，這倒是讓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只要翻過李約瑟作品的人，都知道這是科學史上的大部頭著作，信不過漢語翻譯的人通常會直接查閱原本，可以說，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的描述和舉證是相當完善且謹慎的，而四大發明不過是其中的九牛一毛，這部作品本身就是科學史著作的典範之一，能讓我們看到西方學者紮實嚴謹的著述態度。但最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國內的“四大發明”說並非始於李約瑟，而是始於卡爾·馬克思，作為向來需要學習政治教材的我們，竟然連這個都不清楚，倒確實讓人想笑。而一個讀過李約瑟作品的人，也不可能會聯想到“四大發明”，因為四大發明只是技術史，李約瑟關注的則更多是科學史。
而李約瑟之所以會來寫這部作品，他表達的意思很清楚，是因為看到了愛因斯坦的信，並且他不認同馮友蘭26歲時在美國杜威門下時發表的論文中的觀點，所以他要親自來做這方面的整理工作，但這不是他的根本目標，他的根本目標是“李約瑟之問”——為什麼中國也有古代科學，但產生不出來現代科學？這個問題現在依舊生機勃勃，而人們也相信，李約瑟並沒有解決自己提出的難題。
李約瑟涉及到愛因斯坦問題時的優勢是什麼？優勢就是他對中國古代科學史作了謹慎的梳理（他作出了行動），所以Klein明確說了，愛因斯坦清楚自己並非科學史方面的專家，因此保持了謹慎的態度，不去評判中國為何沒有從古代科學產生現代科學這個問題。但李約瑟的問題在於，他誤讀了愛因斯坦的意思。
芮沃壽的回應
我們知道，斯威策是芮沃壽的學生，而斯威策上課後產生好奇的地方在於“中國古代科學為什麼沒有產生出現代科學”，而非“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科學”。
朱元晦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自然科學成就在古代是一個巔峰，如對於月亮如何生成（批判《禮記》），測量北極星的仰角度數，通過山體海洋化石推測陸地的形成原因，探討雪花的構造，反對古代觀點進而提出日、月同向而非反向移動（涉及到參照物和速度），認同沈括的說法提出“月無盈闕”（這點放在今天也是對的），認同月亮是反射太陽的光而發光（今天也是對的），改進了水渾儀的弊端，設想人若能縮小進入渾天儀進行觀察就可以改正前人的天文知識上的錯誤等等，所以李約瑟對他大加筆墨進行探討，更重要的是，明末東學西漸時，西方人依據的文本就是朱元晦的文本，啟蒙運動的中國依據也是朱元晦的註疏和思想，萊布尼茨等人也引元晦為同道。南宋這個時期，元晦的許多自然科學思想是遠早於西方的——李約瑟的問題恰在這裡，為什麼後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突然就陷入了停滯？而西方人懷特海也指出（跟羅素進行過合著），朱熹之後的中國再無天才，反而是把天才都用在了對古人的註疏上面（可能指清朝）。
懷特海這句話我保留意見，因為明末西學東漸，中國的科學史是有很大發展的，而且很快就能逐漸趕上西方，所以當時出了不少科學方面的人才，儒家當時對利瑪竇以及《幾何原本》的極度尊重很能說明當時的學者根本不存在清朝的那種“奇技淫巧”的鄙夷態度。而且，我沒有見過其他學派有對西方科學產生出任何興趣。明末的西學東漸停止的主因，是滿洲人出現了。
十多年前看過一個紀錄片，講的是清初其實也比較留意自然科學——我以前一直以為滿洲人從來不重視科學。西方科學到了清朝，在康熙皇帝的時代他個人是很喜歡這些東西，但問題是他只允許皇室成員進行學習，民間和大臣則禁止學習科學。有人說清朝不需要背鍋，我倒是覺得清朝從來都是坐在鍋裡的，明朝再差勁也沒禁止過學習科學，即使民間有人一開始反對近代西洋曆法，但彼此一印證，民間這邊錯了，人就去改正，開始去積極學習。後來到了乾隆時代，他收藏了許多西洋科技成果，卻也是禁止民間學習科學。原因無他，主要是怕漢人掌握了這些知識來造反——所以哪怕大臣和民間製造商要改進火炮時，皇帝們都要再三勒令阻止。阻止的結果是什麼呢？是防住了漢卻防不住西洋人，最後連漢也防不住了。
我們再回到芮沃壽的問題上來看看胡大年和Klein他們的觀點準不準確，因為人們在討論愛因斯坦的回信時，始終忽略了斯威策和芮沃壽兩個當事人。從芮沃壽的態度看，他與Klein這些科學史家觀點比較一致，所以他是反對“李約瑟之問”的。他的理由在於，現代科學不是因為古希臘人或更早些的古巴比倫、古埃及人預先設定了一個現代科學的目標，進而邁出了第一步。實際上，科學的發現和發展並不像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那樣，自己走了一圈豐富了自身後回到起點，黑格爾所言只是哲學的發展歷程（即便是哲學史，這種觀點也很值得商榷），而絕不是科學的。
從前面胡大年和兩位美國哲學史家的觀點已經得出，愛因斯坦作為一個嚴肅的科學家，不可能對自己不熟悉的問題唐突應答，所以他避而不談“中國的古代科學為何沒有產生出現代科學”這個問題，而是說“演繹法和因果思想”被人類所發現，這就足夠令人驚奇了，即要求斯威策不用糾結於西方還是中國這樣的問題——其實代表了科學具備普遍性的特點。但我對此還是非常懷疑，因為在近代以來，數學終於成為科學知識，又一直到萊布尼茨以後，邏輯學才真正成為一門科學且普遍的語言，這已經完全不是古希臘人的演繹邏輯了（迷糊的，買一本邏輯學作品讀一讀，覺得國人寫的不好，可以買本西方的），數學和邏輯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哲學突變為“分析哲學”（數學家和邏輯學家開始研究哲學），分析哲學不但使哲學成了一門嚴謹的學問，且推動了數學等學科的繼續發展。愛因斯坦作為一個現代科學家，他怎麼可能不清楚這個事實呢？而“文藝復興”時代的問題，愛因斯坦則明確表達過跟它相反的意見，但相較於古希臘，文藝復興時期也是有長足進步的，比如拉美特利曾說過這樣一個故事，他說自己把解剖結果呈現在經院哲學家面前時，經院哲學家卻依舊相信亞里士多德的看法——人是用心臟而非大腦思考的。可見，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成果和古希臘並不相同，畢竟一個訴諸演繹法，一個則訴諸實驗和歸納法。
芮沃壽指出，愛因斯坦和自己的觀點一致。郝炘以為，這已經可以證明所謂的“令人驚奇的發現”是指“現代科學”，而非“演繹法”跟“因果關係”。因為芮沃壽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即便西方科學，也不意味著古代科學與現代科學之間有某種先天預定好的必然聯繫。我覺得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非科盲。
郝炘舉出的另一個證據，是愛因斯坦說過“最令人驚訝的是被認為不可理解的這個世界竟然可以理解”，科盲們對此肯定是一臉懵逼，不知道這句話是指什麼的。但只要稍微具備點科普素養，就知道這恰恰是針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思想而提出的。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雖然相信精確化的學問才是知識，但又認為人類普遍無法跨越計數和度量的不精確性，所以世界在根本上無法理解，進而導致了人們繼續追求形而上學的類比（現代人庫恩後來轉而研究古代科學，希望解開“古代科學被形而上學統治兩千年而沒能發展成現代科學”的謎團）。那麼，“可以理解”顯然超越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不可理解”。因此，我們可以下結論了：愛因斯坦對斯威策的回信不僅僅是出於禮貌和嚴謹，還有勸誡斯威策“重視現代科學”這個“令人驚奇”的成果的意思，而不需要糾結於中國古代科學為何沒有產生出現代科學，以及古希臘演繹法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歸納法這些過去的科學。
杜保友的詭異引用
最後，我們來看看杜保友的引用。杜保友引用的文獻資料很奇怪，因為《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發行於1976年，杜在注裡面卻標為1977年（第二卷才發行於此年），更奇怪的是他所引用的內容跟第一版裡的翻譯完全不同，而是八十年代第二版裡的翻譯。這是什麼原因呢？恐怕只有作者自己清楚了。
此外，我對評論裡所說的“環境”很認同。這著實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我不相信它是一個主要因素，因為學術科研畢竟有它的研究主體，人們的努力則體現在這個過程裡面，像當年的德國科學家，很多沒有這種外部環境，卻依然有很大成就，我們國內也有不少優秀的科學家。前些年學術和科研團體有很多學者講不要用政治綁架學術、科研，其實就是要說明學術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批西和捧西的人，都在用政治綁架學術。
肥嘟嘟的小不理
看了一些評論，自己也想發表一下自己的觀點。互通有無。
這是我一直在追尋的問題。
“路！走錯了。”這是現代哲學家梁簌溟的答案。
不是科學未曾有過。水利工程方面李冰父子所完成水利工程都江堰到現在都在造福巴蜀之地。數學方面：《九章算術》算是領先當時世界的。在漢代就有了。
種植科學是到了近現代才被超越的。醫藥學直到現在依然無法被西醫所替代。
愛因斯坦說：中國所以領先世界幾千年，就是因為技術領先。
所以你不能歸咎於祖先如何選錯了道路，而西方哲學如何指引科技前行。
咱們也可以看看西方文明的淵源始發之地。神聖的古希臘文明。
現代科技，準確的說是西方思想的源頭。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從印度引入的劃分基本田地的基礎幾何和數學。十進位置。發明了政體民主體系。三大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其地位基本等同於中國的孔子。但他們系統的接受已知的知識，教導探索知識的疆界。而不是 刻意追尋人文科學。規定教育疆界。
雖然西方經歷了神學時代，神學教育依然遵循著探尋原則。這是古希臘的文化的基因。哥白尼就是當神學聖經與探尋知識疆界之間出現矛盾時的犧牲品。
直到黑暗時期黑死病過後。歐洲人民主流文化意識開始重新回到古希臘哲學思想，新教建立，崇尚思想自由。我們把這個時期叫做文藝復興。實際上，跟文藝沒只有半毛錢關係。主要還是復興的是古希臘古羅馬的一整套哲學體系。這個哲學體系包含著人文，政體，數學，物理，美學，化學，原子論，自然科學等等。跟我們通常所說的哲學並不是一個意思。並不是特指人文倫理。
說到東方哲學你腦子裡基本不會把九章算術，天工開物的科學知識一起歸入到東方哲學範疇。這就是東西方哲學最大的不同。
歐洲的古希臘古羅馬的這次再生運動譯作文藝復興大概是因為中國古代文字，並不能承載即將翻譯過來的西方文化知識。或是讀作文譯復興。因為當神學興盛時，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文字記載內容在本土已經很少了。慶幸的是從阿拉伯人書籍裡又找到。重新翻譯過來。而中國的近代又何嘗不是從文譯開始的，白話文運動可能就是為了文字可以承載即將翻譯過來的大量文化知識。
文藝，文譯。
寫到這裡，我想說的是。一個基因是探索未知疆域，從而定義概念範疇再到重新定義或是補充定義概念範疇。另一個基因是規定概念範疇。這兩個基因產生差距不是很自然嗎？
做一個懷揣謙虛之心的人，探索未知。其樂無窮。
小橋流水人家
我不知道愛因斯坦是否說過這句話，但這句話是沒有問題的，中國的先賢沒有走上科學的道路的確並不令人奇怪。
中國的先賢，如諸子百家，他們所關心的命題，更多的是“人事”，或者用近代社會科學的分類來講，屬於“倫理學”的範疇。而自然科學所關心的，更多的是“物和理”，以物為研究對象，探尋背後的規律和原理。雖然現代醫學以“人”為研究對象，但也是將人“解剖”了，當作“物”來看的。因此，古代先賢，並沒有研究自然科學的興趣。唯一打了一點擦邊球的先賢是墨子，對光學有一定的發現，但對於整個墨子學說而言，“人事”方面的“兼愛、非攻”才是重點。
此外，由於興趣在“人事”，中國先賢建立學說體系的時候，比較喜歡大而化之，也不注重邏輯思辨，更要命的是，幾乎所有的先賢，都存在概念不清的問題。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但卻沒有清楚的說明，什麼是仁，什麼是義，反倒見仁見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老子將這一點發揮到了極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不告訴你什麼是道。對於自然科學來講，首先就得有一個明確的概念，不然一切都成了空中樓閣。
但我們不能責備我們的先賢，他們有自己的興趣點，選擇了一條與自然科學並行前進的路。和自然科學一樣，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同樣推動著世界文明的進步，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會繼續推動。
自然科學解決了“人與自然”的問題，而我們的先賢，則為解決“人與社會”與“人與自身”的問題提供了藥方。
上庠
這就是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的區別！愛因斯坦對問題的認識是以理性化為前提的，他對中國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感性化認識根本不甚瞭解。因為猶太人向來以理性化的智商為重，感性化的情商為次！但過去的歷史規律恰恰相反？過於精明著重於眼前的一切雖然得一時，但不能得一世！人家跟你打交道而你把算盤珠打得劈里啪拉響，從來注重手段而不注重情面，只要能得到的？不管是巧取還是豪奪！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別人和他們打交道吃一二次虧還行，但第三次就很難打交道了！無形中就跟他們形成了一種隔閡和鴻溝！人家不跟你打交道總行吧，就算你遇到了什麼困難，人家也只看不幫你，為什麼？因為幫了你猶太人也不好記著我的好，相反可是演繹《農夫與蛇》或《東郭先生》的故事！作為祖先是遊牧民族的猶太人是世界歷史上最東遊西蕩的民族，其實他們的文化底蘊也不可謂不豐厚，其中猶太教包含了猶太神學、歷史、文學、哲學、語言、科學、藝術、建築、服飾、社會組織、倫理規範等各個方面的成就！但民族性格的使然只能讓他們成為歷史上的棄兒！在冷兵器時代，除了刀光劍影腥風血雨的戰爭和強權掠奪！還有就是利用血統親情宗教同義等進行的政治聯盟來擴大己方的領土和勢力範圍！這其中不乏各路王候利用情商以稱兄道弟為名聯合各派為已所用，在世界歷史各階段，帝王將相都會用一套籠絡人心的手段打天下平天下！而猶太人這個民族恰恰就缺少這方面的情商基因，就是因為他們對金錢實物等眼前利益太過於貪婪而忽略了人情關係！這絕對是猶太民族致命傷！所以就算曆史上他們也曾建立過以色列王國，但也只存在了幾百年，最後被巴比倫帝國所滅！歷史教訓太多卻怎麼也改變不了該民族的特性，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的滅絕猶太人計劃的確真正觸動了他們自閉的神經？幾百萬人被納粹屠殺屍橫集中營成為世界史上最悲慘和殘忍的暴行！也只有這次屠殺讓猶太人改變了許多，才有了今天的以色列國。而以儒家文化為感性認識的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持續，儒家道家學說無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各朝歷代的政權轉換中，多有不乏外夷入侵而立國立朝的，但其外夷文化並沒有改變前朝之文明？反而又以類似前朝遵守的儒家道家教義而治國？從根本上也就被同化了，成了中華文明延續的捍衛者？而且是在不知不覺中的，為什麼？因為儒家思想倡導"禮、義、廉、恥！道家學說提倡，德才兼備！這些都是以感性人性為本的情商型思想，但儒家思想很奴性，逆來順受也是其教義之一，受之這種思想的人們往往很缺乏反抗精神？軟弱如羔羊一般！所以是歷代統治者最容易統治的羊群。我們現代人其實要以理性和感性並重，二者合一的智者才是最完美的！
遙看夜空滿天星
愛因斯坦大神的見解是非常深刻的，現代科學的誕生，要求的條件是極其苛刻的，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上僅此一回，而且屢屢幾乎夭折。因此，科學的誕生，是人類歷史上值得驚奇的重大事件，但它又是在人們不經意之中，悄悄發生的，甚至可能連它的建立者們，最初都沒有預料到它本身的寶貴价值。
我們一般認為，科學的萌芽誕生於古希臘，尤其是跟古希臘哲學息息相關，當然也離不開古希臘諸城邦的社會環境。比如我們說的古希臘哲學實際上最早誕生於小亞細亞和意大利，這些地方是古希臘的殖民地。後來才在古希臘的中心城邦，比如雅典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位重要的思想家。
在古希臘人的政治生活裡，辯論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形式。當時有一個做詭辯學派，或者叫智者學派，他們的身份是辯論教師，教給人們辯論的技巧怎麼樣在辯論時（不擇手段地）獲勝。蘇格拉底等人非常反對這種做法，認為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應該基於真實，不能不擇手段。
古希臘哲學追求真理truth，或者說真實。這種手段不是為了現實目的，而是為了獲得心靈上的自由。當然啦，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些人其實是奴隸主，或者是衣食無憂的自由民。蔑視物質利益，甚至反對通過哲學來獲得利益，也是古希臘哲學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
為了獲得個人的心智自由，超越物質利益，單純地追求真實。甚至為了維護這種精神、研究和真實，不惜犧牲。這是希臘哲學，區別於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徵。亞里士多德一句話可以作為代表“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揪出前人的錯誤，超越前人，甚至否定前人，這一點大概也只有古希臘哲學家們做到了，並使其成為一種哲學精神。牛頓的名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實際上也是來自於這種哲學精神。。所以在古希臘哲學裡，我們是看不到什麼聖人的，因為聖人是至高無上的，別人無法超越他。比如孔子對顏回的態度，就是唯唯諾諾戰戰兢兢，當然，孔子自己也不是特別喜歡這種態度。
古希臘哲學、科學的發展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希臘城邦，被羅馬統治之後，古希臘哲學的書籍和研究中心多次轉移，多次瀕於滅亡。大約只是由於非常巧合的原因，才在歷史上保留下來，並且在文藝復興、科學革命、思想啟蒙時期重新發揚光大，最終成為現代文明的源頭。
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文化，或者是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能夠像古希臘哲學那樣義無反顧、甚至說不顧一切的追求理性上的真實，是非常罕見的。當然啦，在古代聖賢的思想之中，是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呼應的一些閃光點，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出現了孔子、佛陀和古希臘哲學家們眾多的文化名人，奠定了各自民族的文化基調，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把這個時間稱為軸心時代。我們要看到各自文化裡呼應甚至相同的一面，也要用心研究它們之間的差異，這對於我們今天甚至未來應該如何做事情，都是有非常有益的啟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