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目
一、文化到底是什麼？
二、文化的最終目標；
三、中國文化的特性；
四、中國文化的弊病；
五、近三十年的進步；
六、當前的文化隱憂。
我想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問題。現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世界的鬧市區，周圍的人都知道他走過很遠的歷史長途，也看到了他驚人的體量和腰圍，卻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於是大家恐慌了。闡釋中國文化，就是闡釋巨人的性格和脾氣。如果我們自己的闡釋是錯亂的，怎麼能夠企望別人獲得正見？
有一個對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國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本來國際形象很不好。但是，當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斷感動世人，情況也就發生了變化。中國在世界上，並沒做過什麼壞事，卻為什麼反而一直被誤讀？
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於文化的阻隔。
既然問題出在文化上，我們也就應該完整地對它作一些思考了。
一、文化到底是什麼？
你們如果到辭典、書籍中尋找“文化”的定義，一定會頭疼。從英國學者泰勒（E.Burnett Taylor，1832—1917）開始，這樣的定義已出現兩百多個。那兩百多個定義，每一個都相當長，我敢擔保，你們即使硬著頭皮全部看完，還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麼。請記住，沒有邊界的國家不叫國家，沒有邊界的定義不是定義。
文化定義的這種毛病，讓我想起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A.Lawrence Lowel，1856—1942）發出的嘆息：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狀。我們想用文字來定義它，這就像要把空氣抓在手裡：除了不在手裡，它無處不在。
文化確實很難捉摸。因此，我們的傳媒在講述文化的時候，也只是說它有可能發揮的效果，如“凝聚力”、“軟實力”、“精神家園”等等，都是比喻，至於文化本身是什麼，還是沒說明白。近來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於“創意產業”，這又把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為文化中那些最經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在千百年前就完成了“創意”，更難以變成“產業”。
按照我的學術經驗，對於那些最難下手的大題目，可以從它的裂縫處下手。你看，文化在這裡就露出了它的一條裂縫：我們身邊有很多跨國婚姻一一離散，離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異”。然而仔細一問，男女雙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見，“文化”的含義遠遠大於文化部門和文化職業。這條裂縫，可以讓我們窺知文化的真正奧秘。
我們現在所關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無限廣闊，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門和職業，那它究竟是什麼呢？看來，還要想辦法給它一個定義。三年前，我在香港鳳凰衛視的《秋雨時分》談話節目中公佈了自己擬訂的一個文化定義。我的定義可能是全世界最簡短的——
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對於這個定義中的幾個關鍵詞需要解釋一下。我前面說到不少跨國婚姻因“文化差異”而離散，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作為丈夫的華人每年清明節必須從美國的公司請假回故鄉掃墓，使他的美國妻子覺得難以理解。這就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說明了“文化差異”是什麼。
文化是一種時間的“積累”，但也有責任通過“引導”而移風易俗。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漸漸積澱成一種“集體人格”。中華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Gustar Jung，1875—1961）說：
“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他在這裡所說的“浮士德”，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體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徵。這種集體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現了出來罷了。在中國，自覺地把文化看成是集體人格的是魯迅。他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稱作“國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傳》、《孔乙己》、《藥》、《故事新編》等，都在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還是高出於中國現代的其他作家。
當文化一一沉澱為集體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靈魂。必須注意的是，民族的靈魂未必都是正面的，從歌德到魯迅都曾經深刻地揭示過其間的負面成分。
按照我所擬訂的文化定義，今天中國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門職能，而不重視它的全民性質；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視它的精神價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積累層面，而不重視它的引導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組成，而不重視它的人格構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斷享用，而不重視它的集體沉澱。
所以，大家看出來了吧，我的定義雖然簡短，內涵卻是不小。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訴求。
由於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因此在任何一個經濟社會里它都具有歸結性的意義。十幾年前，在紐約召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轉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學者達成了一系列共識，值得我們參考。
例如：
“一個社會不管發達和不發達，表面上看起來是經濟形態，實際上都是文化心態”；
“經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
“經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文化過程”；
“經濟行為只要延伸到較遠的目標，就一定會碰到文化”；
“賺錢，是以貨幣的方式達到非貨幣的目的”；
“賺錢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衣食，而是為了榮譽、安全、自由、幸福，這一些都是文化命題”。
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是經濟學家，而不是文化學者。他們不深刻，卻是明白人。
二、文化的最終目標
我們已經從定義上說明文化是什麼，但還沒有指出它的最終目標。不管是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還是集體人格，總會有一個正面、積極、公認的終極指向吧？它究竟是什麼呢？
我剛剛引述的在紐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諸多經濟學家的發言，都強調了文化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卻都沒有說明他們追求的文化目標是什麼。
他們所說的文化，如果按照上述定義來解析，那麼，在精神價值上，很可能是指理想、榮耀、成功；在生活方式上，很可能是指遊學、交際、冒險；在人格修煉上，很可能是指崇敬、反省、樂觀。諸如此類，都很不錯。但是，還缺少終極指向。“理想”的內容是什麼？“成功”的標準是什麼？“反省”的基點是什麼？
在這裡我想舉出美國企業家貝林先生的例子來說明問題。我曾為他的自傳寫過序言，與他有過深入的交談。
他對我說，他原先為自己定下的文化目標是“展現個性的成功”。其中，又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他追求“多”，即利潤多、產業多；第二階段，他追求“好”，即質量、品牌都達到國際一流；第三階段，他追求“獨”，即一切都獨一無二，不可重複。他說：“當這三個階段全都走完之後，我還不到六十歲。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無聊，甚至覺得連活著都沒有意義了。”
直到二○○一年三月，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亞洲某地把一把輪椅推到一個六歲的殘障女孩前，女孩快速學會運用後兩眼發出的生命光輝，把他的生命也照亮了。幾年後，在非洲，一個津巴布韋青年揹著一位完全不認識的殘障老婦人，用幾天時間穿過沙漠來向貝林先生領輪椅，貝林先生看著這個青年獨自向沙漠深處走回去的背影想：“我一直以為有錢才能做慈善。他讓我明白，我這一生把梯子擱錯了牆，爬到頂上才發現擱錯了。”
現在，貝林先生成天在世界各地忙碌，早已沒有一絲無聊之感。他在做什麼，我想大家一猜就明白。
這是一位六十歲之後才找到了文化的最終目標的大企業家。
他明白了，文化的最終目標，是在人世間普及愛和善良。
貝林先生與我們一樣，當然從小就知道愛和善良，並把它們看成是道德之門、宗教之門，卻很少與文化聯繫起來。文化，似乎主要是來製造界線的：學歷的界線、專業的界線、民族的界線、時代的界線、高低的界線、成敗的界線、貴賤的界線、悲喜的界線、雅俗的界線……在這重重疊疊的界線中，人們用盡了才華和智謀，編制了概念和理由，引發了衝突和談判。這一切，似乎全都歸屬於文化範疇。貝林先生原先爭取的“個性”、“成功”、“多”、“好”、“獨”，也都是因為一條條誘人的界線而被誤認為是“文化追求”。
歌德的一句話，就把整個“局”破解了。他說——
人類憑著聰明，劃出了一條條界線，最後用愛，把它們全部推倒。
因此，貝林先生在六十歲之後獲得的轉變，是他擺脫一重重“小文化”的界線之後所發現的“大文化”。這種“大文化”，居然是他從小就聽熟的詞彙：愛、善良。
愛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沒有愛和善良，即便是勇敢的理想，也是可怕的；即便是巨大的成功，也是自私的。相反，如果以愛和善良為目標，那麼，文化的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全都會因為這個隱藏的光源，而晶瑩剔透。
一個最複雜的文化課題，立即變得不復雜了。
中國儒家說：“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恆愛之”，“與人為善”，“止於至善”。他們都把愛和善良看成是最高德行，最後原則。
回溯遠古歷史，最早所說的“文化”，就是指人活動的痕跡。當這種痕跡集中起來，“文化”也就是人類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上的生態共同體。但是，這樣的共同體應該很多，為什麼只有很少幾個能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生存下來，而其他卻不能？過去的解釋是，能生存，只因為強大。其實只要稍稍研究一下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傳染病疫就能明白，人類在巨大而突發的破壞力面前，一時的所謂強大並沒有用。如果不能互相救助，反而互相爭奪，那麼，誰也存活不了。因此，存活之道，繁衍之道，發展之道，必然包含著大愛之道、善良之道。
從大說到小，就連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能夠存在，也必定是無數前人善良的結果。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寫道：唐末一個逃難者在嚴寒之夜被拉進了一扇柴門，宋代一個書生涉江落水被路人救起，這很可能是我的祖先。一場滅絕性的征剿不知被誰勸阻，一所最小的私塾突然在荒村開張……這些事情，也都可能遠遠地與我有關。因此，我們區區五尺之軀，不知沉澱著多少善良因子。文化是一種感恩，懂得把它們全部喚醒。
我不否認，歷史上更多地存在著“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但是，正是在血泊邊上的點滴善良，使人類沒有退回叢林變為動物，這就是動物所沒有的“文化”。世間很多最初原理都會變成終極原理，善良也就由此而成了文化的最終目標。
在這個問題上，儒家文化宣示得非常堂皇卻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卻建立了一個更精密的精神架構。
佛教的邏輯出發點，倒不是善，而是苦。人為什麼有那麼多苦？因為有很多欲求。而細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虛妄的。世間種種追求，包括人的感覺、概念、區分，都是空相。在快速變化的時間過程中，連自己這個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了“無我”、“無常”的啟悟，可以讓人解脫一切羈絆。但問題是，處於早已蒙惡的世間，“獨善”的自己已不真實。那就應該解救和引渡眾人，在“精神彼岸”建立一處淨土。這一來，對於整個人間，都要用善良和慈悲的情懷擁抱和融化，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這個意思。
包括佛學家在內的很多哲學家都認為，人之為人，在本性上潛藏著善的種子。灌溉它們，使它們發育長大，然後集合成一種看似天然的森林，這就是文化的使命。
對於這一點，我本人，是從中國民眾一次次自發救災的壯舉中才深深體會到的。因此我曾多次說，我的文化課程，部分完成於課堂，部分完成於書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則完成於一個個遺蹟廢墟，和一個個救災現場。
德國哲學家康德曾多次表示，對於人類最終的善良原則和道德原則，不可討論，也不必討論。它們像星座一樣高耀頭頂，毋庸置疑，必須絕對服從。
雨果又補充一句：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陽。
當然，不管是星座還是太陽，並不能取代一切。文化的天地遼闊而多變，接受善良的光照會有很多不同的層面和方式。例如，思索人生過程，尋找審美形式，表達震驚、恐懼、憐憫、軟弱、無奈，都是以珍惜生命為起點，因此也在善良的座標之內。吶喊、詛咒、譴責、揭露，也都與此有關。即便是純粹描寫山水，創造美的形態，也都是對人類感覺的肯定，對居息星球的探詢，皆屬大愛範疇。
因此，以愛和善良為終極目標，並不會縮小文化的體量。
三、中國文化的特性
講了文化，就要縮小範圍，講中國文化。
按照獨特性和實踐性的標準，我把中國文化的特性概括為三個“道”——
其一，在社會模式上，建立了“禮儀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用這三個“道”來說明中國文化與別的文化的根本區別，外國人能接受嗎？
我從六年前開始，就應邀分別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馬里蘭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以這樣一條思路進行演講，反響十分積極。每次演講之後，我照例還會與當地的教授、學者作一些討論。大致可以肯定，這樣的思路比較容易被國際學術界認可。
下面，我想用最簡單的話語，對這三個“道”略作說明。
先說“禮儀之道”。我們的祖先早已發現，文化雖軟，但要流傳必須打造出具體的形態。從原始社會傳下來的各種民間文化，大多是以陋風惡俗的強硬方式來推行的。那麼，思想精英們試圖推行的仁愛、高尚、溫厚、互敬、忍讓、秩序，也不能流於空泛，而必須設計出一整套行為規範，通過一定的儀式進行半強制化的傳揚。例如，出於親情倫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獲得深刻認知時，也必須學會每天向父母親請安。這種請安就是半強制化的行為規範，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續的纜索。因此，所謂“禮儀”，就是一種便於固定、便於實行、便於審視、便於繼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儀式。設計者們相信，只要規範在、儀式在，裡邊所蘊藏著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則，文化精神只能隨風飄散。因此，荀子說，“禮者，人道之極也”。意思是，禮儀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禮儀當然也會給每個人帶來很多不自由，這一點孔子早就看出來了，因此說“克己復禮”。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師們的努力，使中國在不少時候被稱為“禮儀之邦”。
把“禮儀”當做社會模式，也使中國文化在幾千年間保持著一種可貴的端莊。缺點是，“禮儀”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縟節，限制了心靈啟蒙和個性表達，更阻礙了大多數中國學者進行超驗、抽象的終極思考。
再說“君子之道”。儒者企圖改造社會而做不到，最後就把改造社會的目標變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們設定的行為程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出發點，誰知辛苦到後來，治國、平天下的計劃基本落空，因此，出發點又變成了目的地。他們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為人格理想，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特徵。在這裡我們不妨作一個宏觀對比：在這個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覺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紳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騎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武士”，而中華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與它們重複。
我們的祖先沒有給君子下一個定義。但是比下定義更精彩的是，他們明確設定了君子的對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問題上都把君子和小人進行近距離的直接對照。這種理論方式，形象鮮明，反差強烈，容易感受，又朗朗上口，非常便於流傳。
你們看，歷來中國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隨口說出“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結果，兩千多年說下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國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國人，即使失敗了也希望失敗得像個君子，而不希望轉變為成功的小人；即使被別人說成是壞人，也不願意被別人說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證明古代儒者確實已經把一切政治之夢、禮儀之夢凝縮成了君子之夢、人格之夢。
最後說“中庸之道”。簡單說來，就是中國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極端化的誘惑。“中庸之道”認為，極端化的言詞雖然聽起來痛快、爽利，卻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須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尋求合適和恰當；必須放棄僵硬和狹窄，而去尋求彈性和寬容。
“中庸之道”是一種整體思維方式。它反對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卻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結果，卻也承認過程；它知道是非，卻又肯定轉化……它認為，互補、互動、互易的整體，是世界的真相，而極端化思維則是虛假思維。
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不少極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義和團、“文革”等等，但時間都不長。佔據歷史主導地位的，還是基於農耕文明四季輪迴、陰陽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學。這種哲學，經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論述和實踐，已成為中國人的基本行為模式，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極端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我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幾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和消亡的倖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災難中起了關鍵的緩衝作用、阻爆作用和療傷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維護了世界。例如，中國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國軍事遠征，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樣。這種區別，連很多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也過了很久才弄明白，發覺根源就是“中庸之道”。二○○五年我曾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利瑪竇說》的演講，以一系列歷史事實，從文化哲學上批駁了“中國威脅論”。
好了，三個“道”，社會模式、人格模式、行為模式齊全，而且組合嚴整，構成了一種大文化的“三足鼎立”。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國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國人在地球上的一個重大建樹。別人如果不承認，那是他們自己沒有見識。
有些人，直到今天還經常拿著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會觀念貶斥中國和中國人。不錯，那些西方觀念都很優秀，很值得我們學習，但我稍稍也有一點不服氣。因為在那些觀念產生之前，中國文化已經相當剛健地存活了至少五千年。“相當剛健”的證據，就是當同年的鄰居早已紛紛死亡，而它還生氣勃勃地活到了今天，活出了諸子百家，活出了秦漢唐宋，活出了人丁興旺。活得那麼久，活得那麼大，難道就沒有自己的精神價值麼？
幾個月前在臺北，我與一位美籍華人政論者產生爭執。他說：“西方的價值系統，是我們討論全部問題的起點和點。”我說：“是不是終點，你我都沒有資格判斷。但是，我有資格肯定，起點不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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