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写舜囚尧，而《史记》写阐让，哪个更真实？問答頭條網

2018-08-12 08:58:55 佚名

秋天的红叶882

我认为《竹书纪年》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有这么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在韩非子这里却成了“舜逼尧，禹逼舜”。若是属实，那么这种禅让的本质，与后来曹氏、司马氏篡权模式如出一辙。这个说法只是韩非子杜撰出来的么？或者他有秘密的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是其他人所没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书破茧而出后，让问题水落石出了。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给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共有几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

当舜大权在握时，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欢兜、三苗、鲧，其中共工、欢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行滔天，十恶不赦，可是他们到底犯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这两则史料有一个不同之处，《吕氏春秋》称诛杀鲧的人是帝舜，而《韩非子》则称是帝尧。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韩非子暗指尧实际上已经被舜控制了，否则哪有人家一进谏，就把人家给灭了。因此，共工与鲧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欢兜呢？欢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欢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欢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尧，并非禅让那么平和、那么一帆风顺，实际上充满了血腥的政治斗争。

君山话史

关于《竹书纪年》写舜囚尧，而《史记》写禅让，哪个更真实问题，谈一下我的想法，我想这也许是一个金银盾之争。

一、对尧舜禹之间的是否存在过禅让制度问题，远在晋代出土《竹书纪年》之前的先秦及秦汉时期，就有不同说法。总得看儒家经典承认禅让用贤，而战国时法家则置疑，诸子书中论尧、舜、禹传承之事，也以相争相杀论居多。《韩非子》即是典型代表。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毁之，以彰奸邪弑君之危，各有用意，对历史真实的反映，均有失真却是一致的。《史记》与晋代出土的魏襄王墓《竹书》则是先秦儒法之争的延续而已。儒家的经书似乎崇尚性本善说，极力美化古代圣贤之举旨在劝君向善；而法家似乎相信性本恶说，旨在劝诫立法威严以惩性恶臣民。《竹书》记载远没有战国诸子论述详尽，似乎也没有动摇儒家经典的正统观点。近些年，又因为清华简的编释，再次引发大讨论。

二、典籍中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中，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和不同说法。《孟子》《庄子》《韩非子》《吕览》《淮南子》《尚书略说》《尚书注》《周官疏序》《尚书大传》《路史》《左传》等在某些人或事的记述不尽相同。1、关于尧让位于许由问题，有认为许由为四岳之一，是尧故知许由不肯受位而让之。也有认为是四岳之一的鲧反对，导致许由不能接受，还有认为是共工、三苗被流放而致许由不能授位。2、关于尧妻两女于舜，臣十子于舜问题也是不同说法。3、关于舜囚尧城问题，《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实际上《竹书》把尧冢附会为囚尧城。五帝之事，尚且不十分清楚，魏国史书又怎知如此之细？4、关于丹朱为尧帝所杀问题，丹朱封丹地系舜帝所为，又怎会是尧帝杀丹朱？诸家依传说相互矛盾，你能相信谁？5、舜死在何处，葬在何处，都有多种说法，甚至连死因也迷离。《孟子》曰鸣条，《史记》云九嶷。你相哪个?

三、回到主题，是否有禅让制度?是否尧舜禹之间存在禅让?具体禅让是如何进行的?只有综合分析这三个问题才能解释题主的疑问。前面说过，在《竹书》和清华简面世之前即有不同意见。面世之后的今天，有人认为是翻了个历史大案，其实是错的，因为禅让说与夺位说早就存在。王国维就反对《竹书》新本，逐条批驳，寻其出处。新旧本《竹书》都不是原本。根据历史上的不同说法，很可能是金银盾式争论。民国初大家们也有人置疑禅让制，吕思勉写过专门文章。后来又深入研究各家各说，提出了比较合理的分析。他认为既不是儒家所说那样文雅的禅让，也不是法家那样血腥屠杀争夺。他引用《论衡*奇怪》和《史通*疑古》后，认为：儒家所说，虽非史实之真，而禅继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灬自当以《孟子》为最完。

我理解，如果没有这种禅让制，尧为何要妻之二女，臣之十子于舜？直接传位于自己十个儿子之中的贤者不就行了。可见立储打算很早，经过长时间的任职锻炼才能确定。不属意于舜，不会给他展示才能的机会，舜凭什么夺位?为立舜，尧帝不惜与共工、鲧等反脸。至于在禅让的时间和细节上很可能老的不甚情愿，继任采取威逼手段也许不可否认。也许这才是儒法等争论不同的原因。若无这种制度，禹作为被杀鲧的儿子，焉何仍受舜重用治水，继而承继舜位？尧帝得位即是禅让而来，是黄帝家族内部传让。无禅贤办法，又怎么去培养一个东夷诸冯出来的穷小子舜呢？舜帝又为何重一个反对自己上位人的儿子禹?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培养重用，能具备夺权的能力上位？论及此事，历史上有人问孔子最贤为何不能上位?答者曰，无人荐，何能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题目太大，三言两语只是大概而已。远古之事不宜细究。连夏讨论还未结，这类问题会有人关注吗？恐怕今天的答题又要泡汤了，又要丢掉1分。

左说春秋

真是唯一的，而假可以有很多样式，所以我不说“更真”，只谈“谁更可靠”。

1、《史记》来路清楚，《纪年》晦暗不明。《史记》是成书于西汉的传世文献，是二十四史之首，作者司马迁出自史官世家，创作出《史记》也算是其父亲的心愿。《竹书纪年》据说是从西晋汲郡战国魏王墓中盗掘出的一批竹书(世人称《汲冢书》)当中的《纪年》十三篇，判为魏国史书，但宋以后汲冢书已佚失；明代藏书家范钦有本《竹书纪年》，号为“古本”；清道光年间进士朱右曾根据晋代以来其他书籍索引《纪年》的内容，而编成一本《汲冢纪年存真》，证明了明代版“古本”不可靠，《存真》遂称“古本”，而明代版称为“今本”；王国维根据《存真》编撰了一本《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辑校》是关于《纪年》的最权威和最可靠的一本书。

2、《纪年》究竟有没有说“舜囚尧”这个毁三观的话，是不清楚的。即便是《辑校》，也不是《纪年》原本。没有任何一本古书直言“纪年云:舜囚尧”，只有过“竹书云:”、“琐语云：”，需知汲冢书皆是竹简，而《琐语》虽也出自汲冢，但被晋代人视为怪异之书。

3、那种认为儒家篡改历史的观点，是无法成立的。尧舜纵然是儒家所极推崇的人物，但并非只有儒家在称颂他们，还有墨家、道家以及杂家吕不韦。从很多文献中都能了解到人们对上古史描述的一致。(包括出土的东周时代的文献)

4、法家之言可信吗？联系法家的主张，想想近代康有为为了给维新变法造势而作《孔子改制考》吧。《孔子改制考》本就是杜撰的，不可避免受到了时人的批评。

5、汲冢书与传统叙述所矛盾的内容，已有部分被证伪。伊尹是千古良臣，但《纪年》说伊尹弄权而被杀，但殷墟甲骨卜辞中，伊尹配享商王般的祭祀，而且是商王室累代如此。

6、汲冢书出现的时间，晋武帝太康二年，非常微妙。晋武帝是篡魏而自立，司马氏三代人把持朝政，架空君王，打击异己，得国不正。

7、古今民风不同，古人更加淳朴，今人不能以个体有限的社会体验、局限的历史认识来妄测古人。

8、禅让制是怎样的？我们以史记所述来认识禅位与血缘的关系。黄帝打败了炎帝而未言“禅位”，所述颛顼、帝喾亦极简略，只是描述了尧禅位舜、舜禅位禹。炎黄不是同一部族，而颛顼、帝喾、尧、舜、禹都是黄帝后人，Y染色体的遗传。所以，禅让是黄帝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那时候，天下为公(，不似后世的“天下为家”)，以一族之力统摄天下的秩序，若频繁内斗，那么从小处来说，可能导致权力旁落，家族可能衰落甚至部族遭遇厄运，从大处来说，会影响整个天下的安定。尧天舜日，传族中贤者而不传子，稳定过渡，和平交接，如何一定就不可能？

9、炎帝、五帝时代的“帝”与三代的“王”及后世的“皇帝”是不同的。炎帝是神农氏主导的时代，神农氏所长为谷物草药，为后世称颂。黄帝以戈止武，使四方臣服、朝贡，恢复了天下秩序。尧重视天文历法而便民。舜大孝，能举用贤能，使各司其事，咸成厥功。禹治水，勘九州，定五服，功莫大焉。与后世“家天下”的强制的统治权不同，“帝”族的权位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受到的来自诸侯和黎庶的感佩，所以要传贤不传子，权力继承问题还去征询四岳。

10、禅让并非历史孤例：西方城邦文明初期，有城邦民主，那既是因为人口规模小，也是氏族时期的文化孑遗。古代以色列人的国家从其十二支系中选出国王。中国地区历史、民族历史上，契丹在阿保机以前的政治秩序，云南有六诏。

见微45

除了尧舜禹，后面的二十多皇帝的禅让，基本都是权臣胁迫下，不得不禅让的，

尧舜禹是儒家的圣人，所以有孔子抬高他们的嫌疑，但从《韩非子》和《竹书纪年》看，他们也是一样的权臣篡位。

这个其实没什么质疑，就是权臣篡位，只是这种公认了两千多年的东西，没人去反驳罢了，官方不可能反驳，民间反驳了声音小，

这种把皇位传给外人，不符合人性，人都是利己的圣人也是如此，别说一个国家的政权，就是一块薄田，一件破棉袄都想留给儿子，

退一万步，有人想传给外姓人，结果就是外姓人把自己儿子孙子杀光，不然，皇位做得稳？别说外姓人，就是传给弟弟，不传给儿子，也会发生弟弟杀光自己的子孙的。

看看燕国的“子之之乱”和北宋赵光义，一个是传给外姓人，一个人是“传给”弟弟，结果就是内乱和弟弟杀了自己子孙。

我想，没有谁可以伟大到，明知道传给外人预示着自己的子孙被杀，还可以传位给外人吧？

看看汉末到宋朝的历史，权臣篡位的太多了吧？先秦臣权大于皇（王）权的也比比皆是。三皇五帝这种原始人社会，你还想他们能伟光正？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连伊尹、周公这样的儒家的圣人都是篡位的人，尧舜禹能高尚到哪里去？

南朝四百八十寺

禅让制是和王权世袭制相对应的概念。禅让制是“公天下”的体现，王权世袭制是“家天下”的体现。尧禅让与舜、舜禅让与禹，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禅让制都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毕竟没有形成王权世袭的先例。辩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结果，因为三千多年以前的事，而现在去猜度当时的圣人之心，是与非都不能令人信服。

唯一令人信服的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哲学理论。在原始共产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水平低下，私有化程度很低，对权力的私有观念也很淡薄，所以并不能排除自愿禅让王权的可能性。同时，禅让制也已形成一种惯例，很难打破，即使有世袭的想法，也没有打破禅让惯例的实力，所以到舜帝时，仍继续沿续禅让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部落首领大多转化为世袭贵族，王权世袭的条件就越来越成熟了。到夏禹的时候，王权世袭的条件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夏后氏不但由于治水功绩而拥有崇高的威望，而且由于征伐三苗而拥有了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所以王权世袭制在夏王朝得到了实现。既使这样，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没有完全消除，拟受禅让的伯益就借此与夏启争夺王位。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同时，与启同姓的诸侯有扈氏更起兵反对，终被启“剿绝其命”。启排除了干扰，巩固了世袭得来的王权，终于开启了我用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

个人认为，孔孟极力强调并颂扬“禅让”旧制，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里面未免有理想主义的成分；《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的记载，以及韩非子所说的“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也都未免有偏激的成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是唐尧想让其子丹朱继位，但迫于禅让惯例和虞舜的威望只好作罢。後来虞舜也想让其子商均继位，同样的原因，迫于禅让惯例和夏禹的崇高功绩和威望，只好还是把王权禅让了出去。尧和舜虽然有威望，但都没有绝对实力强行实现王权世袭制，于是只好顺水退舟实行禅让，也不失圣贤之名。到夏禹之时，夏后氏已积累了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军事实力，足以实现王权世袭制，于是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此开始了我国文明时代的历史。事实说明，王权世袭制能够代替禅让制，强力在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私有化达到一定程度後，没有哪个君王不想实现王权世袭制，实力不够而已。

子夏故坛

要看成书的时间，越早越可信。《竹书纪年》如果不是伪书，成书时间早于《史记》，当然更可信。儒家有一个错误的对于人性的认知，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据此，他们设想，人类初期，社会一定是敦厚的，道德高尚，优礼有加。为此，不惜扯谎，粉饰杜纂历史，甚至抹杀真实的历史。人类社会初期，脱离动物界不久，充满残酷的竞争，真实的历史一定是这样。所以，舜囚尧是可信的。

沈图2

都不真实。

夏代的历史是不是真的都不好说，更古的历史扯淡几率非常大。黄帝炎帝尧舜禹的记载在甲骨文中是完全没有发现的。很大可能他们是历史发明家周王室杜撰出来的。连司马迁在写黄帝本纪的时候都加了解释，说可能不靠谱。

所以，可能都不是真的。

郝子曰

中国的汉字从考古发掘看，从最初的零零散散的语句到商朝时期的成熟甲骨文也有两千年了，那么历史记载肯定是有的，像竹书纪年应该是可信的，是比较原始的记录资料，从近年考古发掘看，中国黄河流域已经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的炎黄时代进入到阶级社会，已经有了奴隶殉葬。黄帝统一黄河流域各个部落后，国家元首还是按照部落时代的推举制度传承下去，但在推举过程中肯定不像后来儒家所说的自觉禅让，应该存在竞争和阴谋，黄帝和炎帝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发生了阪泉之战，比如舜帝囚禁尧帝，大禹流放舜帝一样，但那时候还没有产生世袭制。就像蒙古帝国时代的大汗推举制度。

太兴真人liuyu

大家都拾前人牙慧，大家都人云亦云，这没什么，无论是学习、传承或是继承祖先的文化，这是必经历的过程。一定说谁对谁错，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个人较倾向于前者，有些人别和我来说当皇帝太累了责任太大了之类的理由，不说人性说什么，对普通人来说，皇帝就是特权，是既得利益者，至于责任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人说：人类本性具有慈内残外、自爱自卫两重性，由慈内而自爱无私，由残外而自卫自私。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奉有余。人道就是生存欲望，有欲望必生私心，有私心必生妄念，有妄念必有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