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掀起關於歷史、宗教、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熱烈討論，人們開始關注當時社會出現的一種新現象：一群宗教徒表現出不同於以往留下的刻板印象——遠離世俗，“不食人間煙火”“視錢財如糞土”，正在“埋頭苦幹”，努力工作掙錢，遊走於市井街巷，不斷積累財富。
這些人便是這本社會學著作所書寫的對象——那些以工作為“天職”的新教徒。在韋伯看來，這些新教徒表現出積極向上的宗教氣質，正是當時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動力。
丨馬克斯·韋伯德國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與卡爾·馬克思齊名
其人其書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一生致力於社會科學研究。此人“上知神聖，下達世俗”，既關注於探究神秘的宗教現象，又論及眾多複雜多變的政治經濟行為，對後世影響巨大，與卡爾·馬克思、愛米爾·涂爾幹並稱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
韋伯於1864年出生在德國圖林根的埃爾富特市。青年時代，先後進入海德堡大學法律系和柏林大學就讀，學習法律、經濟學、中世紀曆史、神學等。獲博士學位後，韋伯先後獲聘為弗萊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教授。
1903年，韋伯與同事維爾納·松巴特創辦名為“社會學和社會福利檔案”的社會學期刊，並在期刊上發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其中就包括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馬克斯·韋伯參加軍隊服役。1919年，韋伯應聘為慕尼黑大學教授。1920年，韋伯在慕尼黑逝世。
韋伯的研究領域廣泛，涉及社會學、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宗教學、哲學等諸多學科，主要論著有《中世紀商社史》《羅馬農業史及其對國家法和私法的意義》《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猶太教》等。
“神秘力量”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成書於西方資本主義逐漸興起與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在韋伯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具有獨特的屬性，不僅遵循獲利動機與貨幣核算的一般常態，更引人注目的是西方資本主義中存在的理性主義。
西方資本主義逐漸興起，以理性主義為基礎來追求財富，不是對財富的無限貪慾，而是對無限貪慾的抑制及理性調和，其獲利行為是和平中尋求獲利機會，理性中追求贏利。簡而言之，韋伯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在韋伯看來，這種獨特的資本主義特性依賴於某種能力和氣質，這種能力與氣質則深受宗教力量，以及其中的倫理責任觀念的影響。這種“來自西方的神秘力量”究竟如何促進“君子氣質”的形成？二者之間有何關係？這便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所討論的主要問題。
丨16-17世紀基督教國家出現的教會革新運動，其表現形式是對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會發起猛烈攻擊。這場運動被認為是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在宗教改革旗幟下發動的一次大規模反封建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
經過詳實的數據收集與分析，加以縝密的邏輯推理，韋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基督宗教的新教徒尤其是加爾文宗教徒，勤勤懇懇工作，與習慣於勞作的態度不一樣，他們追求財富卻又富有理性，努力勞動卻不是為了滿足貪慾，這種視勞動本身為目的的態度，促進了資本原始積累，發展了資本主義精神。為了論證這一設想，韋伯從新教的“天職觀”與“苦行主義”兩方面層層推進，“以理服人”。
“工作使我快樂”
所謂“天職觀”，是指以勞動本身為目的，視勞動為天職。這種“天職觀”是教育的產物，傳統主義認為掙錢是屈從於習慣，並不是什麼“天職”，那麼“天職觀”是不可能來自於傳統主義的教育。
“天職”是隨著宗教改革而出現的嶄新思想，韋伯認為天職觀念基於新教的核心教義，即完成個人在塵世中的位置所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人的天職。
宗教改革倡導者馬丁·路德認為，履行職業勞動是教會兄弟之愛的外在表現，職業勞動是踐行耶穌教導與命令的必行之道，
履行世俗義務是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
丨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抨擊羅馬教皇出售贖罪券，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之後改革運動在歐洲各國迅速展開
把塵世生活視為使命，這一宗教動機無疑會對現實生活產生影響，新教徒篤信唯有履行這一天職才能得到靈魂的救贖，獲得救贖是所有基督教徒永恆的盼望與追尋，
為了達到彼岸的救贖，就必須在此岸踐行上帝的教誨，唯有此岸不斷地努力，才能得到彼岸的賞賜，即救贖。在韋伯看來，這種“天職觀”無疑是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資本主義倫理最重要的特徵是職業責任。人們並非天生愛掙錢，資本主義精神不是貪婪和對金錢無法抑制的衝動，促進獲利需要通過責任感以及工作態度，這就是“天職”觀念。
那麼誰具有這種天職觀？韋伯根據職業統計數據發現，商界領袖和資本所有者以及現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絕大多數是新教徒，職業分佈體現出宗教關係與經濟狀況兩者之間的關係：天主教徒傾向於接受人文主義教育，他們樂於留在手工業行業之中；新教徒則傾向於前往各種現代工廠工作。
丨17-20世紀陸續頒佈的資本主義法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法律基礎
其結果是新教徒更多地繼承了財富並擁有更多的所有權。這一現象，歸根究底是由於兩者所處社區、家庭的宗教氣氛差異甚大造成的，宗教氣氛決定職業選擇，決定其職業生涯。“新教徒寧願大飽口福，天主教徒則更想安然入睡。”
也就是說，韋伯認為從新教徒在經濟領域表現出來的職業氣質與獲得的經濟盈利來看，這些新教徒必然具有某種“獨特氣質”，這種氣質促使他們積累財富，從而促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這種氣質也是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這種氣質便是“天職觀”。
“工作也是修行”
苦行主義最早出現於古希臘斯多亞派中，他們主張要將自己的慾望降到最低限度，僅僅保留最基本、最自然的需求，提倡一種迴歸自然、沒有慾望、內心平靜的生活，後來逐漸與禁慾主義聯繫在一起。有的宗教徒認為，苦行主義的生活能夠更好地抵抗來自世俗世界的不潔誘惑，能夠更加親近神靈， 使自己“分別”出來，顯示出出世的態度。
韋伯所說的苦行主義，是指基督教加爾文宗的“預定論”對於信徒的心理約束力。“預定論”是加爾文宗的核心思想，分為“墮落前預定論”和“墮落後預定論”，無論“前預定論”還是“後預定論”，都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即上帝早已預定了一部分人永恆的生與另外一部分人永恆的死，前者稱之為“選民”，後者則為“棄民”。
丨法國宗教改革家加爾文
根據韋伯的分析，加爾文宗認為，為了獲得這一“拯救的確證”，人們需要通過辛勤勞作，榮耀基督的生命。是否得救的焦慮常常使得信徒陷入孤獨與憂愁之中，於是他們在生活中嚴守職責。天主教徒則不同，私人告解可以給予階段性的罪惡感釋放，他們可以通過不斷的懺悔與哀慟，獲得饒恕與自由，甚至出現了中世紀惡名昭彰的贖罪券。加爾文教徒只有通過“做主的工作”來釋放自身壓力，而且這還不是單一的和暫時性的，而是系統性的和永恆性的。
辛勤勞作、創造財富、積累財富，這是在進行宗教修行，是在世為人所應做之事，不是為了地上的財富，而是為了天上的財富，因此，他們所做的一切，乃是為榮耀神。這是一種入世的苦行主義，不同於修道士在修道院清貧節儉的生活，也不同於天主教徒奉祈禱、誦唱為重點的靈脩生活。
韋伯認為，天職中的勞動是一種苦行主義，財富會使人懈怠，因財富增加而離經叛道的教徒比比皆是，然而工作能解除疑惑和墮落，將勞動本身視為上帝規定的生活目的，能使信徒隨時保持清醒，明白勤勉工作和積累財富都是上帝的旨意，工作修行是苦行美德，是證實神聖恩寵得救之確證，為上帝而勞動，依上帝指示獲利，而不是為了財富而衝動。教徒以工作積累財富，也在修行中進行著宗教實踐。
丨加爾文宗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又稱為“長老宗”“歸正宗”“加爾文派”。圖為“五月花”號上的
最後韋伯得出結論，苦行主義完成了促進物品生產的使命，資本主義精神由於它的影響得以發展。但是很快，資本主義更加依賴機械，已不再需要苦行主義的支持。至於資本主義精神失去苦行主義的支撐是福是禍，要在時代的檢驗之中才能知曉。
反對與啟發
並非所有學者，都贊同韋伯的觀點。麥克勒爾在《加爾文主義的歷史及其特徵》一書中，就引用加爾文本人的言論，以證明加爾文主義的教義對資本主義精神不僅不是促進，反而是阻礙。
美國華裔學者杜維明在《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一書中，也分析了儒家倫理與現代精神之間的關係，認為並非只有資本主義精神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
中國學者對於韋伯思想也有批評。有些學者分析指出，按照韋伯的分析邏輯，中國因為不存在與資本主義有密切關係的宗教倫理，所以，中國沒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這明顯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
韋伯的研究曾啟發了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著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就明確說，他探討中國“儒商”們精神世界的《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論文集就是受到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他一方面，並不贊同韋伯對中國社會的評論，另一方面又認為，韋伯探討問題的方式，對認識中國歷史，有很大幫助。
讀此類書籍，既痛苦也快樂。痛苦在於要花費腦力、心力、時間，沉浸下去才能讀懂一二；快樂在於每本書都是一場思想的盛宴，藉由它們，平凡人得以突破自己智慧的侷限，從現象進入本質，更深地理解社會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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