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張藝謀

“千夫所指”张艺谋

1.

第二季《十三邀》開播了,第一個邀請的嘉賓是張藝謀。

“千夫所指”张艺谋

張藝謀此時正在忙著新片《影》的拍攝,在黑白顛倒的工作節奏中,他不見半點疲態,目光冷靜、敏銳,像一隻隨時準備伏擊獵物的蒼鷹。

這番凜冽的模樣,常常會將他聯想成高倉健,把威嚴和較真掛在臉上的“一代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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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一瞬間,也有北野武的模樣,眼神裡不見半點柔情,透著冷峻和力透紙背的力量感。

他們之間除了面貌上的相像,更多的共性是:

持重老辣,他們可以遊刃有餘於各種想做的事情中,幾乎事事都勝利在望。

高倉健是連續三個世代被公認的“演技之王”,“一個可以靠背影演戲的人”,《追捕》讓他在中國一度風靡;北野武像一個精力充沛的不老頑童,在多重身份間暢快轉換,71歲開始賣衣服也是做得風生水起。

張藝謀在職業生涯面前,也是馬不停蹄的,電影、歌舞劇、大型演出、觀念作品…玩轉於多重身份之間,建立絕大多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也不斷塑造著“張式”成功。

“千夫所指”张艺谋

2.

回眸十年,2008年的奧運會,張藝謀用炫目的科技和不拘一格的審美拓展了奧運會的表現力。

用強烈的中國印象刷新了國人的民族自豪感,那一刻成了多少國人記憶中驕傲的封存。

荏苒十年,如今再望,當年的視野奇觀並不過時,甚至還在散發著超前科技感和時尚感的餘溫。

在表達中國印象和民族符號時,張藝謀顯然是信手拈來的。這超凡的功力,也體現在他的《對話·寓言2047》中:將優秀的民族文化置於新型科技中,來表達科技與當下生活的碰撞。

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每個舞者面前舉著一個iPad,在屏幕上呈現的是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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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節會讓我們一下子聯想到生活中的一幕:不管男女老幼,都在自顧不暇地低頭玩手機。

張藝謀的這一設置,無疑是為了把“低頭族”帶入這樣的思考中:當我們把大部分情緒丟給這些電子產品時,那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我們是不是會忘記如何表達喜怒哀樂呢?

他沒有直接告訴觀眾答案,只是通過一系列穿越古今的現實寓言,去鏈接傳統與現代,過去與未來,基因記憶與超時代的希冀,啟發人們不斷進行思考與憧憬:

未來會怎樣?為了迎接這樣的未來?我該怎麼做?

3.

如果說十年前的奧運會,他還是在集體主義的召喚下進行科技改變中國盛況的超前描摹,而當下的《對話·寓言2047》則是從強烈的個人意志出發,一方面展現著科技無孔不入的超強改變力,另一方面也在反思科技對於人的自由、意志力的操控。

京劇“裘派”繼承人裘繼戎繼上一季與巫娜合作的《古琴.光劍》後,在《戎舞·光》中,結合激光進行現代舞表演,如同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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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族兒女哼唱著被譽為“活著的圖畫文字”的坡芽歌書,這樣天籟般的情愛密碼,再搭配上土耳其Ezra Tuba國際先鋒時裝團隊設計的“蝴蝶裙” —Butterfly Dress,第一件會“飛”的服裝,呈現了絕佳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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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讓他交出一張滿意考卷,給了他奪目榮耀的同時,如今的他也在試著給“個人”尋找更多“誠實”的表達空間。

同樣的“誠實”,在這次如同“真心話”的對談中依稀可見。

4.

張藝謀曾被各種耀眼獎項加持:他是“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主演的第一部電影《老井》橫奪三座影帝,第一部電影《紅高粱》便獲得中國首個國際電影節獎,《秋菊打官司》斬獲威尼斯金獅獎、《活著》收割了第47屆戛納電影節評委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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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一方面不滿張藝謀將這樣的“景象中國”傳達給國外,一方面又沉浸於他飽滿有張力的情節和濃墨重彩的畫面中,總之,張式電影成了當時好電影的鑑定標準。

這種榮光還沒有繼續延續或者得到拔高,他就向觀眾交出了《英雄》這樣“令人失望”的影片:中國式的美學意境以好萊塢快速化的視覺方式進行呈現,一部看起來與張藝謀之前電影風格背道而馳的商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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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從《英雄》起,張藝謀的作品開始譭譽參半,甚至他的老師曾公開說,他的作品從《英雄》後,我一部也沒有看過。

在許知遠問起“別人質疑你後來的作品,你怎麼想”,張藝謀回答不像某些導演一樣進行“回懟”,也沒有絲毫閃躲:

“我覺得他們這樣的批評是不對的,把這個作品放在整個時間段中,它是有開拓意義的。”

是的,《英雄》這部作品開拓了中國商業片的先河,開闢了新的票房增長方式。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這句沉甸甸的話用在他身上也絲毫不為過,張藝謀也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罵聲”:

“做什麼事情都有人罵,但是我從來不回答,從來不解釋。我覺得解釋也沒啥用,這是我個性吧,專門為解釋而出來解釋,我都覺得心態虛假。

長期這樣,大家形容我就是一個堅強的戰士,板磚亂飛繼續前進,其實也不是,我性格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已經蝨多不癢債多不愁了。”

對於這樣的評價,他更多的是,用他的話來說,“我不在乎”,他說,如果不置身於他那樣的出生環境和生長空間,是不會理解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

5.

他出身於地主家庭,在那個時代,這樣的出身可以算得上不幸。

小學時,填寫關於家庭背景的表格時,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孩子,幾乎是帶著喜悅填完的,他不得不雙手捂住,生怕被別人看見。

後來,幾經輾轉,可以進入棉花八廠做工人,但是也因家庭出身而成為黨員、團員六百多人的大會中不得不提前離場的那一個。

而他的命運轉折點,源於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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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張藝謀

當時的選拔情況是這樣的:13個棉花廠,僅有的一個名額被分配到了他當時所在的八廠,八廠有5000多人,還要從這麼多人只選出一個人。

僅有的一個名額給了他,被推薦到電影學院時,也因年齡過大,差點被刷下來。

“我進工廠算特招,進工藝室算借調,上大學是破格,我好像從來都是一個編外的身份,一個不那麼理直氣壯的角色。”

這一波三折的早年經歷,可能讓張藝謀比別人更懂得“機會”二字的分量吧。

他說,如果不是這一個個突如其來的機會,他可能和他的兄弟一樣,現在退休在家,不會與現在的這種生活產生交集。

為了迎接這樣的機會,他也付出過別人難以想象的努力,有傳言說他曾為買海鷗120雙反賣過血。

相比於口碑來說,可以嘗試的“機會”對他來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他接了《長城》這樣純粹好萊塢製作的影片,起先他是拒絕的,“特別典型的爆米花合拍片的類型,我想了很長時間,覺得這個根本就不是我拍的東西”,後來經紀公司一句話點醒了他的“機會主義觀”:

《長城》只有一個價值,會在全世界1500家電影院同時上映,這是第一部由你來導演的中美合作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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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就這樣成為他“借水行船”的一部電影,借它來製作一個大IP和一個較大的觀眾群,從這個緯度上,

讓中國形象走出去,讓中國電影走出去。

但是《長城》撲街了,讓他收穫了很多罵名。

儘管他在與《正午》的訪談之中,已顯示了他對消費時代的清醒認識:

“在全世界除了反恐戰爭之外,不會有世界大戰的情況下,我認為目前步入了消費時代或者娛樂時代,好象大家都在變淺薄.......

用電影做前衛性的開拓,前鋒性的開拓,思想深度的開拓的時代過去了,那麼做沒人看,也沒人拍,現在是這樣。"

然而,觀眾對他的新嘗試並不買單,可能是,張藝謀已過早地從當下的時間緯度跳出,或者說從他自己構建的影像世界中跳出太久,早已在波瀾壯闊的時間曲線上,刻寫自己新的印記,用他自己當下能看到和預估的方式。

而我們觀眾還“傻傻的”沉浸在他構建的《紅高粱》《秋菊打官司》的影像世界中。

6.

在被《正午》問到他是不是還想拍那些讓他風光無量的影片,《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諸如此類。

他說,他是那樣成長過來的,那是他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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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空間也很少。唯有批判現實主義才深刻,但是批判現實主義在中國極難拍。

他再次強調了“機會”二字,但是時光輪轉,以前機會讓他嚐盡甜頭,而現在,不知是不是在自我暗示下,“機會”剝奪了他身上的部分膽量,以及他會觸及到的深度。

那部延續《我的父親母親》“一生只守護一人”愛情觀的《歸來》,在呈現史實時,被批評“避實就虛”,衝擊力不夠,張藝謀的解釋是:

“站著說話不腰疼,我想怎麼拍怎麼拍,可能嗎?不存在,有可能投資都撤了。

這方面的空間非常有限。”

如果拿電影《活著》來比照這番話,誰能不長吁短嘆呢?

在集體主義價值觀的長期捆綁下,這個被抱有期待的導演,有了“畫地為牢”的束手束腳,也失去了更多滑向人性深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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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開始拍攝《影》,一部充溢著中國水墨畫質感,無疑又是他在色彩表達上進行大膽嘗試的電影。

《影》講的是一個替身的故事,背於光下,行蹤不定,無所不及,神秘陰冷。

相對於人前的閃耀,影承載的人物,是隱匿失語的,在張藝謀的這部電影中,卻成為主角,在既定的命令下,行動自由,來去自如;而影前的人物,借影行駛著愛恨情仇,影演繹的是他內在真正的慾望,他束縛不得親自動手,反倒像個傀儡。

這一明一暗中,構成了恰似陰陽兩極的平衡。一心化為陰陽兩極,這也是張藝謀的矛盾。

最暗不過人心,這部影片,借影隱匿人前的暗黑,又時時借影釋放人後的邪魅,“分身利物,影含百川”。

這極具個人色彩主義的表達,透過黑白影調散發出源源不斷的震懾力和威嚴感,或許會成為張藝謀導演生涯的新轉折。

也或許,會成為張藝謀的新困境。

作者 | 藍沐

圖片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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