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活在别人眼中那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做一件事之前总要考虑别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年纪很大还不结婚别人会怎么看？当众生气别人会怎么看？项目失败别人会怎么看？和父母吵架别人怎么看？在微信发个朋友圈我们都要衡量一下是不是拉低了自己的层次。
我们碍于世俗社会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浑然不觉，一直兢兢业业按照这个标准在做事，直到有一天，这个标准违反了我们内心的欲望，我们纠结、痛苦的时候便会开始反思，而这个时候，我们才活得像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各种思想灌注的傀儡。
加拿大认知科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在他的《机器人叛乱》一书中将人类形象地比喻成“机器人”，根据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的理论，我们是两种复制因子的生存机器，基因和模因。
基因是生物层面上的，而模因则是思想和观念上的。道金斯把模因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元素（比如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它通过非遗传的方式得到传递。
跟基因一样，模因的利益就是复制，通过传播来占领大量宿主的心智。所有的宗教、文化观念、政治主张、伦理道德都属于模因。所以，基因是我们存在的原因，而我们的存在也同样为模因服务。
基因和模因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它们只想借助我们来复制传播；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着超越繁衍和生存需求的更高追求，例如发掘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体验丰富人生等。尽管基因的利益与我们自身的利益很多时候是一致的，但也有冲突的时候，例如基因要我们衰老和死亡，个体却想要一直活下去；基因要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这与我们渴望实现自我的利益相冲突。
同样，我们的心智中也寄生着大量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模因，例如“必须有房有车”的观念逼着我们去做房奴、车奴，而我们却想要更多经济上的自由去体验更丰富的人生；“追求稳定生活”的想法要求我们找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但这与我们想要发掘更多潜能的渴望相违背。
实际上，我们纠结的许多根源就在于自身与这两种复制因子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服从谁的利益呢？
如果我们选择违背自身的利益，而服从复制因子的利益，那么我们与机器人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机器人身上被它的创造者安装了各种程序，它们则依照程序发出的指令完成主人需要它们完成的任务。
然而，跟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相比，人类存在于一种独特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可以反抗这些指令，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复制因子之上，拥有自己的自主目标，这便是斯坦诺维奇所谓的“机器人叛乱”：我们就像科幻小说中那些失控的机器人，把自身创造者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下。这其实就是一种觉醒。
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有审视目标的能力，只有当这个目标反应的是你真实的渴望，而不是基因的利益，或者社会对你的要求和期望，它才是理性的目标，而我们只是觉醒的“机器人”。
我相信这种感觉大家都有过：我们内心十分渴望去做某件事情或过某种生活，但社会会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选择妥协和服从。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莫言曾撰文回忆小时候深感歉疚的一件事：三年级时学校组织一个苦难展览，为了 挣表现，许多同学都嚎啕大哭，哭不出来就掩面或者偷偷抹唾沫当泪水，以获得表扬。但其中有位同学很冷静，既没有哭也没有用手遮脸假装。事后，莫言给老师打了报告，这位同学被记了处分。多年后和老师聊起这件事，莫言才知道，当年有十几个同学向老师“告发”这位同学。而此时，这位同学已去世多年。莫言说，这件事他悟到一个道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在《幸福的方法》中写到：“即使在最民主的制度下，人们往往也感觉自己被奴役了——不是被政权，而是被社会强加的价值观。”
事实上，文化只不过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下来的价值综合体系，它通过定义“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来引导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但问题是文化既不是宇宙中客观存在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仅仅是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共同信念而已。
说起文化，不得不提及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文化的滞后性。
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是第一个提出“文化滞后”概念的人。他指出，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要快于非物质文化，而在所有的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中，价值观的变迁是最慢的，因此很多观念的滞后会影响和限制物质文化与经济的发展。
而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德，也是一种虚构的文化产物。道德并不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客观事实，而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大脑中虚构的信念。文化对人类的发展极其重要，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超越生物层面的限制，并最终与其他生物群体区别开来。然而文化既非凭空出现，也非固定不变，而是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并且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互影响。
道德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一套价值观体系，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并以此来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为。而区分行为好坏的标准则是看这种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如果某个行为有利于社会发展，那么它就会在文化的演化过程中以美德的方式得到加强；相反，如果某个行为不利于社会发展，那么文化就会以道德谴责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
当道德约束频频凌驾于规则之上，谁占据了道德高地，谁就可以实施道德绑架和指责。
老人用尊老爱幼争夺公交座位；
穷人用有钱就该多出力谴责不捐款的首富；
熊孩子仗着自己小就可以胡作非为；
就连婚恋网站，也借着外婆这个亲情的名义来逼婚。
电视剧《欢乐颂》里，樊胜美看似精明强干，却被父母和哥嫂用道德的枷锁束缚得透不过气来。她的母亲不但把她每个月给寄回去的生活费全数交给那个不务正业的哥哥，还逼着她替他摆平一切麻烦。而她母亲绑架她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是你哥哥呀，你不帮他谁帮他？
可要知道，道德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从来只能约束自己。如果想用道德约束他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无疑是最大的不道德。加藤谛三在《道德骚扰》一书中提到：“施虐者虽然是出自于好意，但藏在他潜意识底层的，却是想要霸凌他人的心。”
胡适曾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而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说，对不起，我拒绝。董卿说过一句话：“有棱角的善良才是真善良，没有锋芒、没有棱角的人，是很难在这个粗鄙的世界走得更远。”
有一天，你发现社会道德不一定要是你的道德，它只不过是圣人搞出来的管理工具，你不一定要慈爱，不一定非要尊老爱幼，甚至不一定要诚实、忠诚，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看见了文化枷锁，而它一旦被看见就会消失，你的道德观会坍塌，然后被重塑，形成只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的行为准则。
然而，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些道理，把文化强加给我们的价值观当成是理所当然，并因此成为“文化”的囚徒，永远生活在纠结中。我们之所以会被文化限制是因为人类的从众心理，当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去参照周围的人。
只有知道身边一切事物的来龙去脉，用科学和知识来指导自己，我们才能做出更好的，既符合自身利益又符合未来发展规律的选择。我们才有可能摆脱那些不必要的限制，从而获得心灵上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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