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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现在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美国现政府行事的“不可预测性”，正是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来源。
几天前，世界刚刚经历了美方一会儿突然取消美朝首脑狮城峰会，一会儿又恢复的折腾，最近又受到美方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逆转的惊吓。当地时间5月29日，白宫突然宣布，将于近日公布与“工业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最终清单，稍后还要宣布对与“工业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说好的中美贸易冲突暂时休战还作数吗？说好的6月初美国代表团来华磋商还要谈吗？一时间，国际市场哗然，叠加欧债危机重燃的影响，全球投资者重启避险模式。当天，美股、欧股暴跌，美债、德债暴涨，第二天亚洲股市继续普跌。
有人说，这是美国现任总统从政前常用的一种商业谈判策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现在，美方企图通过挥舞贸易战、投资战的大棒，威胁中国在6月初的中美经贸磋商中做出重大让步。但是，美方这次可能真的打错了算盘。
正如中方所指出的，日前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显然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美方单方面采取这种做法，与美国近来任性的各种“退群”行为，再度表明了美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的骄横傲慢与出尔反尔。而盛气凌人、言而无信的国际磋商，恐难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而且，这即便能够为美国赢得短期利益，也必将影响美国长远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美方单边宣布前述措施后，一个新词——“弃约精神”在中国迅速蹿红，其中不无浓浓的嘲讽意味。
不排除美方自大地认为，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对华贸易又是逆差，所以敢于在贸易战中铤而走险，以为谁的声音大、拳头硬，谁就可以多赚便宜。但正如中方在声明中指出的，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中方都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是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贸易摩擦只是一种外部冲击，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有限。特别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长期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成效已经显现。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较上年高出0.1个百分点，主要是主要经济体同步复苏、国际市场需求强劲背景下，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有人评论，是外需恢复挽救了中国经济。然而，今年一季度，由于进口增长远快于出口，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是负拉动，但投资的拉动作用同比回升了0.8个百分点，经济增速仍达到了6.8%。可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明显增强。作为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回旋空间大，这正是中国无惧外部冲击的底气所在。
4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在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同时，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市场认为，中国政府重提“扩大内需”，是在外需受到显而易见冲击的情况下，政策预调以防范经济过快下行，进而预期将重启经济刺激。于是有人担心，中国可能重蹈当年日本以扩大内需应对日美贸易争端，最终资产泡沫破灭、经济长期停滞之覆辙。
这其实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误读。中国早已将扩大内需作为基本国策。“十二五”规划明确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6.5%、58.6%和-5.1%；“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分别为54.5%、46.7%和-1.1%。“十三五”规划再提要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以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2016和2017年，三大需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1.7%、37.2%和1.2%。
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在此背景下，2011-2017年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GDP之比平均为3.5%，较“十一五”期间的平均水平回落了2.0个百分点。但是，中国进口商品中，绝大部分是中间品和资本品，消费品进口仅占不到10%。因此，扩大消费品进口，中国增长潜力巨大、政策空间广阔。
十九大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动扩大进口，正是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产业升级、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生活需求的必然要求。最近中方宣布了一系列降低进口关税的措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乃是民心所向。
降关税、扩进口不是迎合或屈从外部压力，而是中国政府自主的政策选择，有没有中美贸易争端都是要做的事情。相反，作为应对贸易争端的谈判筹码，有可能会策略性地在出台相关措施时有所配合。在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下，中国政府不可能给某些国家和地区特殊的关照。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增加进口，但关键还要看相关国家和地区能否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以及其商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对中国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否具有吸引力。
解决经济对外失衡必须从恢复对内平衡入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正是通过“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中国实现了经济再平衡，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由2007年的9.9%降到了2017年的1.3%。如果美方不认真对待和解决结构性问题，降低消费、提高储蓄，则其贸易失衡问题将永远无解。特别是在政府减税、财政赤字扩张情况下，美国贸易失衡恶化是大概率事件。将中国作为替罪羊，既是找错了对象，同时也将无济于事。
何况，白宫威胁要采取的关税及投资限制措施，并非要解决美国贸易失衡问题，而是将“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行业和产品作为打击对象，战略遏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追赶之意已昭然若揭。这将有助于消除国内一些人对于美国的幻想，进一步认清中美贸易争端的长期性、复杂性。而“中兴事件”更是让中国对于技术上受制于人、企业大而不强有了切肤之痛，进一步增强了自主创新、技术追赶的紧迫感。所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美有共识、合作有空间，但要中国放弃核心利益，美方不应有奢望。
美方之所以在对华经贸政策上反复无常，一定程度与其国内体制有关。据说，“5.19”中美联合声明后，引起美国国内对华鹰派的强烈反弹，认为政府过于软弱，然后才有了“5.29”声明，才有了国会抵制解除“中兴禁令”。其实，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中，美方官员就表示，中国的部长们谈判中说过的话能够作数，而他们却基本定不了事情，因为好多事情都要听证、要立法。其好处是，让美国政府有各种借口不做不想做的事；但坏处是，也可能让美国政府想做的事情做不成。中国政府的计划性、执行力，恰恰是中国经济社会事业成功的制胜法宝。拥有市场优势和体制优势，中国在贸易冲突中并非没有还手之力。况且，一味退让也不可能让美方满意，当年的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在白宫声明发布之后，中方迅速回应，表示通过平等对话磋商、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和解决有关经贸分歧，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长远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同时，敦促美方言而有信，按照联合声明精神与中方相向而行。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上的理性和底气。
对于美国政府和人民，我们还是那句老话：谈，拿出诚意，大门敞开；打，掂量后果，奉陪到底！
（作者：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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