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其2014年的半自傳式作品《歸來》以大格局配小場面，2016年的《長城》則淪為好萊塢視效的爆米花電影，種種跡象表明這位倍受推崇的第五代中國導演其執導生涯似乎開始日薄西山了。然而《影》的驚鴻逆襲當之無愧於張藝謀極端視覺追求的巔峰之作。”
9月30日，《影》上映當天，美國著名權威的電影雜誌《Variety》用“張藝謀的華麗迴歸”給其做了定性，（投黑馬Tou.vc專注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臺）並打出了88分；而截至發稿前，《影》的爛番茄新鮮度是88%。國內的觀眾也不吝慷慨，豆瓣7.6的打分，讓《影》擊敗盡了近9成的古裝片與動作片。
批評被當作少數而無害的聲音，媒體和營銷號喜歡引用《好萊塢報道》“這可能是張藝謀迄今為止最驚豔的作品”的評價，來稱讚《影》水墨風的光色美學以及蒼涼洶湧的權謀紛爭。
一人分飾兩角的鄧超被普遍認為是“賺了”——一個近年來主要靠綜藝上搞笑的表演、妻管嚴人設刷存在感的男藝人，能被調教得演技爆表，單用與導演“彼此成全”似乎略有偏頗。
“每次來到威尼斯，都像回到老家一樣，用中國話說，就是‘回孃家’了。”威尼斯當地時間9月6日，張藝謀靠《影》收穫了威尼斯電影節官頒發的“電影人榮譽獎”，在這之前，他已經憑藉《秋菊打官司》和《一個都不能少》獲得威尼斯最高榮譽金獅獎。
所以哪怕張藝謀自己說自己“從未遠去，也談不上回歸”，人們還是喜歡把《影》的上映看作張藝謀的“歸來”。
公眾對英雄想象的需要，會把英雄置於尷尬境地：既然一出手就是巔峰，那日後張藝謀們能做的只有鞏固王座或是卿本佳人奈何從賊。
所以國師，歡迎歸來。
放逐張藝謀
1993年2月，曾經北京電影學院1982屆的校友，來到學校朱辛莊北的舊址，作一次十年後的團聚，親歷文革與改革開放的與會者們，享有一個專屬於他們的稱呼：第五代導演。
馬國興在《第五代電影前史》中記敘了陳凱歌在會議上的慷慨陳詞，“遙想當年...... 少年無忌,十足狂妄,欲與前人爭短長.....十年過去,世稱''五代'......熱愛藝術，忠實生命 ，淚灑人生，開發人道 ，再幹十年，還要再開風氣先，決不食言！”
陳凱歌
這種在今天看來近乎“搞笑”的陳詞，是對開始於1983年的第五代電影良好的註解，1983年秋，以《一個和八個》和《黃土地》為序幕，《大閱兵》、《孩子王》、《獵場扎撒》、《盜馬賊》的相繼出現，“表明了一場具有前衛性質的電影運動全面展開”。而《紅高粱》則將早期第五代電影運動推向高潮。“隨著第五代電影在90年代的成熟、豐富和演變，諸家蜂起，評論如潮”。
與之相對的則是“反謝晉模式”如火如荼的進行，作為第三代導演代表之一，謝晉和它的電影被當作一種向權利卑躬屈膝的符號。批評家們欣喜地從張藝謀的《紅高粱》中發現了諸多際旨遙深的東西，比如蓬勃的生命力和紅色的黃土高坡。
張藝謀被擁戴為新神，作為招呼人馬與另一套價值體系對抗的大旗，“《紅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國電影不再按照權力意志炮製，而是隨著創作者自己的意願編導。”
文學批評家李劼是第一個向謝晉開炮的人，他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表示自己沒想到，“張藝謀後來會變得謝晉第二，並且比謝晉還要謝晉。”
《紅高粱》劇照
知識分子們對張藝謀的由愛轉恨是“多情卻被無情惱”，在他們看來，1999年，“文化怪物”張藝謀公開致信戛納電影節席雅各布，宣佈撤下兩部參賽影片《一個也不能少》與《我的父親母親》是一種變節與政治獻媚——雅各布曾建議張藝謀撤下《一個也不能少》，因為一個光明的結尾是“替政府做宣傳”。
“追逐名利、失去靈魂、崇洋媚外、討好西方觀眾、有文化戀屍癖、提高電影發行門檻，不利於國產電影發展。”在2004年《藝術評論》雜誌，專門召開會議抨擊張藝謀，列舉了六宗罪。
張藝謀於是開始了他裡外不是人的職業道路，此前他和他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紅高粱》等作品，早已被另一部分人認為是專靠醜化中國來求洋大人認可。
“張藝謀呢，他又是誰人給糟踐的？他自己！”《藝術雜誌》2007再次抨擊張藝謀，文章的引子則是用和他並稱第五代核心人物的陳凱歌，彼時陳凱歌是四面楚歌，曾經還要再開風氣先的男人，因為《無極》，被血饅頭打成了“無稽”。
至此，從救世主到千夫所指，知識分子完成了對張藝謀的放逐。
放逐路上：尋找妥協的藝術
2017年的時候，坊間一個段子被張藝謀親口證實，他早年曾為了買相機賣血。
他當時在陝西咸陽棉紡廠工作，而在此之前，他是當地的一名知青，在看重家庭成分的年代，有一個國民黨軍人父親給他帶來了極大的陰影，他也因此變得豁達。
事實上，張藝謀從來不是與外部環境殊死搏鬥的人，他從來默默地接受，試著妥協並達成共識。
他的嚴格執拗更多地是對自己，在既定條件下，近乎變態地達成自己的目的。
當知青，就給全村門上都畫上毛主席，引得村民交口稱讚；本想作畫家，在朋友那裡看到臨摹俄國畫家列維坦的《深淵》，意識到無法超越，就準備去學攝影；不懂攝影，張藝謀白天上工，晚上整夜抄借來的相關書籍。（投黑馬Tou.vc專注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臺）“當他的裱裝工整的攝影作品集送到電影學院攝影系教師們手中的時候，誰都知道，這樣的學生，以後恐怕再難碰到了。”《第五代電影前史》記敘。
所以《英雄》那個被批評是歌頌集權的結尾：秦王射死無名，可能多少有張藝謀潛層意識的流動：人不與勢爭。
《英雄》劇照
作為他在電影全球化和商業化背景下的藝術轉型之作，《英雄》一般被認為打開了國產電影的大片時代，結束了國內票房近十年的低迷，這個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走創造了國內全新的產業化模式。
這也開始了他繼諂媚歐美、政治之後的第三個罪名：諂媚資本。
在《影》之前，張藝謀還有兩部被人們寄予“歸來”期望的電影，《歸來》和《長城》。然而最終《歸來》被指責成弱化矛盾，骨氣衰頹；《長城》不光不是“張藝謀歸來”，反而被影評人“褻瀆電影” 在微博公開diss“張藝謀已死”。
這只是張藝謀“放逐”途中的一個縮影，娛樂至死的年代，公眾對精神導師反而如飢似渴，所以公眾是一種伊尹對太甲式的對之放逐——如果張藝謀不可以，那還有誰可以呢？
面對《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三槍拍案驚奇》《山楂樹之戀》《長城》等等一言難盡的作品，評論們在懷著近乎不可理喻的仇恨時，根本上抱著其能“改邪歸正”的熱忱期待。
《長城》劇照
“我們這一行實際上很殘酷，創作和商業運作掛鉤，不是你想幹就能幹下去的。有一天，你拍的電影沒什麼人看了，最重要的是沒人投資了——因為人家投資是根據你的回報，當(你)沒有投資吸引力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你要徹底退休了。這時候你想幹什麼都沒有用。”張藝謀曾經接受採訪時說。
您並不想做一個完全只考慮自我表達，不考慮其他東西的導演？記者問。
我從來不是那類人，何苦裝成那樣子？張藝謀回答。如果把《影》看作他的迴歸，那他在離開的日子裡，則可以說終於找到了妥協的藝術：如何在輿論、藝術、商業上那個最大公約數。
國師歸來了嗎？
張藝謀其實不喜歡國師的稱呼，“那個名字是害人的，招人罵。”編劇史航也為他鳴不平：“國師這個說法，就是把他惡意架到一個高位，當靶子才這麼叫的。”史航說。
但一系列國家任務早已把他置於某種框架下審視：奧運開幕式，國慶60週年聯歡晚會，APEC歡迎晚宴室外光影秀，杭州G20峰會文藝演出......
“還是時勢造英雄，我不認為自己創造了歷史，把自己抬太高了。”張藝謀面對媒體一貫謙遜，正像他捱了這麼多年罵，也少見去懟別人。
可時勢造英雄，也束縛英雄。對張藝謀來說，時代從《活著》被禁的時候就已經變了。曾任電影局副局長的柳城接受採訪時回憶，“劇本是沒問題的，也通過了審查，最終被禁是沒有經過許可拿出去參賽了。”
《活著》劇照
但《活著》的編劇蘆葦回憶，當時的電影局長滕進賢親口說有人給自己打電話，“你要是讓這個電影公演了，一切反共電影都可以公映”。
孰真孰假我們可能無從得知，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張藝謀對此看得極為明白，“如果我只拍《活著》，可能活不下去。”《十三邀》第三季第一期，他對許知遠說。
一同令人唏噓的還有電影人才的培養，周傳基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標誌性人物，被譽為“中國第一電影教頭”，他對張藝謀、陳凱歌兩個弟子評價都不高，但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是現在的電影學院能培養出來的。
“首先，我認為他們不是電影學院培養出來的，他們靠自己奮發圖強，再加上碰上了一個千年不遇的時代，才有今天。道理很簡單，如果是電影學院能培養出來的，那麼為什麼現在後繼無人?這不是明擺著的事情麼?我不相信我們現在的培養方式能培養出人才來，沒把他們毀掉就是萬幸。”
此種語境下，國師的歸來就值得商榷——如果大環境變了，來時的路還會存在嗎？孜孜於自我突破是可敬的，張藝謀對自己擅長的東西壓制，痛苦自不待言。
他也因此獲得了藝術上的收穫：人們對《影》的聲色美學、莎士比亞式的故事結構讚不絕口——這是他迴歸的部分，一個68歲的男人仍然可以分分鐘教中國電影做人。
《影》備受好評的水墨風
但若是拋開陰謀論的解讀，那麼至少我們可以說國師的歸來不徹底，和早期作品不同，《影》缺乏直指現實沉痾的姿態與勇氣，和近年來大部分國產電影一樣，空中樓閣一般的人性構成了人物命運的唯一變數。
所以與其批評張藝謀缺乏克服時代的勇氣，可能從一個天才在與各方要素達成妥協，實現其藝術抱負的角度，我們能從《影》中得到更多的啟迪——或者說在這個時代，（投黑馬Tou.vc專注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臺）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張藝謀，而我們想要的張藝謀，他能被時代土壤孕育嗎？
但無論如何，張導，歡迎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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