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剑温不胜

确实是悲哀，“改稻为桑”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只要去实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归于失败，这就是大明王朝的悲哀。

来个长篇大论吧。

《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是虚构的历史事件，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明朝嘉靖年间的朝堂与社会的现实状况。

大明王朝的朝堂内部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杀，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以徐阶为首的清流首先发难，却在严党的严防死守中节节败退，严党趁势反击，眼看清流就要一败涂地，紧急关头，嘉靖出场，挽回了局面，并与严嵩达成默契，严党放清流一马，继续维持着朝堂的平衡局面。

政治平衡可以继续延续，但财政吃紧，亏空严重，但国库没有办法凭空变出银子来。

归根结底，缺钱。

内阁首辅严嵩提出了“改稻为桑”的主意。从经济角度算账，改稻为桑确实能够提高财政收入，还能供给洋商的丝绸订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嘉靖很高兴，同意这个建议，专门强调不要加税，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但这个事情有弊端吗？弊端很大，但徐阶和张居正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而是默许通过了。他们根本没在乎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是着重于如何扩大对手的漏洞。

上层不经考察，拍拍桌子定下方略，但到了下面基层，执行中就出大问题了。

落实政策的地方官员胡宗宪就首先感到不妥。他认为：此事太过操切了，如果用三年时间，逐步缓改，在操作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问题，还是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上面却要求一年之内出成果，这很不现实。

如果仅仅从纸面计划上看，改稻为桑真是个好事情，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资金，农民的收入也能提高，还振兴了整个织布行业，纺织资本家也能赚到不少钱，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本应该皆大欢喜。

真的那么美好吗？不见得。

政策是个好政策，执行起来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于是，各路神仙纷纷登场，拉开一幕轰轰烈烈的大戏。

以前讨论过嘉靖搞的三角权利平衡的政治格局。朝廷由三种权力派系构成：严党、清流、司礼监。严党与清流互相牵制争斗，司礼监从中谐调和监督，看到哪方要倒了，就上去扶一把，哪一方势力太涨，就去摁一下，始终维持着这个三角平衡。

咱们看看，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严党、清流、司礼监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严党

高层（决策）：首辅严嵩。

中层（监督管理）：严世蕃

基层（贯彻落实）：郑泌昌，何茂才

政策下放到基层，执行政策的严党基层官员不顾浙江商贾和农户的实际情况，要求当地作坊一年之内织出五十万匹丝绸。

为什么时间要求这么紧迫？胡宗宪的三年逐步缓改不是挺好的吗？

当然要时间紧迫，如果三年逐步缓改，利益就都让朝廷和老百姓得了，执政官员和地方上的富商和豪强怎么有机会从中获取暴利？

改稻为桑，种桑比种稻利润高很多，那么田地越多，获利就越多，富户和豪强当然想多占土地了。多占了田地，再让原有土地上的农民租种当佃户，是不是就赚大发了。

纺织资本家们也很赞成，因为管理桑田的人手比管理稻田要少得多。有一部分农民就会失业，失业了就要找工作，纺织厂正好雇来当廉价劳动力。

官员们也很赞成，通过土地的买卖，这些富户、豪强、商人们想获得土地，就要经过官员们的手，官员们就能大笔大笔地拿回扣。

但是老百姓可不同意，人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种桑，自己收茧，自己卖蚕丝，为什么不自己赚钱呢，非要卖给你富户地主和豪强？

三年缓改，老百姓就能逐步得利了。

这可不行，要逼着老百姓把田地交出来，就必须有所要挟，怎么要挟？现在就执行政策，毁掉稻田，你卖了田，给你钱，你买粮活下来。你不卖，今年没有收成，饿死你全家！

够不够混账？

为了快速推行改稻为桑，当地官员派人骑着战马践踏秧苗，但戚继光火了，把兵调走了。

严世蕃和郑泌昌、何茂才干脆下了毒计，竟然毁堤淹田，借天灾酿了人祸。地主豪强们借机低价收购甚至巧取豪夺农民田地。

两县被淹，百姓生存立即成了大问题。没有粮食，活不下去了。

农民的怨恨:

“今年青苗已经下去了，要改桑只能等明年，你现在就让我改，不改就毁堤淹田，现在改桑，到时候没粮食吃，饿死了找谁去？难道去吃桑叶吗？朝廷哪能这样做事？”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的农民，以食为天，吃饭比什么都重要，能不饿肚子就是盛世，千恩万谢了。庄稼、土地，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土地，庄稼收上来，即便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会造反。农民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他们轻易不愿意折腾，他们更愿意做顺民，可受欺负、受委屈的总是是农民。

毁堤淹田，这就是要绝了农民的命根子。

严党的论调: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

敢于反抗的，就扣上通倭的帽子，杀一儆百。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地方大员胡宗宪急了眼，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治下的老百姓遭此灾噩，他开始向朝廷请求支援，并四处借粮。

那么，掌管朝廷粮食的清流们又如何对待呢？

二、清流党

高层（决策）：徐阶、张居正

中层（监督管理）：赵贞吉

基层（贯彻落实）：海瑞、王用汲

清流高层的态度：

当此百姓危难之际，向来与严党水火不容，斗得你死我活的清流高层，徐阶、高拱、张居正首先想的不是拯救百姓，而是要扩大事态，以酿成更大恶果，好捉住严党的把柄。

淳安、建德两县受灾，数十万灾民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地方大员胡宗宪设法筹粮赈灾。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被徐阶和高拱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

而张居正在裕王府议事时说出了清流的真实意图：

“

“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几十万人的生死，在这些高层眼中也就是一块烂肉。就是为了朝堂上的争权夺利，置万千黎民之生死而不顾。

这就是清流，要饿死穷苦老百姓们，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与严党竟然是完全一致的。

即然清流的高层不允许赈济灾民，可想而知中层又是怎样的态度了。

徐阶的门生、胡宪宗的好朋友，鱼米之乡的父母官，时任南直隶巡抚赵贞吉，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这样答复：

“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

“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

灾区的老百姓被两道铁闸夹在了中间。

一边是严党，毁堤淹田，逼迫农民们贱卖田地，表面上为了执行国策，改稻为桑，实则是为了土地兼并，从中获取暴利。

一边是清流，拒绝救灾，迫使老百姓因饥饿而闹事，激起民变。为了抓住严党的把柄，打击严党势力，争权夺利。

他们政见不同，行动一致。

胡宗宪为救灾民而东奔西走，却四处碰壁，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唯有一声长叹：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那么，做为平衡严党和清流势力的司礼监，他们代表的是皇权，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三、司礼监

高层（决策层）：吕芳

中层（管理层）：杨金水

基层（执行层）：李玄、沈一石

司礼监做为嘉靖皇帝的权力代表，也是皇帝的大管家。他们为皇帝谋取利益，当然也从中截流，为自己牟利。

即然司礼监是起维系严党与清流之间平衡的作用，在这样的事情中，自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和作用。

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杨金水，就是司礼监方面的人。他被派往浙江，一是为了皇上管钱，捞银子，二是充当眼线，监督两党人员的一言一行。

毁堤淹田是怎么回事，杨金水心里很清楚，但他心里想着的是洋商的订单和纺织商的丝绸，灾区老百姓的死活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是毫不在意的。

但是，为了平息事态，上面当然要追究责任，而司礼监是负有监查责任的。按照大明朝官场的一贯的德行，责任尽量往下摁，基层人员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杨金水交出了自己的手下李玄顶罪。

小太监李玄是河道衙门的监管，说良心话，即使工程款项上有贪腐，但河道都是去年刚修的，固若金汤，再不济，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决口呢？

但要下决心让你担责任，就要想方设法让你栽进去。

杨金水这样说：

“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河堤？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为了掩盖毁提淹田的实情，决堤的原因说成是河道失修。

最没有背景的底层人员被拿出来顶缸杀头。

但这毕竟是件通天大案，一旦到了嘉靖亲自过问的程度上，皇上是不允许欺瞒的，杨金水面圣，又把责任推给严党。

嘉靖帝明白他的苦心：

“这个杨金水还是得力的。”

为了给毁堤淹田画上句号，牺牲了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跟河道监管太监李玄。

司礼监牺牲了体制内的基层人员李玄，而体制外的人员是怎样的结果呢？

四、明朝商人沈一石

浙江首富沈一石，也参与了此事，他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兼并土地、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生产。

但在大明王朝，做为一个商人，参与到这种深涉政治斗争的事件中去，他就很悲哀地成为了政客们手中的棋子。

用之，弃之，掠之，杀之。

没从改稻为桑里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反而搭上自己最后的财产。海防急需军饷，失败的施政又需要承担者，沈一石就沦为了众矢之的，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献上祭坛的最佳牲品。

嘉靖点头，众人赞许，获罪抄家，一代首富，葬身火海。

做为商人，沈一石有错吗？

其实沈一石就代表着无数明粉口中所谓的“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

沈一石和别的那些奸商有着本质的区别，沈一石是资本主义代表，他是要为这个国家和老百姓创造价值的。

但是，在大明王朝的土地上，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生存的土壤。

很悲哀，沈一石遵守着这个国家对待商人最严苛的法令，穿着布衣，喝着冷水，吃着最劣质的食物，守着最低等人的礼节。

做为司礼监的编外人员，沈一石以他商人的眼光，早已看出改稻为桑是一步死棋，他也自知难逃一死，用自己的生命和最后的财产导演了一出大戏，先是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地，后又改为了奉旨赈灾，最后在层层盘剥，重重压力之下，成为了腐朽的大明王朝的献祭。

熊熊烈火中的沈一石愤怒的遗言：

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

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活路！

海瑞审案，杨金水发疯。

那么大明王朝的清官能救了老百姓吗？

五、大明清官海瑞

严格意义上来讲，海瑞不属于那些所谓的“清流”。

如果以现代观剧者的眼光来看，海瑞其实是

海瑞肯定不属于那帮“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三无扯淡派的范畴。

在这个剧中，海瑞代表着一个问题：如何在明朝当时的体制下，调整结构，把明朝从逐步走向覆灭的道路上挽救回来。

咱们来看看如果真的要挽救明朝，海瑞应该怎么办。

改稻为桑，嘉靖发现问题了没有？发现了。

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嘉靖关心的是：在不引发内乱的前提下如何缓解财政危机，增加收入。

严党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而搞腐败，牟取利益，敷衍皇上。

清流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激起民变，扩大事态，打倒严党。

富户豪强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兼并农民手中的土地。

奸商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把农民变成失地流民，最终成为廉价劳动力。

有没有任何一方，考虑过老百姓的死活？

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以改之名，坑害百姓。

而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明王朝的祖制国策。

海瑞发出这样的怒吼：

“郑泌昌、何茂才以及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者更不知多少！

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一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肆行贪墨而愈贪愈烈？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更多挥霍无度之人！

从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照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还要一千匹。其他各种开支更是不胜繁举。你们算过没有，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那么多的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这些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

就拿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府衙禄米却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

北方俺达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可将士的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情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藩能说得过去吗？

就像谭大人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

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

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

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

谭大人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将我的这番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徐阁老、高达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关系。我海瑞无党！”

海瑞的清醒在于看清了大明王朝腐朽到根子里的皇权祖制。

但这个，能改吗？

忠君爱国是美好的理想，勤政爱民是为官的本分。

大明王朝一次又一次以牺牲小民为代价，换取整个王朝的顾全大局，真的可行吗？

“顾全大局”四个字，让大明王朝的政治格局陷入了死循环，政治生态逐步腐烂，最终再也无可救药。

而老百姓不会永远都容忍自己像蝼蚁一样被鄙视，被辗死和抛弃。

结论：“改稻为桑”的政策，从开始实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必然失败。

馋嘴肥猫铲史官

胡宗宪刚开始就是就觉得改稻为桑是死棋，因此，他派了戚继光去把那些改桑田的兵给调了回来。杨金水，郑必昌和何茂才过来追责，胡宗宪问了这样几个问题。

胡宗宪：“以官府的名义向米行上的米市借贷一百万担粮食，现在借贷了多少啊？”

郑必昌：“很少，都说缺粮。”

胡宗宪：“从外省调的粮食呢?”

郑必昌：“和往年一样，一粒也不愿意多给。”

最后胡宗宪是这样分析的，“

为什么胡宗宪觉得改稻为桑是步死棋?首先弄清楚改稻为桑这个国策是怎么来的？改稻为桑最直接原因在于国库亏空。御前会议，严党和清流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严嵩顺水推舟把张居正给算计了，提出改稻为桑的国策，而嘉靖则默许，君臣二人一唱一和才弄出这个国策——让农民把稻田改为桑田，然后用生丝织成丝绸，去和西洋商人换银子。

如果财政的亏空能够通过君臣二人这样拍脑袋想出来的办法解决，那才是不正常了。所以从根源上来说改稻为桑便不大能够成。这本是严党和清流在御前会议上争斗而产生的，很多具体的细节，无论严党，还是清流，根本都没有想清楚。双方只是把这当做党争的工具罢了，所以死多少人不过是个数字。

假设一下，如果胡宗宪和清流都按照严世蕃的意思去做，他这样强行贱买数十万百姓的土地，能不出乱子么？即使最后换回了几十万匹丝绸，严世蕃能幸免么？

再看改稻为桑的具体措施，严世蕃根本就没有想过拿钱买老百姓的地。朝廷缺银子，能从哪里来？自然只能委屈老百姓了。所以他只是想贱买老百姓的田地，这样才能够解决国库亏空的燃眉之急。正如胡宗宪前面分析的一样，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足够的粮食来买田，而是想逼着老百姓去改。如果老百姓真的按着他们说得去做，等到了老百姓把自己粮食吃完以后，必然没有粮食。这个时候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自然会把改好的桑田全都贱卖了出去来换粮食活命。

老百姓要是活不下去了，容易造成民变。因此胡宗宪提出了要慢慢改。可是严世蕃等不急呀，毕竟国库亏空，嘉靖又大把大把的用银子。所以他趁着端午汛毁堤淹田，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贱买老百姓的田地。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为什么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来买？第一，严世蕃依靠的是沈一石的财力，当时沈一石的财力是做不到的。第二，严世蕃如果想要手底下的人去干活，自然是要有好处的。按照正常途径，办这些事情的人能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好处，谁会去干？

这便是现实的困境。严党手底下的人为什么要依附严党？说白了就是替严党干活能够得到巨大的好处。这些人能够聚集起来，说白了都是利益，严世蕃也管不了他们。改稻为桑这么大一个工程，严世蕃不能从财政上拨款下来，这些官员自然会从老百姓那里弄钱。以后来的鄢懋卿巡盐为例，他们一共贪污了200万两银子，严嵩拿了三分之一，鄢懋卿自己拿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送到京师去打点了。

严世蕃干这种事情，正是严党和清流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严世蕃必然会受到清流的打压。比如高翰文、海瑞，王用汲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个时候，改稻为桑已经成为了双方争斗的焦点。

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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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

虽然这个剧情是《大明王朝1566》中虚构的一个状况，但确实具有讨论价值！

改稻为桑本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叫做产业升级！

按理来说，种桑与种稻相比，利润更高，相当于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能提高百姓的收入，也能提高国家的生产种植，是天大的好事！

那么为么嘉靖、严嵩等人推行的改稻为桑会失败？个人分析，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生产力的限制

这一点，是最基础的原因！产业升级本没有问题，但是在明朝的生产力情况下，问题却很大！

无论任何时候，粮食都是关乎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嘉靖时期的明朝，中国的粮食作物是以水稻和麦子为主。

实际上，水稻和麦子的产量在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中都是偏低的，哪怕是现在的杂交水稻，也不过亩产千斤而已，和玉米、红薯、土豆之类的无法比。

而玉米是在嘉靖35年传入中国，红薯是在万历年间传人中国，等到大规模种植已经是乾隆年间的事情了。

而随着玉米和红薯的大规模种植，乾隆年间的中国的人口出现了极速增长，到乾隆末年在册人口已经到了3亿之众。而明朝人口的巅峰，根据不少专家推断，在1.5亿左右。

所以，嘉靖严嵩要改稻为桑，势必会减少粮食产量，那个时候，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的，因为总量就那么多！

2、急功近利

如果嘉靖严嵩能搞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慢慢的来，改稻为桑也许能够顺利的推行！

毕竟一步一步来，老百姓还能能接受的。比如说一户人家手里有10亩水田，分十年来改造，就有一个缓和期，老百姓也还能有饭吃，也能观望一下改稻为桑是否真的的能行！

可是，严嵩一党偏偏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改稻为桑，这简直就是要了百姓的命啊！

3、无视百姓

至始至终，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百姓的感受。阎世蕃为了尽快改稻为桑，决堤毁田，逼迫百姓把田卖给商人！

土地就是老百姓的根本，没了土地，老百姓吃啥？要改稻为桑也可以，可以租他们的土地，可以搞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可是逼他们卖土地，这是万万不行的！

而以徐阶为代表的清流高层，他们只想用改稻为桑来扳倒严嵩，百姓的利益，再说吧！

胡史乱翔

事在人为这句话，再过一千年都不会被摒弃，错在嘉靖，因为他玩权术导致腐败根源，说白了，一将无谋累死千军，他把智商都要在大臣身上搞权术了，闲下来还得修道，心里根本就没有百姓没有好好治理天下，国库空虚了，知道缺钱了，大家想法子，钱从何来，百姓，不管他怎么做，做多好的都是在收刮百姓不断的重复罢了，政策订下来嘴上说的好点，回头执行人承担，而他没错，海瑞骂得一针见血，天下之错错在你一人，错在根源，字字见血，骂他执政到现在所作所为，最后得了一个无父无君的罪名，这也简介说明嘉靖认下了自己所做的糊涂事悔之晚矣！！嘉靖不杀海瑞还好海瑞反腐名流千古，杀了就是千古罪人，杀了海瑞就是杀了祖宗留下来的法律规律，因为海瑞所做一切就是代表大明律法，嘉靖！是权术大师，执政太差了，他的下二代拼死努力都没挽回国库亏空，没钱没兵！！！

中道看人生

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资源再分配，改稻为桑就是一次资源再分配。

在改稻为桑之前，资源链条上能够分配到的各方分别是，农民，商人，当地官府，严党，朝廷，皇帝。各方都能兼顾到，没有撑死的，也没有饿死的。

那为什么要搞改稻为桑呢？因为皇帝嘉靖帝觉得他分得太少了，朝廷分的也不够，所以要搞资源再分配，他想多捞点。

改稻为桑以后的各方是哪些呢？

商人（丝绸商），当地官府，织造局（皇帝），朝廷，严党，皇帝，这次皇帝嘉靖帝拿得多了，还拿两份。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农民什么也没分到。

农民该分的那份跑哪去了？跑嘉靖帝那里去了。农民什么也分不到，那农民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反。

这时候，不管谁派到浙江去，都得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不把农民逼死，要不把农民逼反，而无论那一条，回到朝廷那里，那还不是死罪？第二个问题，不想让农民死或者反，就得从嘉靖那里把他多拿的那份要回来还给农民，这下就得罪了嘉靖，死得更快。

所以，无论是谁，有天大的本事，如果陷进来，想全身而退都是不可能的。

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此之谓死局！

所以这次改稻为桑注定会失败，根源在于皇帝太贪婪，朝廷太腐败。而不是谁搞，用什么手段搞的问题。胡宗宪早就看出来。就算换张居正来搞，也是搞不成的，只要嘉靖不松口，就一定会失败。

想搞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打倒严党，把严党那份分给农民，二是把这个差事直接给织造局，把当地官府那份分给农民。

结果郑必昌何茂才那两个蠢货去搞商人，可见他们眼光太差了，没搞掉商人，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了。

为什么不能搞商人？因为商人是生产源，搞掉了商人，大家所有人啥都分不着。

如果我是当地官府，想活命，只有把自己那份拿出来分给农民，具体方法就是，把地租给农民种桑，农民种桑树除了上交剩下的那点，就是当地官府那一份。

西堤君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轻易下结论，改稻为桑一定会失败。我们单纯的从改稻为桑本身上来看，到底能不能施行？答案是肯定的，改稻为桑能做。

改稻为桑最主要的作用是为养蚕大户提供桑叶，养出的蚕丝提供给江南织造局织成丝绸卖给西洋换回银子。这已经是较为简单的市场经济雏形了。

按正常维稳的做法，稻农变成了桑农，自家的粮食变成了桑叶换成的银子，银子也能买粮食。而且种桑的收入会更高一些。自然百姓也能接受，商人和国家也能由此多挣一些钱。改稻为桑会慢慢的被大家所接受，稻农转化成了桑农，富余出来的稻农随着发达的丝绸产业进入产业链；随着丝绸业的大兴，大户商人会逐渐兼并桑农土地，桑农看着自己原来的亲朋进入丝绸产业链，自然也会进去。逐渐逐渐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形成了。改稻为桑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明末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却真实发生。

可是，最后改稻为桑做不成，原因何在呢？

1、政策执行者利益熏心，处事操切。借推行国策，行贪污肥私之事，严党岂能不倒？国库亏空已经成了那样，严世番贪钱不要命。这样的改稻为桑急功近利，毫无章法，丝毫没有考虑百姓，浙江官场还想借此大捞一笔，这事情办不了。

2、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确实灿烂，可根深蒂固的土地情节也很盛行。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就没有活路。老百姓看不到改种桑田有什么实质性的收益（本应该是有的，但严党那么搞，老百姓只能死）。本来官府可以合理劝导失地稻农转入丝绸的产业链，谋得一份工作，有了收入，至少不会立马饿死。

3、党争。为什么搞不成，党争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本来改稻为桑就是党争的产物。严党要改稻为桑，清流一党死活不让改，各种下绊子。这也就看出来，清流们的眼界和格局。如果想倒严，就得想办法把改稻为桑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努力。结果内阁会议屁都没放，下来可劲儿拉胡宗宪把改稻为桑搞黄。其实在这些士大夫心里，守土地的思想比谁都严重，轻视商人比谁都严重。丝毫看不出来改稻为桑其实是个不错的机会，既能上利国家补亏空，下利百姓保民生。一天就会抱着圣贤书“挥斥方遒”，殊不知事情不是说出来的。从倒严以后，徐高张的行事能力上看，文人清流耍耍嘴皮子可以。

4、粮食。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明朝中后期全国人口一亿人上下，一亿这个数字一直维持着。为什么？中国的土地就能养活这么多人。在粮食结构没有大的变化时（红薯还没有来中国呢），在减少粮食作物的面积，无异于逼百姓去死。明朝中后期还赶上了小冰河期，本来粮食就不多，况且质量也不好。让浙江改稻为桑，没有粮食，屁都不顶用。

综上，改稻为桑搞不成。

qzuser232129580

因为剧情需要，颠倒黑白呗。历史上太平年间，农民总是倾向于多种经济作物赚钱，根本不用朝廷推动。只有饥荒了，战乱了，才会出现造反的，起义的，乃至朝廷本身等各方势力以军队为后盾，把刀架在农民脖子上，逼迫他们毁掉自家的经济作物，改种粮食。

萧钦钧

改稻为桑：其实就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是征地与补偿。严家和宫中，想出水淹稻田～毁田的缺德事，就是为压低地价～减少土地补偿款。。从整件事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引起～专项补偿款被挪用。。杨金水已经拿到定金了，但是省府一干官员，想低价征地～高价卖田，赚取差价，填补地方财政亏空（当然买田的也有官员的干股）。。于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措施，因为地方政府的腐败～和中央的市场垄断（织造局），最终破产。。如果像现在的农村政策一样，引导市场资金投入，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监督土地补偿款的落实，其实是多赢的局面。。

唐僧324

改稻为桑是解决国库空虚的一个举措，但这个举措没有结合实际，不顾老百姓死活，只能是一种空想，加上当时的体制腐败，君权至上，没有工业，只有农业，生产力不发达，老百姓交不出税，政府没钱过日子，所以就不顾一切……

善良的男人42100579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改稻为桑没有可操作性。改稻为桑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政府在主导，巨大的利益，会引发各级官吏的贪污中饱私囊，以至于把一个好政策变成扰民的行为。宋朝王安石的青苗法改革也是如此，在青苗时向官府贷款，秋收时用收成还，其实是政府做买卖，这非常容易滋生腐败。政府是管理，制定规范的，不能参与市场运作，两者职能不同，硬掺合进去，两败俱伤：市场被破坏，政府权力走向歧途。胡宗宪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政策的副作用，所以他开始反对。明朝的财政问题是个顽疾，文官体系内斗无限，没有精力解决，皇帝更是昏聩于上。李自成不断组织起队伍，根本是民众无法生活，只能铤而走险，朝廷为此要进一步增加税负，民众生活更加困难，形成恶性循环，明亡于内，而不是外。

關鍵字: 明王朝 改稻 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