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李巍: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鑰匙」在中國


「關注」李巍: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鑰匙”在中國

本文大概3500字,讀完約7分鐘

「關注」李巍: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鑰匙”在中國


「關注」李巍: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鑰匙”在中國



「關注」李巍: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鑰匙”在中國


從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到2001年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市場,再到2008年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角色,中國成功搭上了經濟全球化的列車,並因此收穫了巨大的國際市場,帶動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繁榮。與此同時,人口紅利吸引大量跨國生產資本蜂擁而至,促成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中國的產業和技術實力沿著全球價值鏈不斷向上遊攀登。一個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似乎已經初現輪廓。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李巍。本文原刊於《國際戰略簡報第66期》,來源: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公眾號id:PKU-IISS。


「關注」李巍: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鑰匙”在中國



從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到2001年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市場,再到2008年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角色,中國成功搭上了經濟全球化的列車,並因此收穫了巨大的國際市場,帶動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繁榮。與此同時,人口紅利吸引大量跨國生產資本蜂擁而至,促成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中國的產業和技術實力沿著全球價值鏈不斷向上遊攀登。一個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似乎已經初現輪廓。

“特朗普衝擊”惡化中國外部環境


然而,特朗普上臺以來採取了一系列顛覆性的內政外交政策,其所產生的“衝擊波”逐漸向全世界擴散,既有的國際秩序開始“禮崩樂壞”。“特朗普衝擊”表現在戰略、經濟、移民和文化等多個維度。在戰略上,特朗普重新挑起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將中國當作“戰略競爭者”,並提出“印太戰略”來制衡中國的崛起。在經濟上,特朗普通過大規模的減稅政策、嚴厲的投資安全審查政策、對等開放的貿易政策,以及強勢美元的貨幣政策來實現“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其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特朗普高舉的關稅大棒,它旨在通過對其主要貿易伙伴進行極限施壓,貫徹“美國優先”的戰略思想。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8年3月中美貿易戰全面爆發並呈螺旋式升級態勢,對中國來說,一個長期以來總體良性的外部經濟環境開始顯著惡化。特朗普政府於7月6日、8月23日和9月24日,分別對來自中國的340億、160億和20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總額已經接近中國對美出口總量的一半。不僅如此,特朗普還威脅要對另外267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如果這成為現實,它將意味著美國取消了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特朗普針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築起了高達25%的關稅壁壘(目前針對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的關稅為10%,但明年開始稅率將升至25%),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出口。如果這一關稅壁壘長期存在,不僅中國的外貿企業將遭受巨大的生存壓力,它還會影響跨國公司對華信心,促使它們將供應鏈逐漸轉移出中國。

關稅戰還只是中美貿易戰的一個方面。8月1日,美國正式以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為由,將44家中國企業(主要是大型央企)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其中包括很多重要的研究機構,這表明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將更加嚴厲。不僅如此,8月13日,特朗普在國會通過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上簽字,旨在審查外國投資安全風險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權力進一步得到強化,而來自中國的投資將無疑會遭遇更大的困境。可見,關稅壁壘、技術出口管制和投資壁壘,共同構成了特朗普對華貿易戰的“三板斧”。最近,已經有信號顯示,貿易戰還有可能向金融領域蔓延。

事實上,從2009年開始,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所面臨的挑戰就已經開始逐漸顯現,美國先後出臺並逐步成型了“3T”談判戰略,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和《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試圖構建新一代的國際經貿規則,而中國並沒有被納入到其中任何一個談判中。也就是說,早在2009年美國就已經在準備“拋棄”WTO的多邊框架,建立一個新的“朋友圈”了。只不過,由於特朗普“草率”退出TPP,並挑起美歐經貿衝突,這一“規則圍堵”計劃沒有成功。

但是,最近幾個月,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墨西哥、韓國和加拿大已經先後“屈服”,和美國達成了修改自貿協定的共識,尤其是新版的美加墨貿易協定,其中關於“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條款潛在殺傷力巨大;不僅如此,美國與歐洲、日本又釋放了建立美日歐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統一大市場的信號,相關談判也已展開多輪。諸多跡象表明,特朗普的貿易“大棒”政策正在奏效,美國可能以一種非常規的方式實現“以戰促談”,以保護主義手段達到實現更高水平和更加“對等的”自由貿易的目標。

儘管歐日等發達國家以及美國國內的建制派都對特朗普“粗魯的”政策方式持不同意見,但中國的經濟崛起確實引起了發達國家的普遍焦慮。因此,他們對特朗普在經貿問題上對中國實行嚴厲政策,卻是暗中竊喜甚至樂觀其成。目前歐日高水平的自貿區協定已經簽署,如果美國在未來選擇重新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體的中國將何去何從?

艱難時局的應對之道

目前,中國國內瀰漫著較為濃重的悲觀情緒。但所謂哀兵必勝,如果悲觀情緒能夠喚醒我們的憂患意識,並且促使我們在逆境中保持團結和理性的民族品格,壞事亦可以變為好事。經過過去四十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們已經擁有巨大的現實和潛在力量基礎,只要我們保持冷靜,不驕不躁,堅定改革方向,完全能從容應對這場貿易爭端,將其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首先,中國擁有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2017年中國零售商品消費額高達36.6萬億人民幣,零售市場總額已經超過美國,而對美出口只有2.9萬億人民幣。只要能夠真正釋放中國規模巨大的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把高速城市化和城市群消費的動能激發出來,我們完全不必對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過於悲觀。

第二,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產業鏈條和產業集群,製造業規模超過美國,跨國企業如大規模轉移出中國將面臨著巨大的機會成本。以蘋果公司為例,在其201家供應商中,中國企業佔了80家,而美國企業只佔了44家。中美貿易戰確實會影響一些跨國公司的心態,但是中國業已形成的成熟的產業生態環境會使他們欲罷不能。

第三,中國存量人口仍舊巨大,依然擁有高級人才的紅利。大學擴招的一代人正在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大量歸國的留學人才也正逐漸成為中國科研的主力軍。中國的人才紅利未來還將持續多年,這是中國實現技術升級、應對美國“技術戰”的堅實基礎。

第四,經過過去四十年、特別是最近二十年的發展,中國在交通、電信、電力和住房等方面取得顯著成就,基礎設施建設所逐步釋放出的巨大紅利正在顯現。中國的高鐵里程世界第一,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電信和電力網絡,中國人的住房條件明顯改善,醫療水平也大幅提升,這些“沉默的福利”是支撐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性有利條件。

第五,我們站在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前夜,而歷史表明,每一次大規模的技術革命都會製造一個新興的經濟強國。目前,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曙光已經出現,中國在新能源、人工智能、自動化和生物醫療等方面已經積累了可觀的技術實力。如果中國能夠抓住這一輪技術革命的機遇,實現從技術追趕者向技術引領者的轉變,中國完全可以迎來新一輪的經濟持續增長。

但是,上述這些優勢並不能自動轉換為中國贏得對美貿易戰的籌碼,我們需要在經濟外交和國內改革兩個方面做到不等不靠,堅決有所作為,才能將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力量。

經濟外交方面,我們首先要藉助這次中美貿易戰的“機會”,進一步多元化中國的出口市場,降低對美國的經濟依賴。要加快構建中國的自貿區網絡,避免中國在這一輪國際貿易體系的分化組合中,喪失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心位置。抓緊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儘快啟動中歐自貿區談判,穩定和提升與這幾大經濟夥伴的關係,這將極大提升中國應對美國市場壁壘的能力。這也意味著我們要謹慎處理好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關係。

其次,“一帶一路”建設要實現“軟著陸”,進行必要的戰略性收縮,要向重點區域、重點國家和重點項目集中,不能把攤子鋪得太大,須量力而行,謹慎推進,要把各種風險估計得充足一些,不要讓“一帶一路”建設成為我們外交和經濟的負擔。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應對中美貿易戰的關鍵“鑰匙”不在美國,而在中國國內。只要國內堅持執行強有力的改革政策,我們就有信心度過時艱。

首先,我們要堅定壯大中等收入階層,培育消費型社會,切實實施減稅政策,增加土地供給,降低家庭和企業的經濟成本。

如果能夠實質性地減少稅收、降低地價,將非常有利於提振中國的國內消費市場,釋放民間活力,也能夠通過進一步擴大進口來增加中國在對外經濟關係中的談判權。

其次,政府支出要實現徹底轉向醫療、教育和養老。這三大社會矛盾的解決有助於緩解中國社會的焦慮情緒,有利於培養具有大國心態的理性公民,從而能使我們更加自信和從容地應對外部世界的變化。

再次,國企改革要吸納民間資本,民間資本要流向高端製造和研發,把房產和金融的泡沫擠掉。中國已經形成了規模巨大的民間資本,國企改革要引導這些資金流向高端技術創新,而只有技術創新才能支撐起一個大國的實力骨架。

最後,不要再輕易動用貨幣工具來解決問題,因為中國面臨的是長期結構性問題,而不是眼前的短期問題。以人民幣貶值的方式來應對特朗普的關稅壁壘,只能抬高中國進口的成本,加劇輸入型通脹,損害中國民眾的福利,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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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國際戰略簡報第66期》,來源: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公眾號id:PKU-I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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