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常被后人讥讽为特务治国”，不但设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五花八门的特务组织，而且这类一般认为见不得光的机构，在明代都是公开运转，并不避讳。
这种现象并不寻常，在汉、唐、宋、元等朝代，皇帝同样会培植密探，以建立垂直、可靠的信息渠道，但明代才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将特务机构制度化的王朝。
而且，情报工作毕竟性质特殊，明火执仗不但形象不佳，还可能让密探们难以展开工作。此外，同时设置如此多职能相似的机构，也会显得特务部门臃肿、冗余、效率不佳。
为什么明代需要这么多特务组织？
锦衣卫的功能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皇权高度集中的巅峰，臣子都是皇帝的打工仔而非合伙人，朱元璋毋需像从前的君主那样对特务组织遮遮掩掩。
开国仅十五年（公元1382 年），明太祖朱元璋就设立了第一个公开的特务组织——锦衣卫指挥使司。
明太祖衮龙袍像
锦衣卫成员主要由皇帝的亲兵组成，除日常护卫外，还兼具巡查缉捕等职能，有权越过正规司法程序行事。
早在设置锦衣卫前，朱元璋就擅长蓄养密探，如检校高见贤等特务，专司监视衙门官吏、搜集民间传闻等工作。这些人来源复杂，有亲兵、官吏、甚至太监，不隶属于统一的特务机构。
和锦衣卫相比，他们的侦查效率毫不逊色，连官员请客吃饭都会向皇帝详细汇报。
锦衣卫成立后，情报工作也没有统一起来，朱元璋仍会采取传统做法，派出多个互不相干的特务调查同一事件。
例如洪武十五年八月，有人举报和州参军郭景祥之子违法作恶，朱元璋先派按察书吏唐原嘉前往调查，后又派太监佛保廉前往调查。前者回报说，郭子曾手持长矛意图弑父，后者则报告并无此事。朱元璋认为后者更可靠，不但释放郭子，还杖责报告未获采信的唐原嘉。
既然情报工作还是要动用原有的亲信间谍，朱元璋为什么要专门成立公开的特务机构？
这是因为，锦衣卫除了收集信息，更肩负有制造恐惧、恫吓臣民的重任。明太祖曾直白地谈论其功能：「有此数人，就像养了几条恶犬。即使不咬人，也能让人害怕。」
不过，锦衣卫已经足够吓人，后来的明朝皇帝们为什么还要设置东厂、西厂？
也要让锦衣卫害怕
明朝的第二个特务机构东厂，创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
朱棣朝的第一位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本是山东临邑（今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的一个秀才。朱棣靖难起兵时，经过临邑，他主动前往投效。纪纲为人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很快获得了朱棣的信任。
明成祖衮龙袍像
1403 年，朱棣成功夺取皇位，纪纲被升为锦衣卫指挥使，负责特务活动和用于拷问审讯的诏狱。
纪纲深知朱棣对建文帝遗留的旧臣很不放心，他在民间广布眼线，严加监视，大肆抓捕，工作颇有成效。
不过，作为特务头子，纪纲自认为垄断谍报系统，也开始企图把皇帝蒙在鼓里。
由于皇帝所恨的文官武将都归纪纲处置，他就将这些人带到家中，用「代为求情」做幌子诈取钱财。等钱财被骗取殆尽时，再突然把他们押到集市上诛杀。他甚至扣押为皇帝选拔的妃嫔，将美貌者收作小妾，甚至有蓄养亡命之徒、私造盔甲弓箭的说法。
可惜好景不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 年），纪纲忽然被仇家举报，国家正规监督系统「给事中」和「御史」也纷纷弹劾他。立案调查后，纪纲的罪状一天之内就被迅速查明，当天即被凌迟处死，其家属和党羽也遭到清剿。
事实上，朱棣的情报来源从来都不只靠锦衣卫，反而是纪纲被蒙在鼓里。早在靖难战争时期，朱棣就曾凭借宦官的协助，获取南京朝廷的内部情报，只是这些人都不是明面上的情报人员，不能对纪纲起到震慑作用。
纪纲死后，朱棣痛定思痛，深感“制度化”的特务系统十分危险，不能被单个机构独占，必须从宦官队伍中引入新鲜血液，让权力在握的锦衣卫特务们同样为恐惧所震慑。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 年），朱棣设立东厂，由宦官主持厂务，负责和锦衣卫一模一样的工作。领头的宦官唤作“督公”，又名厂公。
督促现有特务系统的最佳方案
东厂的厂公往往由皇帝的亲信宦官担任，十分有利于明朝皇帝搜集外界信息。但是，经过数代更迭，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情报工作还是出了问题。
特别是宪宗时期的李子龙案，主犯是保定易州一位叫侯得权的和尚，因相信妖书，改名李子龙，转行做了道士，结识大批内廷高官，被他们奉为上师，甚至能偷入宫参观。
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 年）九月，李子龙被锦衣卫校官逮了个正着，经都察院审讯，李子龙和几个涉案高官遭到诛杀，罪责较轻的同党也被判以充军。
很明显，李子龙案能发展至此，本身即说明皇帝的情报工具严重失灵。锦衣卫和东厂连宫中诸事都不能掌控，如何能了解京师乃至全国的状况？
面对制度危机，明宪宗朱见深考虑再三，决定在锦衣卫和东厂之外再成立一个间谍机构。
明宪宗画像
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 年）正月，在朱见深的授意下，御马监出身的宦官汪直率锦衣卫校官百余人，在灵济宫旁的灰厂成立了一个独立于锦衣卫和东厂的谍报机构。由于位于皇城以西，这个机构也被称作西厂。
西厂最初由汪直统领，为皇帝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情报，从市井小道消息到官场贪腐罪证，西厂几乎无所不知。
但是，坐拥三大特务机构的皇帝，信息收集能力过于强大，也会引起下属反弹。
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 年）五月，大学士商辂与几位内阁大臣联名上疏，历数汪直十大罪状，要求罢免汪直。明宪宗收到上疏后大发雷霆，厉声责问哪个是上疏的主谋。没想到不仅内阁反对西厂，连司礼监的宦官怀恩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宪宗迫于压力，只得暂时取缔了西厂，但只韬晦了一个月，便趁着监察御史戴缙上疏夸奖汪直，重新恢复了西厂。
汪直的最终倒台，也体现了多个特务机构并行的特殊意义。
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 年），东厂校尉抓到一名潜入皇城偷窃的盗贼。总管东厂的太监尚铭将此事上报给明宪宗。宪宗厚赏尚铭，引发汪直大怒，称尚铭是靠自己举荐才得以提督东厂，遇到褒赏不应该独享。
东西厂两大特务机关由此开战，最终尚铭抢先把汪直的黑材料捅给皇帝，不但有汪直的大量冒失言论，还有他结交武臣的危险事迹。
同年三月，嗅觉灵敏的文官集团都发现，汪直已不再受皇帝的信任，群臣纷纷上疏倒汪，要求解散西厂，终于导致西厂再度关闭。
但是，西厂的存在对皇帝毕竟利大于弊，等到公元1506 年明武宗朱厚照继位后，西厂便重新诞生。
明武宗画像
而且，武宗自幼在宦官的陪伴下长大，不信任前朝官员，即位后任命刘瑾、丘聚、谷大用等亲信宦官三人，分别掌管司礼监、东厂和西厂。
不过，明武宗时期最独特的特务制度创新，是第一次出现了不由皇帝主导、而是特务头子自行创立的情报机构——内行厂。
宦官自己的特务机构
与其他明朝皇帝不同，明武宗时代屹立于谍报系统顶点的宦官，并不是掌管东西厂的官员，而是掌管司礼监的刘瑾。
在明代宫廷的所有宦官职务中，司礼监掌印太监握有最大的行政权（文书的朱批权），地位特别重要，之前历代都不允许其兼任厂公。刘瑾掌管司礼监后，联盟丘聚、谷大用两位厂公，加上明武宗不理朝政，朝廷治权逐渐落入刘瑾一人之手。
正德三年（公元1508 年）六月，京师街头突然出现大量控诉刘瑾罪行的匿名大字报。刘瑾闻讯大怒，把文武百官均召至奉天门下罚跪，想逼出大字报的作者，直到天黑仍无人招供。刘瑾又派东厂、西厂四处缉拿可疑人士，仍然无功而返。
刘瑾此时才意识到，这次和自己作对的很可能不是宫外大臣，而是身边的其他宦官，甚至可能是表面与他同盟的厂公所为。
为防备同行，刘瑾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任厂公，被时人称为“内行厂”，其侦查范围极广，连东、西厂都在它的监控之下，只要被刘瑾怀疑是有反对自己的意图，任何人都逃不过内行厂的铁拳。
到了这一步，刘瑾终于将行政权和特务权力集于一身，当时人说朝廷上其实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明武宗），一个立皇帝（刘瑾）。
不过，明武宗因懒惰导致大权旁落，并不代表皇权的合法性也会落入刘瑾手中，更不是只有吏属特务机构的人员才能当密探。理论上讲，只要是皇帝信任的人，都有可能在某天偷偷向皇帝告发你。
1510 年，刘瑾被他的手下、武宗的亲信宦官张永告发，武宗在怀疑中下令逮捕刘瑾，搜查其宅邸，果然发现了大批贪腐财物和违禁兵器。据现代西方学者估计，刘瑾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的财物，足以让他成为当年的世界首富。
刘瑾最终也被凌迟处死，“内行厂”遭到解散。
只有专为皇帝服务的锦衣卫和东厂，不但坚持到了明朝灭亡，前者的末代指挥使还发挥余热，为大清顺治皇帝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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