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福羲國際拍賣行賈先生撰寫：（fxgjpm）
顧景舟的作品近年被愛壺的人瘋狂收藏，價格陡漲。其原因主要是顧老的壺確實製作上乘、自成一家，無人可比。另外的原因就是市場上很難見到顧壺了，尤其是早期紫砂壺很便宜時候的老壺，損壞散失所剩無幾。顧壺究竟存世多少？搜遍網絡，就得到這麼幾句話“對於顧景舟壺的存世量，業內素有爭議，德義齋主人傅鋼表示，顧景舟早年迫於生計曾經做過很多壺，甚至有一天就做過20把，但早期作品多沒有落顧景舟的款，而是商家委託所做。後期得到認可後，其制壺數量顯著下降，"但一般也會一式三把，由此推斷，儘管沒有可靠的數據，但存世量應該也不小"。
很遺憾顧先生沒有寫下自傳，其近親好友同事也沒有此類文章發表，顧壺的存世量遂成迷局。本人僅根據顧先生生平大致估算其一生在不同時期作品的數量，以求拋磚引玉，有其他更知情者完善之。
顧先生1915年生人，18歲開始學習製作紫砂壺，曾在上海為人僱傭，為顧主制壺，以仿製前人老壺為主，無個人名款。當然，無名款的壺不能算顧壺。
至20歲小有名氣，壺藝快速提高，開始使用名款，也有無款的批量之作。出於生計，在解放前的16年裡，顧先生有名款的制壺不少於2萬件，這是他制壺最多的一個歷史時期。由於當時處於戰亂，壺很便宜，只用不藏，自然消耗量很大，存留到現在的估計為10%左右。也就是，顧壺解放前作品現在存世量在2000件左右。
從1949年開始，顧先生很少制壺，因為當時幾乎沒有市場。1954年10月，他響應政府號召，參與湯渡陶業生產合作社紫砂生產工場的組建籌劃工作。 1955年1月建社就緒，立即著手負責“紫砂工藝班”的招生和技術輔導的育才重任。 1958年，他積極參予了紫砂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 1959 年被任命為宜興紫砂廠技術研究室副主任和技術股副股長，並參與北京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的佈置設計工作，設計了一批大型的茶具及高檔花盆。從這些經歷和當時是集體經濟的社會背景來看，顧先生自己制壺幾乎停止，主要是指導學生和研究制壺技術。或許偶而做幾把贈送別人或當做教學模型。從1949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17年間，顧壺總產量不超過2000把，其中有些是學生作品用了顧先生的印章。那時的紫砂壺還是用品而不是收藏品，損耗量也很大，估計現在存世500把左右。
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期間，顧先生親自制壺的時候更少了，主要是參加政治學習和活動、指導生產。他個人偶而做壺是一種自我消遣或應單位“表忠心”之要求，這十年他的總制壺量不超過500把，其中也有徒弟製作蓋他名章的。凡是自我消遣的壺都沒有進入買賣，底款仍只蓋個人名章。而應單位要求製作的壺，個人做好用了名章之後，一律收去統一加蓋“一九六八年鬥私批修”字樣，象財務收款用的那種長條形章。蓋章的小年輕也不大用心，歪歪扭扭或一頭深一頭淺、上下不對齊。文革時期紫砂壺還是用品，很便宜，估計這500把壺存到現在的在200把左右，或許還有些殘器保留。
1975年到1985年改革開放初期，這段時間他主要高研究，開始寫作，並於1980年建立“紫砂特藝班”，組織教學，並按香港著名收藏家羅桂樣先生的供樣，複製歷史名作。這十年間他的親手作品更少，大約總存世量200把左右，但當時已經進入收藏，幾乎沒有自然損失。
1985年，顧景舟擔任宜興紫砂研究所所長，1989年晉升為高級工藝美術師。“宜興紫砂”被國家評定為質量銀質獎後，他又親自設計指導一批紫砂精品，參加全國性的展評活動，促使“方圓牌”高級紫砂茶具被國家評定為“金質獎”。在1985年到1990年這5年內，他的領導工作和社會活動相當繁忙，都是單位的公務，無暇制壺，5年制壺不超過50把，以贈送為主，而“宜興紫砂”和“方圓牌”紫砂雖然是他領導下創制但不屬於他個人作品，無個人名款。
1990年到顧先生1996年6月去世，這6年間他只為朋友和各方應酬制壺。因為年歲大了，有時是指導徒弟制壺而用個人名款。這期間紫砂壺雖然開始有人收藏，但價格便宜，所以產量很少，大約500把左右，但悉數進入收藏而沒有損耗。
值得注意的是，顧先生去世的1996年，紫砂領域的“化工壺”“染料壺”“納米壺（超細胎料）”還都沒有出現，現在能見到的這類近年壺均不是顧先生所作。
寫到這裡，可以總結一下本文所論，顧景舟大師一生制壺總存世量大約3000把左右，其中近50%流到港臺地區和海外，大陸存量2000把左右。就其收藏價值，我認為可做以下評級：
解放前作品，共2000把，因為存世量高，胎料做工不是很精，二星級。
1949—1966，共500把，存世量不多，但料工不是很精，三星級。
1966—1976，共200把，存世稀少，工料上乘，且有文革特殊收藏背景，超五星級。
1976—1990，250把，存世稀少，工料上乘，五星級。
1990—1996，500把，存世不多，工料上乘，但有些不是本人所做，社會出現較多仿品，四星級。
現在市場上出現的解放前顧壺多於解放後的，價格一般在幾十萬一把；解放後到文革結束的顧壺極其少見，幾百萬一把；文革後的顧壺又稍多一點，但大多去了港臺國外，仍遠少於解放前的，也幾百萬一把。由此可知為什麼顧壺中解放前老壺沒有解放後的新壺價高，存世量所決定的。另外，文革期間的作品一般對壺蓋的配合是否嚴密不是特別在意，成型後有修有的不修，也有倉促間潦草之作，曾見一把顧先生做的文革壺，哪都做的很好，一眼除顧先生別人望塵莫及，惟獨毛主席像臉部是平的，似沒雕刻完畢就燒製成型了，其中原因無人知曉。但即使潦草之做或半成品別人續做之壺，只要細看胎料、造型和其它細微特徵，大師作品總有與眾不同之處，容易分辨。文革期間顧先生名款用章在早期和文革後都未見再用，他個人記錄的“部分名章”裡也見不到，究竟是那個章丟失了？損壞了？還是個人廢置不用？無法考證。丟失的可能大一些，據說文革後期不許加蓋個人名章，原先使用名章被收繳封存，底款一律採用編號，有待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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