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世界第一大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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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一生数度辗转迁移，从1927年到1937年，他三上黄山，两登华山，泛舟长江，于东海观日出，笠屐所至，舟舆所经，无不接其胜流，睹其名胜。丰富的阅历大大开拓了他的视野，他的创作题材受此影响，多山水，兼及花鸟、人物等。此间他画幅中多以黄山为背景，其中较著名的有《黄山云海》《朱砂泉》《人字瀑》，1936年所作的《黄山前后舆图》艺术境界最高。他受石涛、八大山人影响，色彩、线条多明快、秀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之后，张大千又先后在上海、苏州、北平等地做短暂停留。他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誓死不给日本人做事，辗转逃向大后方，于1938年迁居成都青城山，生活得以稍稍安定。寓居青城山期间，张大千开始形成“画家就是上帝，有创造万物的特权”的艺术主张，一扫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低沉画风，以古藤老树、粉蝶小鸟、山花野草为题，创作上千幅作品。美术评说家黄蒙田评价张大千此期的作品时称：40年代大千那些出色的青绿山水，固然是由于他精湛独特的艺术语言所创造，和他对青城山自然景色的深刻体会也是分不开的。对山水画《上清宫》而言……它不酷似青城山第一峰上清宫，但在精神上又极其酷似。这不是画家的如实描写，而是高出于自然的创造。张大千自己也在《论花鸟画、花卉》中称：更严格地说，要能从发叶子的时候，一看就可以辨出花开的颜色，要这样才能算深入里面，算是花的知己，称得画师了。
1939年5月20日至30日，张大千偕友黄君璧、张目寒自成都出发北上，专程游览了剑门、广元等心仪的川北名胜。1940年10月和1942年11月，张大千又第二次和第三次游览了剑门关。三游剑门关，给了张大千以极大的震撼。回到成都青城山后，张大千凭回忆和草图，画出了剑门关系列组画：《剑门关》《翠云廊》《西秦苑关》《嘉陵泛舟》。
1967年，在张大千三游剑门关二十年后侨居巴西期间，他又以饱满的激情，遒劲的笔力，精湛的技艺绘下了泼墨巨画《蜀中四天下》。并在图上题曰：“剑峨夔巫，原四天下，出云导风，谁欤匹者！”充分表达出他对蜀中四座名山的骄傲与自豪，更表达出他对家园故土的深厚情感与刻骨思念。
受严敬斋的影响，张大千对敦煌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1941年，张大千偕夫人、子侄西出嘉峪，礼佛敦煌，深入茫茫戈壁、沙漠长达三年之久。其子张心智在《张大千敦煌行》中对这一段经历做了极翔实的记述：出敦煌县城南四十里，黄沙旷野，不见茎草。到此则白杨干树，流水绕林，诚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张大千到达敦煌后，克服重重困难，从沙里清理出石窟，并逐一进行编号，共三百零九窟；又对壁画的年代、风格、人物身世做了极其详细的考证，撰成专著《敦煌石窟记》二十余万言，同时临摹作品达二百六十余幅之多。
敦煌之行后，张大千的画风陡转，前期的清新淡泊变为广阔宏大，同时更重渲染、积墨、破墨、积笔等手法，先后创作《青绿山水画》《洗砚图》《蕉荫仕女图》等名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张大千敦煌壁画展”相继在兰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等画册也随即出版，国内画坛一片轰动。张大千先生在为成都临摹展的序言中写道：“独石室画壁，简册所不载，往哲所未闻，……今者何幸，遍观所遗……”陈寅恪先生也盛赞先生敦煌之行“实能为吾民族艺术别创一新境界”。
1947年6月，张大千又深入西康省，经二郎山、大渡河到达康定，然后涉足关外，留迹塔公寺、道孚、炉霍等地，费时半年，行程达几千里。此次旅行，张大千突破了以前绘画题材上仅春闺仕女、深山幽壑的局限，开始把笔触伸向更为广阔、朴实的少数民族现实生活，同年底出版了《西康游屐》画册，并发表组诗《西康游屐》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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