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杰」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孙杰」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儘管反對和質疑之聲始終伴隨著這一輪全球化浪潮,英國脫歐,特別是特朗普執政後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人們不能再無視逆全球化的動向。它不僅是兩個世界主要國家投票的結果,而且正在變成越來越具體的政府行為。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是對過去20多年來全球化高速擴張後向常態迴歸的一個過程,至少經濟全球化水平不會發生大的逆轉。

全球化進程放緩的原因

2013年麥肯錫的一篇報告就已經發現了金融全球化明顯放緩,2014年4月7日的美國《時代》週刊發表的題為“逆向全球化”的文章更指出全球經濟一體化在逆轉。但是,逆全球化問題真正受到關注還是源自特朗普提出退出TPP、聯合國和WTO,明確要優先保障美國利益,將工作帶回美國,甚至修建美墨邊界牆以及移民和難民限制等政策帶來的強烈衝擊。

本輪全球化浪潮的興起於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名為和平紅利,實為發達國家試圖倚仗自身的資本和技術優勢在全球擴大自己的影響並佔領世界市場。因此,全球化曾被視為美國化。但恰逢此時,中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大幅度推進了改革開放和融入世界的進程,所以中國的崛起也被公認為得益於全球化,結果全球化已經不能再等同於美國化了。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後,西方國家是相對實力在下降,國際經濟格局面臨重大調整。面對這種始料不及的情況,西方國家一方面指責中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搭便車,不遵守國際規則,進行不公平競爭,表明了他們對中國在全球化潮流中實現崛起的複雜情緒。在另一方面,他們先是試圖制定新的國際規則拒中國於國際社會之外,此後則索性轉向逆全球化。

全球化中出現的問題

全球化從來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早在2003年,斯蒂格利茨就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滿》。當時他已經指出,代表發達國家利益的IMF和世界銀行所推行的全球化就是要把“華盛頓共識”強加於發展中國家,並警告這將引發種種惡果。應該看到,斯蒂格利茨的本意並不是要否定全球化,因為問題不在於全球化本身,而在於全球化的方式。

在全球化中,發達國家的高科技產業才是最大受益者,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但是這些回報大都被金融寡頭和精英所攫取,出現嚴重的分配不公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普遍提高國內各階層的福利就需要分配製度的保證。因此,斯蒂格利茨在2006年又出版了《讓全球化造福全球》,專門討論了這些被傳統實證經濟學忽視的規範問題,可惜多年來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由於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發達國家傳統的農業和製造業等“舊經濟部門”的藍領產業工人所受到的衝擊最大,在經濟轉型中面臨結構性失業,對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不滿持續加劇,進而對政治和商務精英產生深深的不信任。這些因素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在英國脫歐公投中也有類似表現。但是,美國貿易優勢並不是在於普通製造業,這些部門的盲目迴歸不符合國際貿易的原理,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失業是經濟模式轉型造成的陣痛,是一種結構性失業,不能單純指望保護貿易政策得到解決。底特律的衰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政府應該做的是適應產業結構的升級,推進國內改革,特別是下大力氣辦教育,提高人力資本水平,而不是簡單的把就業帶回美國。這樣做不僅不會使美國再次強大,而且會使美國進一步衰落。

逆全球化不會長期存在的原因

事實上,美國的優勢更在於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特朗普執政以後收緊移民政策,給這些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帶來困難,而這對於美國來說恰恰是事關重大的問題。即使對發達國家普通民眾和藍領工人的生活而言,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商品,也提高了他們的購買力水平。如果採取逆全球化政策,不講貿易優勢,美國企業的成本就會上升,物價也會上升,人民的福利水平就會下降。

最重要的是,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政策主張。20世紀30年的貿易戰和貨幣戰經歷說明,沒有人能夠倖免於混亂的國際經濟秩序。保護主義、逆全球化和孤立主義都是不可取的。

儘管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我們還是應該看到驅動全球化的因素依然會發揮作用。毫無疑問,降低成本是全球化的一個主要動力,而逆全球化必然造成成本上升和國際競爭力下降。從這個邏輯上說,逆全球化要能持續,就需要避免出現這種不利的局面,而這至少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技術進步造成的成本下降可以抵消逆全球化造成的成本上升,從而維持產品競爭力;二是逆全球化產品的競爭性或替代性產品的生產也要同步轉向逆全球化,才能使得逆全球化產品才不會在競爭中喪失優勢。從當前的情況來看,這兩個前提條件很難存在,因而長期的逆全球化是有難度的。保護主義可能在短期內給世界經濟帶來一些負面衝擊,但是不會持久。

全球化進入新常態

2016年12月,IMF的《金融與發展》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重置全球化”文章。作者的基本觀點也不是認同逆全球化,而是認為當前的全球化被疊加上太多的程序和任務,不堪重負,需要重新設置全球化,以便順利的運行下去。作者認為此前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種超調狀態,而國際投資和貿易5%左右的增長更可能是一種值得期待的適度水平,也就是說當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也許才是恰如其是的新常態。

就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增長速度落後於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的原因,一般也認為是結構性因素要大於需求因素。這些結構性因素又可以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隨著經濟發展,服務佔比越來越大,而服務貿易的收入彈性又小於貨物貿易,所以總貿易的收入彈性不斷下降,GDP增長對貿易增長的拉動力就會減弱;其次是全球化的紅利的衰減,主要表現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融入世界經濟後給全球貿易帶來的影響已經常態化,增長率出現下降;最後,全球價值鏈擴張給國際貿易增長帶來的拉動作用也在逐漸下降。其實從這個意義上看,貿易全球化的停滯恰恰反映了全球化作用和影響得到了充分發揮。

所以,與其說當前出現了逆全球化,不如說是全球化正在改變,是全球化和整個世界經濟不斷走向成熟和穩定的新常態,而不是全球化的停滯或逆轉。

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應該看到,當前全球化所出現的挑戰恰恰是伴隨著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管控全球問題的能力落後於不斷出現的複雜和緊迫的問題造成的。正如在城市化迅猛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城市病,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人嚮往田園生活就因此否定城市化一樣。問題不是全球化,而是如何管理全球化的進程以及隨之產生問題。

從國際角度看,全球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治理的改革進程。在當前的國際經濟格局中,單純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本身是不夠的,更需要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合作。全球問題超越了國家和地區的邊界,各國又有不同的訴求,要協調一致就必須有足夠的誠意承擔各自的責任和義務。要解決當前全球化帶來的一些負面衝擊,出路不是退回貿易保護主義。要相信理論和歷史,要正視全球化高速推進中出現的問題,要強化全球治理,才能實現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這最終需要各國政府的共識、勇氣和決心,通過全球化來治理全球化。

(本文來源於《世界經濟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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