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轉任國務卿）基辛格，是冷戰時期美國政府最高決策層的一對黃金搭檔，也是一對寫書狂。
尼克松一生寫了10本書，臨去世前還在寫《超越和平》（1994年出版）；基辛格則在2014年他91歲高齡時出版了《世界秩序》一書，算上這本他一共寫了17本書。
據說尼克松和克林頓是美國總統中智商最高的兩位，尼克松寫了很多書，克林頓在白宮裡幹了很多事。
基辛格不知道是不是美國國務卿中智商最高的，但他無疑已是美國國務卿中出版著作最多的，他曾在哈佛任教19年，從政後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外交策略大師，並且還順便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世界秩序》這本書主要講歷史和理念，或許也可看作是基辛格職業生涯的告別演說，其主題是：由於時代和時局的急劇變化，現在需要締造第三個世界秩序（前兩個分別是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1815年建立的維也納體系），而這個世界秩序的基礎應當做到合法性與權力之間的均衡。
前兩次世界秩序都做到了權力上的均勢，是均勢的典範，同時也制訂了列強們願意接受的共同底線規則作為合法性基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規定了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維也納體系規定了通過國際會議和平解決爭端原則。
基辛格倡議的第三個世界秩序當然也將奉行均勢原則，至於這個秩序的合法性基礎是什麼，基辛格在書中也做出了回答。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的論述充滿了辯證法和混雜性，例如合法性與權力因素之間的均衡、秩序與自由之間的既對立又相互依存、美國的領導地位與世界多元文明的共處等等，以至於過去他那個“冷酷的現實主義者”的刻板印象被沖刷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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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自從教、從政以來基辛格的政治理念當中就含有不少理想主義因素和道德情懷（國際關係學界的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也是如此），但公眾對他眼花繚亂的外交把戲和在白宮裡工於心計、冷漠傲慢的職場形象更有印象（在某個冷戰片裡就有這麼一位長得極似基辛格的美國高官，在影片裡他把世界引向了核毀滅）。
於是基辛格只好不斷地寫書來洗刷惡名和爭取良好的公眾印象（《世界秩序》一書中也有這種痕跡），正如他曾經的老闆尼克松總統在因“水門事件”不名譽地下臺後，也是靠不斷地寫書來證明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和對事物的洞察力。
《世界秩序》獲得了比基辛格預想要好得多的正面反饋。例如希拉里•克林頓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評論說：基辛格的分析大體上與奧巴馬政府的全球安全與合作戰略是一致的。
她還表示，基辛格是一位好朋友，自己擔任國務卿時時常向他求教，“他定期和我見面，與我分享他對外國領導人的睿智觀察，並且把他國外旅行的書面報告送給我”。
她還提到，在關於國際秩序的看法上，基辛格這位著名的現實主義者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面。
希拉里認為基辛格正確地注意到時代的巨大變遷──在當今時代，任何具有可持續性的世界秩序體制，不僅要被國家領導人認為是公平合理的，也要被公民們認為是公平合理的。
這就是說新的世界秩序不僅要通過國家、政府，還必須通過人民、社會來獲得合法性來源，這與1648年、1815年的王朝時代是不一樣的。
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來自民主黨，而基辛格來自共和黨，希拉里承認兩人的政見不盡相同，但智商可能比克林頓還高的希拉里欣賞的就是基辛格這種高超的職業能力。
對《世界秩序》的好評湧向這位以觀察和操弄世界為職業的耄耋智者。《時代》週刊認為基辛格在書中為國際和諧與全球失序的根源做了深入的思考。
《金融時報》認為基辛格在書中的結論值得美國2016年所有的總統候選人去閱讀和了解。
《紐約時報》的書評版的一篇文章說：如果你認為美國（在世界上）做得不錯，那麼就跳過本文去看詩歌評論；如果你擔心世界的運轉正在失控，那麼這本《世界秩序》正適合你。
《洛杉磯時報》評論說：馬克•吐溫曾說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驚人地有內在相似；基辛格在書中的建議並非強辯之詞，但是對一個正在想把世界其他部分撇在一邊的狂妄國家來說是有益的警告，希望美國不要重蹈歷史覆轍。
德國《明鏡》雜誌登了題為《我們是要通過天下大亂還是通過遠見卓識來締造世界秩序？》的對基辛格的訪談錄。文中說，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他的第17本書，書名很不謙虛地叫做《世界秩序》。
儘管有著德國血統並且每週都會在iPad上看《明鏡》，但基辛格仍然選擇英語作為訪談媒介。
國際關係學界公認基辛格的學術淵源主要是歐洲的古典均勢思想，但此刻顯然他更願意以美國人的立場來討論世界秩序這個重要問題。
基辛格在訪談中認為，當今世界已經有足夠多的混亂局面，而他也希望人類有足夠的遠見卓識，總而言之締造新的世界秩序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大問題了（基辛格給自己的書打廣告也很有一套）。
《明鏡》於是問：在書中你寫道這種秩序必須（有耐心地）長期培育而不能強加於人，這是什麼意思？基辛格答道：“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強大到或聰明到能夠獨自締造一個世界秩序。”這句話也正是《世界秩序》中的主題之一。
不過反對聲音也是有的，不同的讀者在《世界秩序》裡讀出了不同的基辛格。英國《電訊報》的一篇文章評論說，在這本像是他的最後一本書裡（這老傢伙已近92歲了），基辛格試圖為他的整個職業生涯辯護。
該文認為基辛格是古老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死忠分子，因此在書中他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理想主義門派創建者伍德羅•威爾遜總統頗不恭敬。
基辛格認為對外政策中有太多理想主義是危險的，作為道德相對主義者，基辛格不贊成展開全球性的意識形態競爭，但這正是我們（西方國家）所擁有的長處而在中國的世界秩序框架裡會和我們不一樣的東西。
該文批評基辛格是逆時代潮流而思，現在到處都有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為什麼還要死守不干涉原則？
英國人對美國人的評論就是這麼任性和斷章取義，絲毫不考慮到基辛格在《世界秩序》裡對伍德羅•威爾遜做了許多表揚，例如稱威爾遜是偉大的先知，“美國矢志追求他的願景，並以此評判自己的行為。每當面臨危機或衝突的考驗，美國都會以某種方式迴歸威爾遜的世界秩序願景”，“這一願景的天才之處是讓美國人的理想主義為締造和平、人權和合作解決問題等重大外交舉措服務，在對更美好、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國實力”。
基辛格在書中還說自己的當年老闆尼克松也自認為是威爾遜國際主義的門徒。
但是從職業外交家的角度，基辛格也嚴厲批評了威爾遜的國際政治理念缺乏歷史感和地緣政治意識，“威爾遜的事業不像外交政策教科書的內容，而更像莎士比亞悲劇的素材”。
可以說基辛格是一位有著豐富的“歷史現場經驗”的國際政治思想者，他專門研究過歐洲的外交歷史，也曾親歷許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他的思想不是來自理論推演，而是源於對歷史經驗的熟稔和對自己的職業經驗的自信。
此外也是基於他對人性的悲觀認知，這與他作為猶太人從小在納粹德國生活的經歷有關。當然，也基於他長期身處的美國社會里高揚的理想主義信念。
因此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主張既有歐洲情境中冷靜的均勢思想，也有美國情境中高蹈的道德自詡。然後就形成了“有道德的均勢”和“均勢基礎上的道德”這類很東方的辯證理念。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論證說世界秩序是文化、歷史的演化產物，他的國際政治思想也與他跨越歐美的人生經歷有關。
因此，關於新的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礎是什麼，基辛格的答案也是混雜的和辯證法的──“既尊重人類社會異彩紛呈的特點，又尊重人與生俱來對自由的渴望”，換言之，既要互不干涉，又要積極干涉。那麼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基辛格認為可以通過促成非西方國家的演變從而使為尊重自由而進行的干涉成為全球共識。
他在書中提到，對自由的肯定不應僅僅是一種情感訴求，更應上升為一種戰略。從自由、個人尊嚴、參與式治理來思考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礎，這就是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理念中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有所不同的東西。
基辛格在書的結尾部分提到：“多年前，我年輕自負，曾妄想就‘歷史的意義’建言立說。我現在明白了，歷史的意義需要探索發現，而不應斷言。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同時認識到今後仍需公開討論這一問題。”
基辛格的世界觀植根於他的歷史觀，探察歷史的結果往往會產生一些不安的、悲觀的意識。
他提出了要第三次建立世界秩序的議題，但他對這個世界秩序能否建立仍抱有悲觀的懷疑態度，正如他對伍德羅•威爾遜的懷疑一樣。
所以他又說，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礎究竟是什麼，其實很難定義。
《世界秩序》按照學術著作的規範有許多的註釋，全書最後一個註釋是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歷史的意義：反思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哈佛大學政府學系，1950年）（這確實很像一篇在學術上有雄心壯志的本科畢業論文的標題），用來解釋他何以“多年前，年輕自負”。
基辛格埋下的這顆彩蛋，意味著他在書中兜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他學術寫作生涯的起點。這暗示“世界秩序”是他一生的職業重心，也暗示《世界秩序》可能是他關於自己一生思想信念的最後陳詞。
當然人們也仍會期待他的下一部著作，題目我都替他想好了──《我還想和這世界談談》，不談政治、不談秩序、不談職場，只談談他這個人、他這個老狐狸一輩子在這個現實世界裡體驗過的苦與愛、沉重與欣悅。
本文作者：莊禮偉，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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