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專訪|這位《奇葩說》導師,還是個會唱粵語歌的經濟學家

薛兆豐專訪|這位《奇葩說》導師,還是個會唱粵語歌的經濟學家

得知隔天能夠採訪到薛教授,我周圍的小可愛同事們紛紛要求跟採,要知道,平時可以讓她們這麼積極的,只有金主爸爸。

Smart is the newsexy,薛教授堪比黃金屋。

在採訪間初見薛教授,套頭毛衣加襯衫,淡藍色的襯衫領被規整地折在黑色毛衣內,他人坐在我們對面,像一則嚴謹推導過的數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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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僧進了盤絲洞

《奇葩說》的舞臺上來過許多不同類型的導師,但沒有一個人像薛教授這樣,在別人熱鬧、煽情、鼓動或感性的發言後,都理性地用把一盆經濟學冷水迎頭潑下來。

殘忍,又醍醐灌頂。

例如,婚姻辯題中的“家庭企業論”,愛情辯題中的“綠豆紅豆論”,“沉沒成本理論”的生活化應用,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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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季《奇葩說》剛播出的時候,網絡上有條評論特別貼切,說“在一群身著花花綠綠衣裳、說著奇奇怪怪話的妖魔鬼怪中間,他就好像是唐僧進了盤絲洞。”

聽不懂網絡詞彙,不認識熱門明星,對當下綜藝名字一臉懵圈,這是一開始觀眾對他的印象。

「我參加《奇葩說》有做過很壞的打算,就是被很多人罵。因為這個節目的受眾女性居多,我覺得她們不會喜歡我。但讓我非常驚訝的是,對於講道理、講理性她們是能接受的,並且相當接受,這是讓我最驚訝和意外的。」

在被問到,與參加《奇葩說》之前相比,參加完之後在認知上有什麼轉變時,薛教授這樣回答。

我又問,這算是《奇葩說》觀眾給你的驚喜嗎?他很肯定地點頭,回,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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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籤內的“知識分子”與“狠角色”

第一期薛教授出場,馬東用一句話介紹了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這個時代應該有的,知識分子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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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曉松則對著鏡頭,用一個詞來形容他,“

薛老師,那可是一個狠角色。

其實這兩句評價要是隻放在《奇葩說》節目的語境裡,是不容易被理解的。但在採訪的過程中,它們的真意卻逐漸明朗了起來。

當聊到他覺得,“經濟學是認識這個世界重要一點,還是改造這個世界重要一點?”時,薛教授幾乎是毫不遲疑地回答,「肯定是認識世界更重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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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怎麼看這個世界、怎麼看你的人生,決定了你怎麼過你的人生。其實人可以改造世界的部分很少。」

而被問到,“能否給普通人推薦幾本入門級、有趣的經濟學理論書籍?”時,他自然而耿直地說,「我的課就是很好的推薦啊,還有我的音頻節目。」

「這些年,我這麼大的努力在做這件事情,不只是賣一本書、做一個專欄。我是想要告訴至少中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經濟學可能應該這樣教、這樣學。因為我們過去教和學的方式,都錯了。至少,我是在作嚴肅認真的探索。」

「我寫的那些書和專欄,它們是一個創新。它們文字是淺的,但道理是很深的。」

薛教授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我偷偷又想到了馬老師剛才的那句話。

“知識分子”在當今社會其實是個很尷尬的存在,不是居廟堂之高,就是處江湖之遠。

甚至有時候,他們說的話、做的事,讓你覺得,根本就是一群知識的既得利益者躲在象牙塔裡自娛自樂,乃至他們某些傲慢的批評都不過是一場命題表演。

於是,每一個剛剛從學校畢業、走進社會的同學,都有一種類似的感受,就是課堂知識與職場實踐相脫節,學界與業界存在著巨大的斷裂鴻溝。

當然,我們永遠需要有人站在科研領域的最前沿,ta們珍貴而偉大;但我們也永遠需要有人來傳道授業解惑,用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識給大眾。

薛教授在我心中是這樣的人,ta們無疑有自己深刻的部分,但也願意將ta們的深刻,用平實的案例、淺顯的語言告訴大家。

這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自覺,或許,還需要某種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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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為什麼理解了高員外口中的“狠角色”呢?因為薛教授太懂得“取捨”。

在“給年輕人3個人生解囊?”的問題中,薛老師提到:

「一是要認真做好每一件事;二是找一個好的平臺;三是跟好的人群相處。」

「我一直覺得,你把手頭上的事做到最出色,有人會看見,別人自願給你的報酬,比你開口要的更高;別人給你的工作機會,比你想得到的更好。」

「推回20年,大家都是碌碌無為,20年前的馬雲,20年前的馬東,20年前的我。大家不要只看到一朝光鮮,就焦慮。」

「你不能又要安逸,又想某天突然有很大的成就。」

薛教授身份的一次次轉換,對結果的一次次權衡,他的經濟學理性視角,不僅體現在對事物的看法、對年輕人的建議,也體現在對自己的“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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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標籤外,會唱粵語情歌的呆萌直男

隨著採訪的進行,有一件事必須被澄清,那就是“理性不等於無趣”。

問薛教授“如果不學經濟學,最可能做什麼職業?”他講到,「我原本學的是數學,如果不是遇到了經濟學,最可能成為一個程序員吧。」

就在我們以為薛教授可能只有理工直男屬性時,他告訴我們,「我喜歡聽音樂和哄小孩。」

「音樂的話,比較喜歡古典樂跟粵語歌。」

聽到這個答案的我,心裡的小算盤一打,趕緊追問“那老師您最喜歡的粵語歌手是誰呢?”

「林子祥啊,譚詠麟啊,張國榮啊,王菲啊。張學友在我這裡是新人,再往後的我就不瞭解了。」

然後,薛教授冷不丁地用粵語講了句「岳陽樓記」,「因為上學時,老師都是用粵語講課,我是用粵語背古文的。」

他那句粵語“岳陽樓記”說得太突然,我一時沒聽懂,只覺好聽。於是趁機問他,“我知道林子祥唉,喜歡他的《分分鐘需要你》。”

再然後!他竟然隨口用粵語唱起了這首歌,「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去天空去,在太空中兩人住......做個假的你,天天都相對,對木頭公仔做戲。」

旁邊還有3位女同事,大家集體“哇”的一聲,我能感覺到整個採訪間被炸成了粉紅色。

真的,什麼叫“是真名士自風流”?這就叫。

然而,心動的信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很喜歡小孩,會經常陪他們玩遊戲,很有趣。比如他們睡前,要讓你給他講“100個蘋果的故事”,你怎麼講?很需要創作技巧的。又比如玩修車的遊戲,一字排開十幾輛玩具車,逐一推到他們跟前,說這車哪裡壞了,請他們修,既給他們提供知識,又滿足他們的成就感。」

你們想象一下,在《奇葩說》舞臺上“理性人設”成那樣的一個人,教你哄孩子的畫面。

就,很反差撩。

果然,誰說理工直男不浪漫,人家真的只是跟你不浪漫,而已。不過,我們幸運的看到了這一面,也夠拉一筐仇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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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逼問到,“如果必須在馬東、高曉松、蔡康永、李誕中選一個接吻的話,你選誰?”

薛教授很無奈地問,「能從女神裡面選麼?」

「真不行嗎……那就選李誕吧。」

“為什麼?”

「他比較年輕。」

“那必須選一個人仰望星空呢?”

「蔡康永老師啊,因為可以跟他鬥嘴……是的,嘴和鬥嘴的選擇不一樣。」

我們???薛教授,您真的不是被其他導師帶壞的,馬老師說得對,您不需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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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結束後,我們問薛教授,能否給送給“東七門”粉絲的書上簽名?

他很愉快地答應了,在拿起隨身帶的簽字筆時,抵在書的扉頁上遲遲沒有動筆,過了幾秒鐘才抬頭問,「‘粉絲’這兩個字不行……用‘讀者’吧?」

說實話,這個舉動對我來說,比他唱粵語歌時還有魅力。這種小細節就很抓人啊,它體現出一種尊重。

畢竟“粉絲”是有高低俯仰之分的,而“讀者”這個詞,對於讀者是平等,對於作者是謙卑。

當代話術禮儀,難道不是,我說我是“寫手”可以,你要叫“作者”;就像我們稱“藝人”,而不喊“戲子”。

在一個語言通貨膨脹的文化速食時代,老派簡直是種美德。

而他呢,老派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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