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馬宇平文並攝
53歲的羅良貴經歷了人生兩次大地震：一次是10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兒子遇難了，一次是抱養的女兒眼下危在旦夕。
10年前，羅良貴的獨子楊龍在都江堰讀大二。5·12地震中，這個剛滿20歲的小夥子被砸中頭部，不幸去世。他成了這所學校唯一遇難的學生。
震後的羅良貴努力尋找活下去的希望，直到從鄰鎮抱回剛出生一天的嬰兒。然而厄運再次降臨，4個月前，7歲的養女被確診為EB病毒相關噬血細胞綜合徵，這位母親震後好不容易築起來的心牆再次坍塌了。
她託人打聽女兒生母一家的下落，希望給女兒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
曉峰住進醫院，準備第二天的造血幹細胞採集。
49歲的袁愛萍接到了女兒養母的電話。她從沒想過，兩家人會在這樣的情形下聯繫上。這個四處打工討生活，獨自拉扯著3個孩子的母親一刻沒有猶豫，她第一次坐飛機帶著兒子飛越了大半個中國。
她們要救女兒的命。
1
沒有人知道那場地震在羅良貴心上留下了怎樣的傷痕。
2008年5月12日，像往常一樣，她和朋友們圍坐在一家店門前，學勾拖鞋。忽然間，她一陣頭暈目眩，對面商店的招牌左右搖動。“地震了，地震了！”有人喊。
她給兒子打電話，電話一直打不通。終於打通了學校電話，得知孩子被送去了醫院，她急急地從抽屜裡拿出家裡僅有的300元錢往醫院趕。
見到兒子時已是陰陽兩隔。10天前是兒子20歲的生日，兒子撒嬌地說要回家來過生日，被她拒絕了。因為從都江堰到重慶市大足區龍水鎮的往返車票要近300元，為了省錢，她讓兒子就近去姨婆家待幾天。她錯過了見兒子最後一面的機會。
這位母親前半生的兜兜轉轉，都圍繞著兒子。身上的刀疤是生兒子時留下的，因為傷口感染，她在醫院裡住了20多天。家裡最大的一次開銷是兒子上大學的第一年，2萬多元的學費直到兒子報到時還沒湊齊。
上世紀90年代下崗後，羅良貴賣過衣服、掛麵，做過收銀員。丈夫楊德才一直在外打零工，幫人開貨車掙錢。夫妻倆攢錢，還債，還想著買套房子給兒子娶媳婦。
兒子走後，家中冷清，羅良貴每天以淚洗面。她把兒子的衣服洗了又疊，疊了又洗，偶爾穿到自己身上。
楊德才不再外出打工，兒子的去世帶走了生活的奔頭，他覺得做什麼都沒意義。夫妻倆很少出門，看到寒假歸來的大學生，都會想到逝去的孩子。
“還有人問，你兒子死了賠多少錢啊？”羅良貴掉了眼淚，“他們真的不理解一個做母親的心，怎麼能這樣問啊！”
羅良貴太想要一個孩子了，但老天沒有特別照顧這個44歲的女人。
她漸漸接受了不能再生育的現實。她想領養一個女孩，一直在等待。
直到39歲的袁愛萍剖腹產生下了自己的最後一個孩子。
2
“我們不要聯繫，等孩子上了大學，我會把身世告訴她。”在醫院的病房門口，羅良貴對袁愛萍說。
產後虛弱的袁愛萍在丈夫的攙扶下，搖著頭拒絕了。她說，沒有必要，只要你們對她好就行了，“我們永遠都不要聯繫”。
沒有留聯繫方式、家庭住址，羅良貴悄悄包了兩個紅包，大的給了袁愛萍。她聽醫生說這家人很窮，上一個孩子的生產費還一直欠著。另一個她想塞給助產的醫生，被婉拒了。
抱著剛生下來一天的嬰兒，羅良貴坐上了回程的公共汽車。兩家同區不同鎮，相隔十幾公里。
這對夫婦拿著生辰八字，專門請人給女兒起了個“好名字”：楊淨茹。
冷冰冰的家裡突然又熱乎了起來。羅良貴的姐妹都擠進了這套小兩居幫忙，6個大人圍繞著這個4斤6兩的嬰兒轉。直到楊淨茹滿40天，大家才不舍地離開。
這個粉嘟嘟的女孩成了全家人的寶貝：嬰兒床是姑姑送的，表姐花了1000元帶她去拍週歲照，每到週末，姨媽們或會從市區趕來看她，或接她到家裡小住。
只有回憶女兒成長時，頂著眼下兩塊淤青的羅良貴，眼裡才有了些許光芒。
她清楚地記得，小傢伙第一次說話是8個月大的時候，她指著奶瓶，說“奶，奶”；1歲零9個月的時候有了趟短暫的“幼兒園初體驗”；上了學前班，她開始張羅幫媽媽洗碗，拍著胸脯說自己可以負責洗第二遍……
楊德才外出拉活打工，心裡多了一份希望和牽掛。他對女兒幾乎言聽計從。楊淨茹不滿3歲時，她驕傲地告訴周圍人，“我吃得住我爸爸”。
女兒的到來，似乎讓家裡停滯的鐘表又走了起來。2015年，50歲的羅良貴辦理了退休手續，每個月退休金2100多元，這讓家裡稍稍寬裕了些。羅良貴覺得苦日子終於到頭了。
去年，楊淨茹上了小學。她學了兩個學期的民族舞，喜歡穿著裙子轉圈圈，後來又迷上了拉丁舞。羅良貴也覺得拉丁舞跳起來“好看，有氣質”，便又掏出1200元給女兒報了一學期的拉丁舞興趣班。
如果一切正常，7歲半的楊淨茹該坐在二年級的教室裡。黑板上，老師的作業已經留到63頁。然而7月的那場高燒，為她按下了暫停鍵。
8月初，醫生初步診斷，“孩子得的可能是白血病。”
生活剛剛好轉，這個家庭又遭遇了第二次大地震。醫院裡冰冷的長椅再一次接住了這位淚流不止的母親。
“要給孩子治病。”夫妻倆一面籌錢，一面找朋友打聽袁愛萍的聯繫方式。她猜想袁愛萍家裡至少有兩個孩子，她要請求袁家，救女兒一命。
3
7年的時間在袁愛萍身上也留下了痕跡。她有些發福，一年前離了婚，不久前，前夫去世，兩兒一女和她一起生活。
接到羅良貴電話時，袁愛萍正在打工。電話那頭的人剛開口說了兩句，她便立刻知道是誰了。
“怎麼會是白血病？嚴不嚴重啊？你們在哪裡啊？”袁愛萍忍不住哭出聲。周圍的人關切地詢問她，她沒有回答。除了婆婆和去世的前夫，身邊沒有人知道她第四個孩子的存在。
從她打工的地方到住處騎電瓶車需要15分鐘。她一直都在想那個只抱著睡了一晚的小生命。
17年前，32歲的袁愛萍嫁進了小自己8歲的丈夫家。打那後，她的10餘年婚後生活就在“像盆底一樣”的村裡。婆家不希望她出去打工，她就安心每天做飯洗衣餵豬，拉扯3個孩子。丈夫在礦上做工，嗜酒嗜賭，拿回家的錢很少。她幾乎每個月都向城裡的父親要錢。
生下小女兒時，袁愛萍已育有兩兒一女。三個孩子像尾巴一樣跟著她。去割豬草，她把1歲多的老三背在背上，另兩個小娃在高處的石板路上等著，她一抬頭就能看到。
家裡實在困難，沒有能力再養活一個，當年老三都“差點被人抱走”。
打從懷孕開始，她內心有些不想要這個孩子，家裡拿不出打胎的錢，猶猶豫豫一直拖到臨盆。婆婆提出生下來“抱出去”，丈夫和她同意了。
她瞭解到，想要領養孩子的羅良貴。“家庭條件還可以”“兒子在地震中遇難”“自己不會再生小孩了”……她覺得從哪方面來講，羅家都會對孩子好，這是她唯一的要求。
袁愛萍對醫生說，要領養人親自來。她提到之前也有人提出想領養，想讓中間人抱走，她堅決地拒絕了。“你想抱我女兒，我連人都沒看到，怎麼能放心？”
他們在民政部門辦理了收養手續。剖腹產生下小女兒後，袁愛萍便做了結紮。她讓丈夫去買了一個碗、一副筷子、一個瓢，讓羅良貴拿去。按當地的習俗，不管是認乾親還是過繼孩子，都要隨孩子帶走這樣的物件。
她沒有喂孩子一口母乳，她擔心自己餵奶後會更加捨不得。看到同屋的產婦餵奶，袁愛萍會一個人掉眼淚。“別人的孩子還在，我的沒有了。”
出院後，3個孩子讓她自顧不暇，對於小女兒的感情才慢慢淡去。
老三上一年級後，她開始打工補貼家用。她在工地上燒過飯，去廠裡做過臨時工。回家的路又窄又陡，她通常騎著電瓶車，到大路的盡頭便把電動車存好蓄電，自己沿著石板路走回村裡。
她一直沒想過會再遇到這個小生命。
4
在楊淨茹住院的病區，有很多“小光頭”。他們中最小的不滿1歲，最大的十來歲。
羅良貴是這群父母中年齡最大的。53歲的她，在女兒生病後，幾乎一夜間白了頭。她覺得每天都像是一場戰爭，一面籌錢，一面照顧女兒。
她和丈夫幾乎沒睡過完整的覺，特別是女兒發燒的時候，一晚都睡不了一個小時。有時，她會混亂掉一些具體的時間，只能用“很快”“沒幾天”來衡量。
羅良貴記得，袁愛萍“很快”就出現在了醫院裡。
接到女兒養母電話後的那個週六，袁愛萍帶著女兒和小兒子趕到重慶永川區的醫院看望淨茹。她告訴兩個孩子，那是媽媽朋友的女兒，現在得了病，咱們要去幫幫人家。
她心裡清楚，兩孩子和淨茹長得最像，需要的時候，就帶她倆去做配型檢測。
在袁愛萍心裡的“小劇場”裡，無數次上演過母女相遇的場景。比如見面時就會掉眼淚，或是緊緊抱抱這個小女兒。但是現實沒有按照劇本上演。
拉著兩個孩子走進病房那一刻，她發現“真的就像看到要幫助的陌生人一樣”。
在病床旁聊了一會，袁愛萍和羅良貴哭了起來。
“姐姐，移植這個忙我肯定會幫，但是經濟上我幫不上忙，我家也很窮。”提到錢，袁愛萍感到無力。
兩位母親在醫院對面的出租屋準備午飯。
她和孩子們一直住在租來的房子裡，房租是自己的老父親交的。她靠每月2000元的打工收入維持一家4口的生活。
離開醫院前，她給3個孩子拍了張合影，自己也單獨和楊淨茹拍了照。羅良貴讓女兒喊她“袁媽媽”，並告訴她“要謝謝袁媽媽，因為袁媽媽的孩子要給她做配型。”
“袁媽媽”沒有提到再去探望淨茹的事。但是羅良貴清楚記得，第二次來的時候，她塞給淨茹兩百元錢。
10月6日，袁愛萍帶著兩個孩子做了配型檢測。“一個1500（元），兩個就要3000（元）。”袁愛萍沒想到光測試配型就這麼貴，“如果她倆不行，我和她哥哥再去做。”
造血幹細胞移植需要在HLA(人類白細胞抗原)配型相合者之間進行，10個點全相合被稱為高分辨配型，是最好的結果。據瞭解，兄弟姐妹間，HLA配型全相合的可能性為1/4，而非血緣關係人群中配型相合的可能性僅為幾萬分之一。
二女兒和淨茹有5個點相合，小兒子曉峰10個點全相合。她覺得這和她的判斷一樣，因為4個孩子裡，老三老四長得最像，眉眼幾乎一樣。
答應為淨茹捐獻骨髓後，袁愛萍不是沒有過擔心。曉峰的姑姑和奶奶一再阻攔，甚至在電話中惡語相向。她吼回去，“孩子是我生的，不用你們管！”
身邊的朋友也勸她，有人因為捐了骨髓變成了傻子。她也偷偷地用搜索引擎查找各種信息。
在醫院做配型檢測那天，她問醫生，醫生肯定地告訴她，她講的案例是因為捐獻者患了腦膜炎，與捐獻骨髓沒有關係。
曉峰一直以為自己要捐獻給“阿姨家的女兒”，他希望能成功。他們要等20天才能拿到是否可以為淨茹進行骨髓移植的通知。
5
9月22日，在醫生的建議下，楊淨茹轉入北京的一家兒童醫院進行治療。救護車把他們一家三口從機場接到了醫院。
醫生告訴羅良貴，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並建議她在附近租半年期的房子，方便照料孩子。
他們發現，原來北京租房子這麼貴，租一個月的價錢高過在老家租整年的。醫院對面的小區，帶小陽臺的小單間每月要2700元。
醫院門口，隨處可見家庭旅館的廣告。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馬宇平/攝
可是這間屋子很少見到它的租客。羅良貴每天回來為女兒煮飯， 醫院有空餘板凳可以拼到一起的時候，她和丈夫從不回來住。
一家三口的行李只有兩個手提包。盆子、水壺都是病友們留下的。她不嫌棄，她們不想在救治女兒之外花掉一分錢。
10月30日下午，袁愛萍接到了羅良貴的電話。電話那頭告訴她們，可以進行骨髓移植了，讓她們快來。
袁愛萍立刻開始安排家裡的事務。老二今年6年級，31日需要為她去開畢業班家長會，交資料費等；讀初二的老大住校，每週150元的生活費要幫他放好；她拜託樓下的鄰居照顧好女兒，緊接著又騎上電瓶車去小兒子的學校為他請了3周的假。她想，曉峰和淨茹做完骨髓移植還要休養一段時間，這學期的功課基本都要落下，5年級明年重讀一遍算了。
在過去的四十幾年裡，袁愛萍從來沒有坐過飛機，曉峰去過最遠的地方是重慶市區。訂完機票，帶著這個月還剩下的600元，她和小兒子出發了。
然而一切都沒有想象的順利。10月31日，淨茹突然消化道出血，她由普通病房轉入重症室。羅良貴都不忍心通知出門給女兒買柚子的丈夫。
11月1日那天，兩個母親匯合了，3個人的抗病隊伍變成了5個人。從這天起，淨茹開始禁水禁食。
重症室裡每天1.5萬元的花銷很快讓羅家籌來的錢見了底。半個月後，女兒消化道出血的狀況好轉，醫生建議轉入移植倉進行移植前預處理。但住進移植倉賬戶需有20萬元的餘額，這讓羅良貴感到絕望，她“一輩子都沒見過那麼多錢”。
女兒生病後，羅良貴幾乎每天都在“找錢”。
在出租屋裡，羅良貴打一圈電話給能想到的朋友和親戚，錢沒借到，她忍不住哭。
袁愛萍坐在一旁，嘆著氣，不吭聲。她習慣地用右手摩挲著左手殘損的手指。兩年前，她在打工中失去了3根手指，現在還“總是冰涼，木的”。她知道，自己什麼忙都幫不上，能給女兒的只有血。
“如果三根剩的一樣長，就是7級工傷，能賠20多萬元，我這樣的只拿到了13萬元的賠償款。”袁愛萍指著略長的中指，有點恨恨地說。賠償金一部分交了3個孩子在學校欠下的學費，剩下的被丈夫拿去還酒錢、賭債，還有一些她也不知道的窟窿。
女兒生病後，有人告訴羅良貴，去網上的籌款平臺求助。她幾乎天天發朋友圈。然而目標籌款依然渺茫。
袁愛萍也轉發了信息，“願大家幫幫忙，幫這個小女孩活下去”。她覺得“朋友圈裡能捐的人都捐了”。她仍沒向任何人提起過這個孩子和她的關係。
在袁愛萍眼中，孩子大了，有些事情“瞞不住”。她索性告訴了3個孩子。來配型的老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妹妹顯得很親，他和妹妹約定，等做完移植，兄妹倆一起去趟天安門。
可現實是，楊淨茹一天比一天虛弱，移植的日期比他們預想的延後了許多。
6
來到北京的20余天，袁愛萍更多的時間是待在醫院的“外圍”。
大部分時間，她和兒子待在出租屋裡用手機看小說。除了中午，他們很少出門，因為醫生囑咐過，曉峰要保持良好的狀態，不能去人多的地方，更不能感冒生病。
“小孩子生病都找父母，淨茹也是，只要爸爸媽媽在那照顧，有時你拉她的手她都不讓。”袁愛萍說。
袁愛萍表示都能理解，曉峰在一旁用重慶話跟媽媽說著“娘娘（重慶話中“阿姨”的意思）養了妹妹7年。”
她記得女兒主動和她講過兩次話，一次是孩子發微信語音，“袁媽媽，你會讓哥哥來給我做配型嗎？”第二次是在病房裡，她說，“袁媽媽，我想吃披薩，你買回家（出租屋）等我吃。”
醫生也不讓她們在病房逗留太久，人多會增加患兒細菌感染的風險。
“袁媽媽”也經歷著更尷尬的事。來北京的這段時間，她沒了收入，每一分花銷都要靠羅家負擔。不能去醫院照顧，暫時不能做移植，她覺得自己和兒子就像是“兩個吃閒飯的”，每天都很不好意思。
羅良貴夫婦在淨茹床前寸步不離。女兒禁食後，夫婦倆輪流用棉籤浸潤她的嘴唇，幫她翻身。因為治療，孩子口腔潰爛，吐字變得不清晰。爸爸在旁邊充當“翻譯”，只有他能一字不差聽懂女兒的話。
治療的費用就像是無底洞，醫生囑咐他們要儘快籌款，診斷證明書上寫著“建議儘早進行異基因造血幹細胞移植，總體費用預計需80萬~100萬元”。
羅良貴抹著眼淚，親人都勸她不要“執迷不悟”了，“10個朋友10個都說不要治了，帶她回去。”“欠了這麼多債，這輩子怎麼還啊。”
羅良貴在這件事上非常固執，她甚至覺得丈夫比她還固執。她從沒想過這是自己的養女，在她心裡，女兒和兒子一般重。
她讓朋友幫忙將淨茹生病後的照片打印出來，她想把照片和身份證一起粘到一個紙板上，去人密集的地方，乞求捐款。
袁愛萍說，老四是幸運的，因為“養父母待淨茹很好”“從來都很堅定，從沒有說過放棄”。她在網上看到過很多小孩生病後，父母放棄治療或拋棄孩子的事。
袁愛萍除了嘆氣也幫不上忙。她每天在出租屋準備好飯，餐桌上大家通常很沉默。
11月16日，淨茹住進移植倉。
袁愛萍希望淨茹能趕緊好起來。來北京近一個月，家裡的兩個孩子每天至少和她視頻3次。她擔心女兒在大霧天趕公交車的安全，也惦記兒子住校時能否照顧好自己。
但她只能先顧眼前。她說這個月沒有做工，之前打工的店“關門了”，回去她需要重新找工作，生活費的事她來不及想。
她顯得很樂觀，說能打工的地方很多。“大不了再去電子廠做臨時工。”在那裡，她需要拿上身份證，每天6點半去排隊，等待用工的人喊她的名字。她要在一條流水線上，一刻不停地打磨筆記本電腦的後蓋。她每天要打磨至少1萬件，可掙120元。
移植倉裡陪護的母親都剪了短髮，最大程度減少細菌的沾染。羅良貴最懊悔的是女兒精神好的那天，自己忘了女兒的囑咐“要帶故事書來唸給她聽”，轉天再帶書來的時候，可女兒告訴她“媽媽我難受，不想聽了。”
住進移植倉的孩子中，淨茹的病情最嚴重。她的肺部也受到了感染，很難打起精神來。最近兩天探視，羅良貴很少見到女兒睜開眼睛。
羅良貴仍每天在微信裡轉發求助的信息，她說一定會還錢的，這是自己這輩子做人的原則。
淨茹因消化道出血禁水禁食，到現在，女兒仍一天都沒吃過“袁媽媽”做的飯。
袁愛萍想著，等女兒骨髓移植成功後，給兄妹倆做幾頓飯，然後帶著兒子趕緊回重慶，繼續平靜的生活。
（應受訪者要求，袁愛萍和曉峰為化名）
本文由中國青年報獨立出品，首發在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及頭條號，加入樹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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