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志接受封面新聞專訪。
人物小檔
葉文志，1942年1月生，197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0年，時任向陽公社黨委第一書記的他，參與並推動了向陽公社摘下人民公社牌子的壯舉，是廣漢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葉文志於1974年任向陽公社黨委書記；1978年任廣漢縣委副書記、廣漢縣常務副縣長；1980年兼任向陽公社黨委第一書記；1982年後歷任廣漢縣代縣長、縣長、廣漢縣委書記、德陽市委常委、廣漢市委書記、四川省勞動廳副廳長兼省勞務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正廳級巡視員等職務，於2004年退休。
過去向陽破舊的茅草屋
“有女莫嫁向陽郎，吃的稀飯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門，走的泥路彎又長。”這首民謠道出了當年向陽的困境。
“改革都是被困境逼出來的。”7676歲的原向陽公社黨委書歲的原向陽公社黨委書記葉文志說記葉文志說，，當年的改革就是一張白紙一張白紙，，自己畫藍圖自己畫藍圖，，遇到啥改啥改啥，，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導向，，堅持敢為人先。
誰也沒有想到，葉文志他們的改革竟成為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的一大壯舉，也成就了向陽“中國農村改革第一鄉”的美名。
在向陽鎮人民政府陳列室，兩塊木牌相對而立，一塊是“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另一塊則是“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1980年，向陽黨員幹部偷偷摘掉人民公社牌子，悄悄換上鄉人民政府牌子——這一摘一換，穿越了當時體制“禁區”，讓農村恢復勃勃生機，也讓向陽聞名於世。
向陽換牌。
在冬日暖陽下，和葉文志一同追憶“40年”的時候，遠處一列和諧號動車呼嘯而過，“十多分鐘就到成都了，很多人都是住在廣漢，在成都上班。”讓葉文志更加高興的是，很多成都人現也在廣漢上班，就在他出生和工作過的向陽上班。
“逼”出來的改革
1974年，32歲的葉文志最終還是服從了組織的安排，去向陽公社當了黨委書記。
“說實話，當時內心深處是不願意去的。我是那裡走出來的，我知道那裡的狀況。”葉文志告訴記者，向陽是當時全廣漢最落後的一個公社，又是軟班子、懶班子、散班子，覺得這個地方很難搞好。
用葉文志的話來說，改革是當年現實條件給“逼”出來的。
說到激動處，葉文志站起來給記者講述
窘境之下，葉文志他們硬著頭皮上，一手解決當下吃飯問題，一手改革調動農民積極性。於是就有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就在改革的當年，交了公糧、賣了餘糧，老百姓都還有口糧，還可以養雞鴨、養豬，搞副業。
包產到戶後，農業穩步增長了。葉文志又把改革的目光轉向了工業企業。
“一個砂石廠都是虧本的，簡直奇了怪了。”葉文志說，從河壩裡把沙石淘出來再運到廠裡最後賣出去，居然都要虧，實在想不通。他調研才發現，拉沙石的車到廠里拉一車沙子，並沒有出去，而是在廠裡打轉轉，轉三轉記三個工，“這樣混亂的管理，不虧才是怪事。”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葉文志就把沙石廠的問題先解決了，接著把酒廠也承包了出去，後來又新建了磚瓦廠、電杆廠等企業。
回憶起當年熱火朝天的景象，葉文志仍不勝感慨。
葉文志對記者說，當時辦磚瓦廠沒有錢，就找之前買沙石的客戶借錢開辦企業，承諾客戶以後買磚瓦從借的錢裡面扣除。
有了工業企業，就要有銷售，於是葉文志又成立了工業供銷公司、農業公司，後來合併為農工商聯合公司。
說到這裡，本來坐著的葉文志站了起來，激動地說：“農工商聯合公司才是新東西，廣漢其他地方都沒有。”同時，還實行了“五定獎懲制度”，“定產值、產量、質量、成本、報酬，搞好了就獎勵，沒做好就扣錢。”
在改革農業和工業的同時，葉文志把公社行政也改了，成立了行政組，專門管辦公室行政這一塊，從而在實質上結束了“政社合一”。
悄悄摘牌換牌
為什麼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
問起“摘牌”，葉文志更加激動。他說，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經濟基礎發生變化了，“從經濟發展上來說，名稱不相符了。從經營基礎上來說，這個體制就更不適合了。”
葉文志說，人民公社這塊牌子給人的印象就是“吃大鍋飯的牌子”，出工一條龍，下田一窩蜂，鍾在走人不動，調動不了積極性，生產咋個搞嘛？
經過一系列改革，向陽公社把16名幹部分成行政班子、農副業班子和社隊企業班子，並試辦了農業技術服務公司和商業公司，成立農工商聯合公司，統管全公社經濟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管委會已失去經濟管理職能。
雖然人民公社的經濟管理職能被架空，但牌子依然掛在那裡。
葉文志回憶說，向陽在實際生產經營和行政管理中，已經拋開了“政社合一”，所以摘牌子勢在必行，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而且，摘牌子也徵得了當時省委主要領導的同意。
葉文志回憶：當時廣漢的縣委書記從長春做完“油菜籽換玉米”的生意回來，便聯繫了他，還有鐘太銀（時任向陽公社管委會主任），要求找一個比較僻靜、能保密的地點，葉文志就帶他們來到河邊供銷社的一個旅館的二樓開了一個房間，當時就明確了向陽公社換鄉政府牌子：不登報，不宣傳，不廣播。
葉文志說，當時他兼任向陽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具體的換牌工作由鐘太銀負責，“到底哪天摘牌子都是他們自己決定。”由於當時不讓對外宣傳，“照片都是後來補拍的。”
時任向陽公社辦公室主任的何啟香告訴記者，具體什麼時候換牌子她這個辦公室主任也不知道，都是悄悄在做，怕擔風險。
向陽幸福廣場上的雕塑
1980年9月，向陽悄然“換牌”——早上出去還是公社，中午回來就是鄉了。
葉文志回憶，剛換牌子時大家並沒有太多在意，但後來發現街上到處都是人，竟然青白江新都的人都過來了，都來看那塊鄉政府的牌子。
更出乎葉文志他們預料的事接踵而至。因為新華社記者的一個內參，“換牌”之舉引來了北京的注意。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個電話打到了廣漢縣委，語氣很嚴厲。
葉文志說，他當時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大不了就回去當農民嘛，我本來就是幹氣力活出來的，推車子挑擔子都沒有問題。”但在半月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打來電話，“中央領導同意你們搞試點。”
很快，這一試點改革不僅在廣漢得到全面推廣，在全國農村也引起強烈反響，而且還在國際上受到諸多關注。
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修改後的《憲法》規定：“省、直轄市、市、縣、市轄區、鄉、民族鄉、鎮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自此，人民公社成為歷史……
對/話
“改革者要有擔當，還要有不服輸的精神”
為解決吃飯問題，向陽鎮黨員幹部以一種勇於開拓、破舊立新的創新精神站在了改革潮頭，從包產到戶，到鼓勵農民經營家庭副業，再到發展村集體經濟，農村經濟活力不斷釋放。今天，向陽鎮已形成食品製造、電氣設備、高端造紙三大支柱產業，擁有生產經營性企業328家，2017年實現GDP27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3065元。
記者：從影響上來看，似乎換牌比具體改革措施更讓向陽出名？
葉文志：我們把人民公社的弊病總結了幾句話：浮誇風的牌子、瞎指揮的班子、吃大鍋飯的根子。我們的改革到了1979年，農業改了、工業企業改了、行政班子改了，所以摘牌子勢在必行，從經濟基礎，從人們的意識，與實施激勵獎懲都不相適應，所以自然就把它取了。但影響那麼大，卻是我們最初沒有預料到的。
記者：我們都知道改革很難，有時候還要捱罵，甚至是寫檢討。
葉文志：改革路上不光要有作為還要有擔當。捱罵要幹，挨批評也要幹，寫檢討還是要幹。要有擔當，還要有不服輸的精神，所以說很難。
記者：從向陽的改革到廣漢的改革，你參與了、見證了，寫過檢討嗎？
葉文志：還是有好幾個。“三不要”引進人才，捱過批評。賣戶口，我也做了檢討。還有修路也捱了批評，修寬了，修了六十米寬，那是1984年，被上級領導拿來與人民南路比，也捱了批評。還有一個糧食改革，雖然很成功，還是捱了批評。
記者：改革一路走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葉文志：作為幹部來說，不要只想著自己，要眼睛向下，要看到群眾的利益上，要一心想在人民身上。改革要得到群眾的理解、群眾的支持，要讓群眾得到實惠，改革才能成功。
後記
廣漢向陽，108國道穿境而過，路旁的大牌坊上書“中國農村改革第一鄉”9個大字。
從全國第一個摘掉人民公社牌子的改革之鄉，到四川省“百鎮建設試點行動”的首批工業型試點鎮；從家家戶戶生活窘迫，到住進依江而建的新居或者自建小洋樓；從工業強鎮到城鄉一體協同並進，再到融入成德同城化發展……而今，向陽又開啟了全域開發的新徵程。
德陽市委書記趙世勇說，就是要把向陽這種敢為人先的精神傳承下去，用生態綠色的發展理念，積極推進工業轉型升級，實現鄉村振興，讓老百姓的收入更高，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改革永遠在路上。
換牌往事
原向陽公社辦公室主任何啟香：“換牌後，生活越來越好”
原向陽公社辦公室主任何啟香。
何啟香今年79歲，當年她是向陽公社辦公室主任。而換牌這件事，就連她這個辦公室主任都事先一無所知。“當時都是悄悄換的，怕擔風險。”何啟香說。
換牌後，她繼續當辦公室主任，直到退休。何啟香現在每天的生活軌跡就是穿過鎮政府背後的幸福廣場去菜市場買菜，然後河邊曬太陽喝茶。
她說，她在葉文志搞改革之前還是要去生產隊蹲守，有時候半夜三更還在抓生產趕進度，“沒有好大效果，產量還是抓不起來。”何啟香回憶，葉文志對公社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分別成立了分管工業、農業和行政的部門，結束了“政社合一”，“慢慢地大家的生活都好起來了。”1990年，換牌10年後，向陽不少人家都蓋起了樓房。何啟香家也在上世紀90年代初蓋了樓房，居住至今。
人們在向陽幸福廣場上玩耍
距離向陽鎮幸福廣場不遠，一群小洋樓中間，一道灰色大鐵門依然保持著40年前的樣子，這是當年的向陽公社所在地，“換牌”壯舉也在這裡完成。牌子早已收進了展覽室，只剩下一根鏽跡斑斑的鐵釘還能讓人聯想到當年。站在門前，何啟香老人回憶著當年的往事，一些具體的數據已經模糊，但她肯定地說：“換牌後，生活越來越好。”
原向陽公社管委會主任鐘太銀
兩個月不回家在辦公室偷偷準備“換牌”
在河邊供銷社旅館房間開完秘密會議後，鐘太銀回到公社辦公室。他知道，這件事情只能自己來悄悄幹。當年9月，鐘太銀將自己花費兩個多月時間做好的“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牌子拿了出來，悄悄地換下了公社大門上“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的牌子。
牌子很輕，但在鐘太銀心裡卻十分地沉重，因為他十分清楚牌匾上這幾個字背後蘊含的意義。
他想和妻子離婚，也是為了能獨自承擔這背後可能帶來的風險。鐘太銀的二女兒鍾敏說：“好端端的，我爸回來心事重重地喊我媽離婚。當時我媽就說，我任勞任怨給你帶娃娃，還要出去做農活，你現在回來喊我離婚，總要有理由嘛。他也沒有說清楚是為什麼，還說娃娃他一個都不要，全部斷給我媽。”
鍾敏說，當時她才十歲，感覺天都塌了，“爸爸一直對我們很好，怎麼就突然不要我們了呢？”
鐘太銀退休後，才斷斷續續地把過去的事告訴鍾敏，並給了她一個自己當年的工作筆記本。當時，人民公社的牌子究竟換得換不得，會帶來什麼後果，誰也說不清。但鐘太銀知道，此事一旦錯了，後果不堪設想。為了保護家人，他不得不想著與他們切割關係。
而兩個月不回家，原是他一直在辦公室偷偷準備這塊“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的牌子。
封面新聞記者 唐金龍 王攀 董興生攝影報道 本文部分資料由廣漢市委宣傳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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