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巴黎：光明之城如何經歷1910年大洪水》， [美]傑弗裡·H.傑克遜，姜智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256頁，39.00元
洪水圍困光明之城
歷史上能持續發展繁榮的大城市往往都受到大自然的眷顧，較少有自然災害的危險，羅馬、倫敦、巴黎莫不是如此。對徐志摩筆下“到過就不會再稀罕天堂”的巴黎城而言，千百年來，唯一持續的困擾大概是塞納河的水患。塞納河是巴黎城的母親河，它從史前時期就開始哺育著兩岸的居民，經年累月地為巴黎人提供食物、水、軍事防禦與航運水道，最終把這座城市變成了一個繁忙的商業中心。同時，塞納河的洪水也像一顆定時炸彈，讓世世代代居住在這的巴黎人感到惶恐不安。而其中最晚近的一次，給巴黎乃至全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10年的世紀大洪水。在那次洪水中，巴黎及其周邊有兩萬四千戶家庭受災，造成近一萬四千人流離失所，受傷住院者達五萬五千人之多。洪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大約為四億法郎（相當於現在的二十億美元），社會投入救濟和援助資金五千多萬法郎。傑弗裡·傑克遜在《水下巴黎：光明之城如何經歷1910年大洪水》寫道，在同時經歷過1910年大洪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看來，“大洪水對巴黎造成的破壞要比德國的炸彈還要嚴重。與德國人比起來，大洪水是更可怕的敵人”。
巴黎市民使用小船和梯子逃離被洪水淹沒的家
事實上，為了應對洪水的破壞，巴黎人曾經求助於城市的主保神——聖女熱納維耶芙（Sainte Geneviève），曾經堅持不懈地改造塞納河，疏浚河道，修築堤壩。尤其是在奧斯曼改造時期（1853-1870），巴黎的地下管道設施進行了系統的改造。在塞納河附近的地下，人們設計了更大的排汙通道，鋪設軌道，軌道上可以行駛機動車，清潔工可以乘車在裡面通行。整個系統集廢水與雨水處理為一體，構成了四通八達的地下世界。不久前上映的《碟中諜6》就在巴黎的地下世界中大量取景。據說在巴黎，如果不小心把鑰匙掉進了下水道，完全可以根據地漏位置，把東西找回來。巴黎人對他們的這套系統十分引以為豪，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下水道博物館——巴黎下水道博物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892年開館，向世人展示他們改造自然和改造城市的偉大成就。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進，鋼鐵、電力、汽車工業的發展，科學與技術成了進步的代名詞。為1889年世博會建造的艾菲爾鐵塔被設計為科學模式勝利的象徵。鐵塔二層的巨大柱壁上刻有拉瓦錫、巴斯德等法國科學家的名字。塔身共有一千七百九十二級階梯，1792正是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成立的時間。進步、科學與共和國是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社會的三個關鍵詞。
然而，巴黎人對他們的科學技術與工程系統的自信卻在1910年的世紀大洪水到來之際顯得盲目。1910年1月中旬，塞納河的水已經開始上漲，習慣了冬天雨雪紛飛的巴黎市民樂觀地以為，即使河水已經超過了正常水位，城市的下水系統仍然會保護他們遠離洪水的危害。1月21日，大洪水終於到來。由於水位急劇上升，建在塞納河上的水文觀測站無法測量和共享數據，水文觀測系統開始崩潰；為鐘錶提供動力的壓縮空氣服務系統被上漲的河水淹沒，許多鐘錶的時間都定格在1月21日晚上的十點五十三分；洪水不僅在巴黎市區翻湧奔騰，也滲入到地下。洪水開始從地下流進大樓裡，從水分完全飽和的泥土裡汨汨冒出；地鐵停運，道路坍塌、扭曲變形，到24日，城市交通整體癱瘓；物資緊缺，汙水垃圾泛出陣陣惡臭。夜間，因為供氣管道壞損，工作人員不便在受淹的城市中點燃和熄滅街邊汽燈的火苗，曾經的光明之城遭遇了突如其來的黑暗。這些都是傑克遜在《水下巴黎：光明之城如何經歷1910年大洪水》的第一部分中為我們描繪出的大洪水來臨時的場景。
“民主制度已將巴黎置於危險之下”
洶湧肆虐的洪水挑戰著巴黎的每一根毛細血管。政府總統、部長、國民議會、巴黎市議會、巴黎警察局、市政工作人員、社會團體、民間救援組織、國際社會、軍隊、普通市民等都出現在救災工作的行列中。救災工作不僅僅涉及政府層面的指揮調動，還關乎政府與社會力量的銜接，政府與軍隊之間的協調，巴黎與郊區省份之間的統籌等問題。傑克遜在該書第二部分“水下巴黎”中著重記錄的法國政府與社會關於巴黎是否需要實行軍事戒嚴以應對洪水的討論，將全書對於救災的描述引向深入。
法國軍隊在巴黎城外長期駐紮一支守備部隊，這支軍隊在洪水爆發伊始，就應救災實際總指揮巴黎警察局長路易·雷平和其他市領導的請求，進入巴黎城，協助地方政府安慰和救援受災人員。為了協調軍隊，部隊的指揮官達爾斯坦將洪水氾濫地區分成五個區，每個區都派遣一名高級軍官負責指揮。軍隊不僅承擔了道路工程，救災救援的工作，還與警察一起維持社會秩序與安全。但是許多市民依然不願意配合軍方的救援，他們只願意接受緊缺物質的援助，不願意離開家撤離到安全地帶。因為他們擔心一旦離開，自己的家就會被搶劫一空。實際上，巴黎多地已經發生了偷盜、搶劫等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巴黎市議會議員路易·杜賽在1月28日市議會預算委員會的內部會議上呼籲對巴黎實行戒嚴，將城市交給軍方管理，改變令出多頭、各部門職權交叉的局面，以使政府的救災工作更為有序與高效。杜賽的發言引發了社會的熱烈討論。對第三共和國的保守派人士來說，由軍方來控制城市非常契合他們的政治信仰與理念。包括《法蘭西行動》在內的極右翼力量藉此攻擊民主政府在救災方面的無能，“民主制度已經將巴黎市置於危險之下，使政府機構充斥著腐敗、無知的公務人員”。 他們強烈贊成軍事戒嚴，呼籲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在右翼記者、作家雷翁·都德（Léon Daudet）看來，“由於他們掠奪了光榮的法蘭西，破壞了它的自然保護能力，過度使用了它的土地，因此民主註定了要死亡……在他們的規劃中，災難和毀滅將不斷積聚”，他甚至認為“巴黎洪水的教訓就是：共和國必須打倒”。
激進共和派與社會黨人完全讀懂了保守派的攻擊，他們對軍事戒嚴的抵制亦同捍衛民選政府與共和體制聯繫在一起。共和國總理社會黨創始人白里安強調，洪水爆發以來，巴黎市民一直非常鎮定、沉著地應對，一點兒都不需要極端的抗洪措施，不需要軍事戒嚴這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對許多曾經支持巴黎公社的左派人士而言，軍事管制使他們想起1871年公社起義被軍方鎮壓的“血腥的一週”。此外，在1906年剛剛獲得平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軍方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這一事件進一步加深了法國人對軍方的不信任感。最終，大洪水期間，巴黎城並未實行軍事戒嚴，而巴黎人民也親眼目睹了法國軍方在救災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恪盡職守與忘我犧牲。在全巴黎，全法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在九個漫長的風雨交加的晝夜過後，1月29日，太陽昇起，巴黎人抬頭看見了久違的、湛藍的晴空。
在賈維爾社區，被警察營救的老婦人緊緊抓住簡易木筏
救災神話與烏托邦精神
在自然災害面前，人類一次又一次地感知到自身的渺小。然而，自然災害本身可能並不是最可怕的，因為我們對所處的地球別無選擇。更重要的是在災害過後，深入地反思與總結，以便在下一次災害到來時能做出更好的應對。而對大洪水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水下巴黎》一書最後的第三部分，也是筆者認為該書最為出彩的部分。
傑克遜將災害後法國社會對大洪水的反思，放到他所熟悉的第三共和國諸政治力量之博弈的背景下展開。
在天主教一方，1月30日，巴黎紅衣大主教阿麥特主持了兩場彌撒，為城市的獲救感恩上帝。他號召信徒救助受難者，也希望藉此恢復法國對天主教的信仰。歷史上，法蘭西一直被認為是天主教的長女。然而第三共和國初期，最主要的鬥爭就是在天主教徒佔多數的保守派與共和派人之間展開，天主教因之與保王黨人和極端右翼勢力在傳統聯繫、道德秩序上的親近，在反對共和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二十世紀初，共和派中的激進共和黨執政，該派堅決反對教會干預政治，於1905年通過《政教分離法》，規定政府在宗教事務中採取絕對中立的態度，從而在法律層面將宗教排除出國家的政治生活領域，最終確立了世俗的共和國體制。
1910年大洪水發生後，天主教人士抓住機會，提醒巴黎人民，上帝常常用他的自然之力，懲罰人類的罪惡，而這次大洪水，可能就是上帝對於法國政教分離的懲罰。應該說天主教對大洪水的解釋符合他們一貫對自然災害的解釋，黑死病是天譴，大洪水是懲罰，社會道德的墮落導致上帝發怒，人們只有通過虔誠的懺悔和信仰來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的庇佑。
對另一部分科學的信徒而言，大洪水則引發了他們對科學、技術和工程的信任危機。巴黎《晨報》發表社論指出，我們受的教育是要相信科學，科學為什麼不能保護我們最美麗的城市不受變幻莫測的河流的傷害？該報的編輯甚至直接將1910年稱作“工程師的1870年”，這是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失敗，是法國技術上的慘敗。人們花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逐步確立起來的對科學的信仰，在這次失敗中遭到了沉重的一擊。歷史的天平是否要重新將科學搖擺不定的信徒們推回宗教的懷抱？還是在科學與信仰之間找到重新的平衡？
官方層面的反思充滿了神話的意味。白里安總理在2月初就任命了一個由法國內閣成員、科學院院士、海軍部長阿爾弗雷德·皮卡爾為首的調查小組，對大洪水的成因和產生的後果進行調查。皮卡爾小組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調研任務，給出了一整套大洪水的原因和今後防洪工作的詳細規劃。最為重要的是，該報告從官方的角度，著重構建出在洪災中，政府與城市團結一致、同舟共濟的神話——儘管傑克遜在書中也列出如左翼政治活動家阿道夫·威利特的更為平民主義的不同觀點，後者認為所有艱苦的工作既不是他們的主保神聖熱納維耶芙做的，也不是共和國做的，而是巴黎市民自己完成的。
雖然傑克遜承認，皮卡爾報告的官方結論對團結一致的強調具有明顯的目的導向性，即著眼於城市的恢復，在災後重建中繼續講述著關於工程力量戰勝自然、巴黎人民的精神力量戰勝災難的故事，但是他仍然對這種團結的神話敘事十分熱衷。傑克遜甚至引用了社會學家艾裡克·克里南伯格對1995年芝加哥遭受熱浪襲擊的研究來表明團結的重要性。後者在研究結論中指出，一個人的生存能力一定程度上是由他與社區中其他人的親疏關係所決定的。在1995年芝加哥熱浪中，那些鄰里關係好、人口稠密、家庭成員和朋友多的社區，在熱浪中倖存下來的人就多得多。同樣，巴黎人在社會階層甚至城市人口分佈的地理區位上雖然形成了堅固的“壁壘”，然而在災難面前，他們還是能夠實現跨越階層的相互幫助和團結一致。
傑克遜最終將這種凝聚力上升為人類應對社會和自然災害時的一種普遍模式。即在災害發生之後，人類會出現一種令人興奮的烏托邦精神。受災人員會團結起來，以無私、利他的精神，把人力、物力等資源彙集起來，減輕受害者的苦難。當然這種模式也有它作用的條件，傑克遜引用埃裡克森對西弗吉尼亞水牛灣洪水的研究結論說，在受災人數遠遠大於沒受災人數的地方，這種烏托邦精神就不會存在。因為受災人員自顧尚且不暇，遑論去顧及他人。作為中國讀者，我們很容易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3年的非典，1998年的南方洪災與這種令人興奮的烏托邦精神聯繫起來，屏幕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救災故事無不展現出人性的光輝與浪漫主義的英雄情懷。然而，對這種社會精神和心理層面的解釋過分強調，往往會掩蓋一些事實層面的問題，包括社會不同群體展開自救的能力、工程技術的儲備、基礎設施的質量、救災應急動員機制等，這些才是在災害的各個階段發揮實質性作用，最大程度地減少無謂的人力和財產損失的決定性因素。
傑克遜在書中大量運用了一手檔案資料，這得益於他在巴黎市各檔案館的長期浸淫。他對巴黎地區社會文化史的熟稔掌握亦使得讀者得以追隨阿波利奈爾的腳步親歷大洪水中的社會萬象，得以深入到洪水背後探究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作為羅德學院環境史研究中心主任，傑克遜不無遺憾地指出，在1910年，人們還沒有形成共識，將洪災的原因歸結於環境問題。多數法國人認為大洪水是個意外事件，是工程技術未能控制住洪水，而不是人們對環境的破壞造成了這次災難。對科學技術崇拜的深度反思還要等到四年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環保運動的興起，環境史作為一門學科而出現，環境與自然的關係不斷被重新定義。今天，在最集中展現了人類文明成果——科學技術對自然之控制的城市中，城市與環境的關係問題引發了人們更多的關注，而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加入城市環境史的整體敘事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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