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起著重大的、別人無法取代的作用。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會上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那末，張聞天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究竟起了怎樣重要的作用呢？
張聞天與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中央隊三人團”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好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長征出發時，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洛甫（即張聞天）和毛澤東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戰軍團中去。毛澤東和洛甫商量後提出異議，這才讓他們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洛甫、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到贛南省省會於都集結，跨過於都河，踏上長征路。就這樣，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長征出發時，張聞天和毛澤東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們走到一起的主要有兩個互相影響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發展。
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自1932年秋冬，就已開始了由執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後，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而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卻遲遲沒有這種覺悟，而且他的警覺的目光，總是尋找著一切“右”的跡象，加以無情地打擊。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於“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一二八事變後，張聞天對日本侵略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有所認識，糾正了原先對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認識到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協定“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博古不同意張聞天的看法。所以,在共同抗日三條件的宣言發表以後八九個月裡，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采取任何主動行動，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協定。
關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是博洛之間又一個分歧點。博古把反對封建殘餘，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並列，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張聞天則提出“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主張。博古指責張聞天主張“讓步”、“妥協”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發生在福建事變前後。博古把同十九路軍的談判看成一種宣傳性的措施，只想通過談判來揭露十九路軍將領的欺騙，提高共產黨和紅軍的威望。張聞天則認為通過談判同十九路軍停戰並進而合作抗日，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對整個反蔣反日鬥爭，都有重大積極的影響。在軍事行動上，對福建事變，博古採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張聞天則“主張積極配合”。
“博洛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明的衝突，是在廣昌戰役失敗之後。張聞天堅決反對組織廣昌戰役，李德、博古根本不聽。廣昌戰役失敗後，在5月中旬中革軍委會議上，張聞天批評博古他們：廣昌戰鬥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博古不但不接受，反過來給張聞天亂扣右傾的帽子。兩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結果不歡而散。會後，博古又在組織上排擠洛甫，博洛之間的裂痕更無法縮小以至彌合了。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時，“毛洛”之間卻逐漸接近，以至互相信任，親密合作起來。
洛甫同毛澤東會面、相識，是在1933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開始，洛對毛的思想和才幹並不真正瞭解，關係平常。不久，洛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接觸的機會多起來，對毛也有所瞭解，並逐漸接近。在上述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和廣昌戰役等問題上，毛支持洛甫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二蘇大會後，洛甫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從表面上看，似乎洛得到了重用。然而，身處黨內高層矛盾漩渦中的他，卻已經比以前“更明顯的感覺”到，這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洛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從1934年2月起，洛的辦公地點和住處，從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在一處辦公，住地也緊靠在一起。洛甫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後，並沒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澤東的意圖去做。相反，他採取同毛合作，尊重毛的態度。洛就職以後，同毛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的意見，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總是請毛參加和指導。經濟工作本來是毛管的，洛接任後,還是讓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經常向毛彙報和請示；毛仍然參與經濟方面重大問題的決策。這樣,毛洛關係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更加密切起來。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編的刊物《鬥爭》上分六期連載毛澤東的興國長岡鄉、上杭才溪鄉兩個農村調查報告。他還進而效法毛的辦法，研究基層蘇維埃的工作。1934年4月，出版了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後，毛、洛的住處都搬到雲石山上的“雲山古寺”裡。兩人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他們眼看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土地，心中都充滿抑鬱、憤懣之情。長征出發前有一天，洛、毛兩人坐在住處前黃桷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
關於廣昌戰役的那場爭論之後，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採取了一個“排擠”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其實這是把洛從政府領導崗位上調開的一個由頭。洛甫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巡視工作進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洛甫當時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裡很不滿意”，向毛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滿。洛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的心裡早已鬱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到寧都會議（1932年），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毛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比洛差得多。
洛毛之間在長征出發前的坦誠交談，使他們的關係，在踏上征途前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如上所述，毛、洛在同“左”傾錯誤領導人共同鬥爭中取得的對中國革命規律認識的一致，在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深厚的戰友情誼，是他們走到一起的基礎。
在長征開始時形成的“中央隊三人團”，給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環境。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講述從福建事變到廣昌戰役同博古的種種爭論，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分兵把口、拼命主義等做法很為不滿。毛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過程，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對比，細緻地分析李德、博古軍事領導上採取單純防禦路線、否定運動戰的戰法等錯誤。這一路隨意交談，充分討論，毛洛之間感情上更加親近，思想觀點也更趨一致。對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觀點，認識到主要是在主觀方面，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所致。
紅軍長征開始時，好像大搬家。所有野戰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過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因為同粵軍簽了停戰協議，所以還算順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線的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了兇猛的阻擊，紅軍損失慘重，從突圍西征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最高三人團”在如此嚴重的挫折面前幾乎喪失了指揮的能力。博古一籌莫展，有時還用手槍比劃自己的腦袋。李德老發脾氣，不但不認錯，還把湘江戰役的慘敗歸結於沒有及時執行他的決策。毛、洛、王感到，對中央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12月上旬，紅軍翻越老山界後，暫時擺脫了追擊的敵人，洛甫即同毛、王一起，在政治局內部公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他們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造成的；此次撤出蘇區的突圍又成為驚惶失措的逃跑；在紅軍戰略行動方針問題上，李德、博古堅持原議,認為只有到達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滅敵人，也是錯誤的。
在中央紅軍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識破了紅軍前往湘西的戰略意圖，在湖南洪江、藏江，貴州石阡、銅仁、松桃一帶集結了五六倍於紅軍的強大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紅軍去鑽。在這樣的情勢下，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洛甫瞭解戰局的重要變化後，立即告訴毛澤東，商量對策。洛同毛、王一起向周恩來提出：去湘西的路上老蔣已經設置重兵，原定中央紅軍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已經喪失，建議轉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12月11日，紅軍攻佔湖南省通道縣城。12日，舉行了中央領導人的緊急會議———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毛澤東首先堅決反對李德向二、六軍團所處地區推進的方針，建議向貴州進軍。洛、王堅決支持，強調應該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周恩來也支持向貴州進軍。這樣毛、洛、王的建議遂為多數人贊成而通過。中革軍委當晚19時30分即發佈紅軍於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會後博古、李德仍然固執己見，否定多數人的決定，重又命令各軍團按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行動。14日，軍委才又命令紅軍奪取貴州黎平、錦平，開闢前進道路。
12月15日，紅軍攻佔黎平。戰略方針問題再次提上日程。12月18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洛、毛一起同李、博進行了激烈爭論。黎平會議作出了《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博要中央紅軍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張。會議通過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區就已提出、並得到周支持的戰略方針，決定在“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還作出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到遵義地區後，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繼續西進，準備渡烏江北上。李德對黎平會議爭論失敗非常惱怒。在繼續前進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略方針。洛甫對此深為焦慮。他意識到，讓李德、博古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他開始考慮變換軍事領導的問題。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貴州黃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裡，洛甫和王稼祥的兩付擔架放下來休息。
王問洛：紅軍最後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麼地方？
洛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
洛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
王稼祥當晚就把洛甫的這個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草塘）開會，批評了博古、李德一不過烏江在川黔邊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二要回頭和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強渡烏江，發佈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在以後的行軍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作“反報告”，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定下了基調
1935年元旦，紅軍強渡烏江取得勝利。1月7日凌晨，紅軍先頭部隊“襲佔遵義”。一下子把十幾萬“追剿”敵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這就為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時機。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舉行。
會議由博古主持。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反動力量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50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軍事顧問幫助；蘇區物質條件不好；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鬥爭與日常鬥爭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工作依然薄弱，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開展不夠；各蘇區紅軍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博古的分析，實際是用客觀原因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惡果。軍委副主席、總政委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他沒有把過錯推給客觀，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問題進行回顧、總結。
在博古做報告和周恩來做副報告以後，洛甫首先起來作反對中央領導單純軍事防禦路線的報告。這個報告，通稱為“反報告”。他作“反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中央隊三人團”毛、洛、王的集體創作而以毛的觀點為主導、由洛執筆寫成的。此刻由洛甫在會上講出來，分量很重。因為洛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書記處（同時稱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洛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而與周相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而又有系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的錯誤的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
在洛甫作“反報告”後，毛澤東接著作了重要發言。毛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消極防禦”方針的主要表現是：防禦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尖銳地批評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說他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這樣當然打不好。毛澤東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觀點。他指出，正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才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了紅軍在長征中的重大損失。
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洛甫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批評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朱德素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線擔任指揮的各軍團領導同志，都以親身經歷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贊同洛甫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
周恩來是軍委負責人。對洛甫的“反報告”和毛、王的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
博古是會上主要批判對象之一，態度還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沒有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民主作風和光明磊落的態度。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黨內公開反對洛甫的“反報告”和毛、王的發言的只有凱豐。他對會議表示保留意見。
李德完全處在被批判的地位。他坐在房門口一個勁地抽菸。他聽著伍修權翻譯與會者的發言，神情十分沮喪。他表示“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他的批評”。
遵義會議得出的結論是：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會議認為：“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即我們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的粉碎五次‘圍剿’的意義上來說，以及達到西征預定的湘西目的地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在分清是非、指明錯誤的基礎上，遵義會議對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又明確了責任：“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Ａ（引者按：指李德）、博、週三同志，而Ａ、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同志（引者按：指博古，下同）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引者按：即李德）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地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在這方面應負主要的責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確了責任，那麼就勢必要轉變路線，變換領導。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為此，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作了下列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會議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這意味著將解除博古的黨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而由洛甫接替。據遵義會議的出席者、時任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回憶，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是遵義會議上形成的比較一致的意見。洛甫一再推辭，這個問題就暫時擱置了起來。會議關於“取消（最高）三人團”的這一項決定，不僅撤銷了博古對軍事的指揮，而且正式撤銷了李德的指揮權。
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是中央政治局和各軍團領導同志一起團結鬥爭的結果。在這中間，毛、洛配合合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遵義會議後，事實上博古已經無法繼續擔任最高領導職務。土城戰役失利後，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向雲南的扎西（威信縣縣治）集中。1935年2月5日晚，中央縱隊行軍到達雞鳴三省地域威信縣境內水田寨附近的樓上、花房子、高坎、芭蕉灣等幾個小村寨駐紮。在這裡，常委討論分工，確定以洛代博，由洛甫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黨內負總責。
洛甫接任總書記後，即在毛澤東等的支持下，團結中央政治局和軍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軍，一路開會（史稱“扎西會議”），作出一系列重要決定，繼續完成遵義會議預定的任務，及時貫徹遵義會議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起草並主持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
《遵義會議決議》的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是反“圍剿”戰爭經驗教訓的歷史總結，是黨和軍隊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主導又是對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第一次系統論述。決議於1935年2月8日在大河灘莊子上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0日，張聞天在扎西鎮中央軍委縱隊幹部會上作傳達報告。並用各種方式及時地向全黨全軍傳達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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