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以下称《决定》），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深入理解和掌握《决定》的主要内容，现就《决定》的重点问题解读如下：
（一）《决定》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2009年12月，“两高”联合公布《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9号，以下称《解释》）。《解释》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信用卡诈骗罪等涉信用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规定。《解释》的出台，对依法惩治信用卡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持续高位运行，案件数量大，量刑明显偏重，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不够好，主要表现在：
一是恶意透支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要行为方式，案件量占全部八个金融诈骗犯罪的八成以上。
二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量刑明显偏重，重刑率逐年上升。
三是牵扯消耗大量司法资源。实践中，有的银行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两个渠道追究持卡人的法律责任，有的银行向公安机关批量移送恶意透支案件，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决定》对《解释》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进行了系统修改，有利于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平等保护持卡人和发卡银行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更好发挥刑法预防惩治犯罪功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是司法解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实践，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的法律温度和司法理性。
（二）关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整
根据《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为“数额较大”；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为“数额巨大”；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经研究并综合兼顾各方面意见建议，《决定》第三条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各档数额标准上调至原数额标准的五倍，主要考虑：
一是从司法实践情况看，原数额标准已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偏向保护发卡银行的利益，不利于促进信用卡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
二是上调后的数额标准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将有效改变目前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量刑明显偏重的问题。同时，可以严格控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适用，保持司法解释的前瞻性。
三是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上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数额标准，可以做适当参照。
（三）关于恶意透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根据刑法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恶意透支的主观要件，是区分恶意透支与民事违约的最重要标准。司法实践中，认定恶意透支时往往虚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件，将“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客观行为直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对持卡人提出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辩解不予甄别，存在客观归罪、唯结果论的不当倾向。为了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决定》第一条第一款明确了恶意透支的定义；第二款明确了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综合判断原则，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第三款列举了应当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六种情形，强调和引导办案机关综合全案证据审慎认定恶意透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
（四）关于“有效催收”的认定
认定发卡银行是否进行了“有效催收”，是判断是否构成恶意透支的要件之一。为防止催收的形式化，合理控制刑事打击面，《决定》第二条明确了“有效催收”的认定问题。第一款结合2011年原银监会制定公布《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用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明确了认定“有效催收”的四项条件：
一是要求催收在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后进行。如果持卡人的透支尚未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的，属于对信用卡的合法使用，此时所谓的催收，本质上属于《信用卡管理办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提醒”，不属于催收。
第二项要求催收应当采用能够确认持卡人收悉的方式，但持卡人故意逃避催收的除外。实践中，商业银行常见的催收方式包括电话、电子信息（含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信函、上门等，除持卡人故意逃避催收外，其实质都应能够确认持卡人收悉。
三是要求两次催收至少间隔三十日，旨在解决发卡银行短时间内连续催收的不当做法。
四是要求符合催收的有关规定或者约定。《信用卡管理办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对债务人本人及其担保人进行催收，不得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不得采用暴力、胁迫、恐吓或辱骂等不当催收行为。”这项要求旨在解决实践中司法机关和持卡人反映突出的不当催收甚至暴力催收的问题，确保催收的合法性。第二款明确对于是否属于有效催收，应当结合相关证据材料加以认定，意在加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第三款明确相关证据材料的形式要求，以确保证据材料的客观真实。
（五）恶意透支数额的计算和认定
恶意透支数额的计算和认定问题，是司法实践中困扰办案机关和司法人员的难点问题。《决定》第四条第一款在《解释》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三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计算恶意透支数额的时间节点为“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时”，鼓励持卡人还款。
二是明确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不包括利息、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三是明确“归还或者支付的数额，应当认定为归还实际透支的本金”，即不论按照发卡银行的计算方法，持卡人是“还本”还是“付息”，都应当视为归还本金，解决实践中的争议，强化可操作性。第二款明确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恶意透支数额的审查认定问题。第三款对相关证据材料的形式要求作了规定。
（六）关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从宽处理
根据《解释》原第六条第五款的规定，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为了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对恶意透支从宽处理的真正落地，《决定》第五条对《解释》原规定作了三方面调整：
一是适度限缩“全部归还”的对象，即不再明确要求“全部归还”的对象为“透支款息”，而按照《决定》第四条的规定相应调整为“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
二是适度放宽从宽处理的时间范围，即不再限制为“公安机关立案前”，而是把握“提起公诉前”和“一审判决前”两个时间节点分别作出规定：在提起公诉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不起诉；在一审判决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不起诉”是绝对不起诉，而不是存疑不起诉或者相对不起诉，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的职责和作用。
三是适度限制从宽处理的适用情形。鉴于《决定》第三条已经上调了恶意透支的定罪量刑标准，因此对于恶意透支达到“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不适用本条规定。对于曾因信用卡诈骗受过两次以上处罚的持卡人，也不适用本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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