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在小學時代就讀過胡適的《四十自述》，到現在，印象還是很深刻，胡適於四十歲時已成為中國學術界首屈一指的人物。青年時期，我閱讀廣泛，常讀到有人在文章裡大肆宣稱自己與胡適相識，甚至以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自誇，這句話也成為文壇嘲諷的談資。我是後輩，雖曾與胡適吃過飯，談過天，也絕不敢自稱“我的朋友胡適之”。
有幸見到胡適還是託老友唐德剛之福，而唐兄才可以這樣說——“我的朋友胡適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以主持“口述中國歷史”節目著稱，近代中國史當然少不了胡適，他因此曾長期訪問胡適，成為關係密切的朋友，學術界稱他為胡適的大弟子，胡適思想的傳播者。
唐德剛著述頗豐，以《胡適口述自傳》與《胡適雜憶》最著名，讀過他的著作者都敬佩他的文筆風格。五十年來我與他成為知交，他也是我的導師，雖然我們年齡相仿。
他逝世的信息傳來，令我悲痛不已。又不免起了兔死狐悲的感念。唐兄與我和夏志清教授有一時期曾被人稱為“紐約三老”。我們年紀相隔不過二三歲。夏兄近來也患病，只留下我一個偶爾能參加一些活動。而我自己七年前患了帶狀皰疹所帶來的神經痛，至今未愈，也不大出外了。
一提德剛，我馬上想起一本名叫《海外論壇》的刊物。1950年代中期，我自密蘇里搬來紐約，不久即於一些志趣相同的留學生相交。我們十餘人經常在週末聚會閒談，就在此時，德剛建議我們合作創辦一本中文月刊，創刊經費由我們分擔。多半朋友的反應是，到哪裡找願意購買刊物的讀者呢？那時在美華人甚少。德剛則天真地舉出五四時期胡適創辦《獨立評論》的先例，認為我們留學生創辦的刊物也將在歷史上留名。結果，《海外論壇》倒也生存了兩年，終因讀者稀少、經費不足而停刊、我記得後來一些文化學術界名人如謝扶雅、周策縱、馬大任、魯光桓等都曾有文章在我們這個小刊物上發表。
在此同時，德剛也曾組了一個“白馬詩社”，我因為對詩是個外行。沒有參加。希望一些當時的詩人也會發表回憶文章來紀念德剛。
半個世紀的友情在這短短的文章中怎能盡述？人到老年，記憶力減退，什麼都模糊了。
唉，我的朋友唐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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