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皇帝特別節儉，這節儉體是現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
剛登基，內務府照例製作出40方硯，後刻“道光御用”。但是呢，皇帝覺得一個人用不完，遂發給大臣分享。
道光的褲子破了，讓內務府用新布料把洞補上，而不是重新做一件，因為他覺得補一補並不妨礙穿，而重做卻又要花錢。上行下效，大臣也開始跟風，只是他們是真心節省嗎？未必，可能只是為了取悅皇帝。
上面的資料，取材自《清朝野史大觀》，雖然沒有史實嚴謹，卻也能反映出人物狀態——節省。
可以想見，一個這麼省的皇帝，如果發現國庫空虛會是件多麼痛心的事，引子發生在道光二十二年。
京城有一個大富商，他是銀號的老闆，腰纏萬貫。自古，百姓期盼富有，富有了就期待走入官場，於是富商打算貢獻出一萬餘兩白銀，給自己的兒子捐個官。所謂的“捐官”，實際上就是用錢買官，為官者有無才能則在所不問，它由來已久，每每吏治腐敗的時期就頻繁發生。
誰知道這回出事了。
先是庫丁貪汙，使一萬餘兩，丟失了四千多兩。
隨後，戶部分贓不均，告到朝廷，道光得知此事大為震驚，下令徹查國庫，盤點之下竟然發現賬面上大清擁有1218萬兩，實際上只有293萬兩！而這丟失的925萬兩去哪了？無從知曉！
道光也算倒黴，以上這件事，爆發在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42年！這前後所發生的，任何“一家之主”都會頭疼：
1840年，孝全皇后去世，在葬禮過後的四月餘，亡妻的傷感還沒有驅散，外交又陷入了陰霾，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七月份，英軍抵達天津，直隸總督前往大沽口炮臺會談。九月份，林則徐被迫革職，十二月，割讓香港，賠款菸草價格。
1841年，英軍再次深入，這回清政府終於向英宣戰，然而節節敗退，關天培殉職，《廣州合約》簽定，廣州不平百姓爆發了三元里起義。
1842年，陳化成殉職，上海失守，七月份，英國艦隊挺入南京，《南京條約》簽訂。割地、賠款、開設通商口岸使清政府主權喪失，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是在這一年，道光發現國庫在他眼皮子底下丟了九百多萬兩白銀！
這時候總會想到老生常談的那句話：屋漏偏逢連陰雨。
是不是很想知道“國庫丟銀案”的結局？
我們繼續追蹤：
當然，這些錢不是真的被飛賊挖洞偷走了，而是被貪汙掉了，這些貪官汙吏堪比“竊國者”。只不過，十幾年下來，戰線拉得太長，所涉及的官吏、庫丁、賄賂者不僅多、廣，而且流動性很強，有的隨著人事調動早就換到別的崗位，已經無法知道誰才是罪魁禍首。乾隆朝，能盯上一個和珅，道光朝可未必。
但是吏治該整治是真，國家需要錢度過外敵難關也是真，道光索性嚴懲：
往上追朔，從嘉慶朝截至道光二十三年為止，凡是做過國庫官吏者、檢查者的，計算任職年、月、日後，每個月罰款一千二百兩白銀。無論他們此時是已故還是在世，有沒有變動職位，人人有責。
但是即便如此，最後收回來的錢也遠遠彌補不了朝廷虧空。本質在於：腐
敗已經形成規模，國家死氣沉沉，又缺乏銳意改革。有時候會想，如果維新變法不是發生在1898年，而是早個五十年，那麼道光會不會抓住這次機會？如果真的抓住這次機會，清朝又能否中興，甚至與世界接軌？
後記：
本文由百家號《青簡拂塵》獨家發佈
道光在位的前半程，試圖做出改變，比如厲行節儉；改革傳統的河運方式，支持河、海運輸網絡的建立；懲治鹽運的非法行為等等。但是以上種種努力，都沒有觸及清朝的根本矛盾，這與人物性格有或多或少聯繫，不少史學家認為，道光像父親一樣，中規中矩、本本分分，做皇帝則更適合錦上添花的維繫穩定，卻不適合開國、中興。美國學者費正清眼中的道光，甚至還有點“膽小”。閻崇年也稱，《南京條約》的簽訂，道光需要負主要責任。
在梳理清代末年曆史時，不少人看到“慘敗”“沒落”，都會說“這不是一個人的錯”“責任歸為一人是片面的歷史觀”，誠然我們不可否認歷史大勢下人類被迫的妥協，但一味的用宏觀視角評判歷史，則又會陷入“人人無責”的悖論。我們應該相信，每一個政策，每一個決定，都有其巨大的作用，每個歷史人物都有獨立的弧光，而非一個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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