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閉島》裡小李子難易平復二戰的創傷記憶，進而導致自己對妻子的重度憂鬱症的忽略，最後造成三個孩子死去。面對創傷，他選擇忘掉一切，在潛意識裡為自己換了一種身份，年復一年，不斷上演。
《海邊的曼切斯特》裡那個看似再普通不過的男人，他輾轉於不同地方間工作，他處理各種雜事關係，然而，你能很明顯的感覺到，他是沒有生的熱情的。這是一個永遠不能原諒自己的一次失誤造成孩子藏身火海的悲傷的男人。
2017年7月20日，美國林肯公園（Linkin Park）主唱查斯特-貝寧頓（Chester Bennington）自殺身亡，享年41歲，消息一出震驚眾人。他過去受訪時，曾透露童年時期遭到成年男子性侵，為此多年來腦中不斷有輕生念頭.........
身體從未忘記，面對那些或大或小的“創傷”，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面對創傷
一個人不需要上過戰場、住過敘利亞或剛果的難民營就有可能遭遇精神創傷。
創傷可以發生在我們自己、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家人或鄰居身上。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1/5的美國人在兒童時期被性騷擾；1/4的人被父母毆打後身上留有傷痕；1/3的夫妻或情侶有過身體暴力；1/4的人和有酗酒問題的親戚長大；1/8的人曾目睹過母親被打。
我們人類真的是一種適應能力超強的物種。自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我們就在不間斷的戰爭、無數的天災或人禍，以及個人生活的暴力與背叛中不斷振作。但創傷總會留下或大或小的痕跡，大至歷史或文化上的傷痕，小至家族中不知不覺世代相傳的陰暗秘密。它們也會在我們的心智和情感、我們體會愉快和親密的能力，甚至在我們的身體和免疫系統中留下痕跡。
心理創傷不僅僅影響那些直接暴露在事件中的人，也影響他們周圍的人。從戰場歸來的軍人也許會以狂怒或冷漠嚇壞他們的家人。丈夫身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他的妻子也很有可能變得抑鬱，而這些抑鬱母親的孩子們很有可能因此而焦慮不安。暴露在家庭暴力中的孩子通常很難在成年時建立穩定、充滿信任的親密關係。
創傷，正如它本身的定義，是難以承受、不能容忍的。
大多數的強姦受害者、經歷過戰場的士兵和被性騷擾過的孩子在想起過去的經歷時會極度沮喪不安。他們極力試圖把這些記憶清除出去，努力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繼續生活。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揹負著這些恐怖的記憶，以及對自己軟弱、脆弱的羞恥感活下去。
我們當然都希望走出創傷，然而，負責我們基本生存功能的那部分大腦（深藏於我們的理性大腦之下）並不擅長否認記憶。
即使創傷性經歷過去了很久，這部分大腦也有可能在一些輕微的危險信號下激活大腦的應激迴路，讓大腦產生大量的壓力荷爾蒙。這會引發負面情感、強烈的生理感受以及衝動的攻擊性行為。這一創傷後應激反應難以理解又勢不可擋。失控，讓創傷的倖存者覺得他們的內心已經徹底損毀，無可救藥。
我記得自己第一次萌發學醫的念頭時只有14歲，正在參加一個夏令營。我的表兄邁克爾不讓我睡，整晚都在給我解釋腎臟如何工作，它們如何過濾身體廢物、又重新吸收化學物質，讓機體保持平衡。我被他那奇妙的身體功能描述完全吸引住了。
後來，在我醫學訓練的每一步中，無論是我學習外科、心血管，還是兒科，我都認為治療的關鍵是在於瞭解人體系統是如何工作的。然而，當我開始在精神科輪轉時，我著迷於思維的極端複雜性及人際關係的多樣性，然而精神科醫生卻對他們所治療的問題知之甚少，我被這一極端反差震驚了。我們有朝一日能像瞭解我們其他器官一樣瞭解我們的大腦、心智和愛嗎？
顯然，要獲得如此詳細的瞭解，我們還要進行多年的學科研究。然而，三門新學科的誕生讓有關心理創傷、虐待和忽視的知識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
這三個新領域分別是：神經科學，一門研究大腦如何支持思維過程的學科；發展精神病理學，研究逆境對思維和大腦發育的影響；人際神經生物學，研究我們的行為如何影響我們周圍人的情緒、生理和觀念。
這三個領域的研究揭示出，創傷會造成實際的生理影響，包括重新調校我們的大腦警報系統、令壓力激素更加活躍、讓報警系統從不相關信息中篩選出與危機相關的信息。我們現在知道，精神創傷會損害大腦感知生理感覺的功能區域，讓我們感受不到生命力。這些變化也解釋了為什麼受過創傷的人對威脅過度反應，不能體驗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些知識也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受過創傷的人們似乎總是面臨同樣的問題，好像難以從經驗中學習。我們現在知道，他們反覆受挫的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有道德上的缺陷，或是意志力薄弱，又或是他們的品格不好，而是他們的大腦發生了變化。
我們對精神創傷知識的增長也帶來了新的可能，讓我們可以緩解甚至將創傷帶來的損害恢復。現在，治療創傷可以利用大腦自身的神經可塑性，發展新的方法和體會，幫助倖存者在現實生活中感到活力，從而繼續生活。
這些方法從本質上可以概括為三個途徑：①自上而下，通過談話重新與他人建立聯繫，進而瞭解自我，處理與創傷相關的記憶；②服用藥物，關閉腦中不適當的警報，或者使用其他方式來改變大腦組織信息的方式；③自下而上，讓身體深刻地體會與創傷帶來的無助、狂怒或崩潰完全相反的體驗。對每個特定的創傷後倖存者來說，哪一種方式最好，是一個經驗上的問題。就我見過的病人來說，大多數人都需要上述方法的綜合。
這是我一生的事業。我在30年前成立了創傷中心，並且一直以來受到我在創傷中心的同事和學生的支持。我們一起治療過幾千個受過精神創傷的兒童和成年人：他們之中包括兒童虐待、自然災害、戰爭、意外和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以及那些被熟人或陌生人傷害的人。一直以來，我們都以每週一次的頻率跟我們所有的患者及治療小組深入討論病情，仔細地追蹤不同治療方式對於不同個體的效果。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照顧好那些來尋求治療的兒童和成年人，但我們從一開始也致力於研究創傷後壓力在不同人群中的影響，以及每種治療方式最適合的對應人群。我們一直以來都受到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及其下屬的補充療法和替代醫學中心、國家疾病控制預防中心以及一些私人基金的資助，我們探索各種不同的治療方式，包括藥物治療、談話治療、瑜伽治療、眼動脫敏與再處理治療技術（EMDR）、戲劇治療和神經反饋治療（Neuro Feedback Treatment）。
治療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人學會控制以往創傷的痕跡，重新掌控他們的人生。對話、理解、增強人際關係，這些都是有所幫助的，藥物也可以抑制過分活躍的報警系統。但我們也會看到，創傷的痕跡也能通過新的身體體驗，轉化為那些與無力、憤怒和崩潰的創傷經歷完全相反的體驗，讓人們重獲自我控制。
請讓我們正視精神創傷的現實，一起探究如何更好地治療創傷，並作為一個社會整體做出承諾：盡一切努力預防創傷。
本文節轉自華章心理，選自《身體從未忘記：心理創傷療愈中的大腦、心智和身體》，奇葩說馬東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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