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湘軍著名將領，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曾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二十歲鄉試中舉，雖此後在會試中屢試不第，但留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後由幕友而起，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興辦洋務運動，鎮壓捻軍，平定陝甘同治回亂，收復新疆，推動新疆建省。歷任閩浙總督、陝甘總督、兩江總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戰爭時，自請赴福建督師，光緒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歲。追贈太傅，諡號“文襄”，併入祀昭忠祠、賢良祠 [1] 。

左宗棠著有《楚軍營制》《樸存閣農書》等，其奏稿、文牘等輯為《左文襄公全集》，後人又輯有《左宗棠全集》 。

左宗棠是時代造就的英雄。在那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時代，大清沒有了指點江山的豪情，沒有了秋風掃落葉般的霸氣，像一個垂暮的老人，借用藥物在維持生命的延續。而左宗棠，就是維持著身軀不倒的最後脊樑。

早年經歷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清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生於湖 南省長沙府湘陰縣左家塅。生性穎悟，少負大志。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他隨父到省城長沙讀書。1827年（道光七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他不僅攻讀儒家經典，而且涉獵經世致用之學，對那些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視為至寶，這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道光十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讀書，並拜訪長沙的著名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賀長齡，賀長齡“以國士見待”。其弟賀熙齡則是左宗棠當時的老師，對自己的這位弟子，賀熙齡非常喜愛，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後來師生還結成了兒女親家。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又入湖南巡撫吳榮光在長沙設立的湘水校經堂。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在這年的考試中，7次名列第一。

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參加在省城長沙舉行的鄉試，因“搜遺”中第，但此後的6年中，3次赴京會試，均不及第。科場失意，左宗棠未能沿著“正途”入仕，但他由此更加潛心經世之學，其志向和才幹也得到了包括賀氏兄弟在內的許多名流顯宦的賞識和推崇。 [4] 同年，左宗棠與周詒端成婚。

1833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首次進京應會試，與胡林翼在北京訂交。寫成組詩《燕臺雜感》，涉及新疆形勢。

1835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再赴會試，錄為湖南省第十五名，不料因超額而被撤下，僅取為“謄錄”。左宗棠不甘屈就，棄職返鄉，在周夫人幫助下潛心輿地研究。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主講淥江書院期間，結識兩江總督陶澍。 [6-8] 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落第歸鄉，途中於南京拜見陶澍，後者主動提議讓他的獨子陶桄與左宗棠的長女定婚。 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於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並協助料理陶家事務，期間他廣讀陶家藏書，經營柳莊，鑽研農學、輿地，編成《樸存閣農書》，並對鴉片戰爭予以關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應對方針。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左宗棠返回湘陰柳莊。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湘陰大水，左宗棠賑濟鄉鄰。 同年，

胡林翼向時任雲貴總督林則徐推薦左宗棠，但左宗棠因事未赴任。

1850年1月（陰曆仍為道光二十九年），林則徐返鄉，約左宗棠於長沙舟中相見；兩人徹夜長談，涉及古今形勢、人物品評、“西域時政”（例如屯政、水利）等。後來，林則徐還與人談起這次會見，稱讚左宗棠是“不凡之才” 、“絕世奇才”，期許良厚。

1852年（咸豐二年），當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棠在郭嵩燾等人的勸勉下，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衛大清江山的陣營。左宗棠在炮火連天的日子裡縋城而入，張亮基大喜過望，將全部軍事悉數託付給左宗棠。左宗棠“晝夜調軍食，治文書”、“區畫守具”，建議大都被採納並立即付諸實施，終於使太平軍圍攻長沙三個月不下，撤圍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從此開始。

1853年（咸豐三年），左宗棠隨張亮基入湖廣總督幕府，張亮基調山東巡撫後左返鄉。

1854年（咸豐四年）4月，左宗棠又應湖南巡撫駱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撫幕府，長達6年之久。其時，清王朝在湖南的統治已岌岌可危，太平軍馳騁湘北，長沙周圍城池多被佔領，而湘東、湘南、湘西廣大貧苦農民，連連舉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慮，日夜策劃，輔佐駱秉章“內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撐大局。同時，革除弊政，開源節流，穩定貨幣，大力籌措軍購：軍械、船隻。駱秉章對他言聽計從，“所行文書畫諾，概不檢校。”由於左宗棠的悉心輔佐和籌劃，不但湖南軍政形勢轉危為安，出省作戰連連奏捷，其它各項工作也取得顯著成效。

1855年（咸豐五年），御史宗稷辰疏薦左宗棠。

1856年（咸豐六年），左宗棠因接濟曾國藩部軍餉之功，被任命為兵部郎中用，賞戴花翎。

1858年（咸豐八年），在駱秉章的保薦下，左宗棠加四品卿銜。

1859年（咸豐九年），樊燮京控案發，左宗棠被迫於當年末、次年初離開駱秉章的幕府。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崢嶸，引起朝野關注，時人有“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語，一些高官顯貴在皇帝面前競相舉薦，咸豐帝亦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誹謗，特別是這次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的構陷，險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燾、潘祖蔭等人相助，才使一場軒然大波得以平息。

1860年（咸豐十年），在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後，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襄辦軍務。 並在湖南招募5000人，組成“楚軍”，赴江西、安徽與太平軍作戰。

1861年（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疏薦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太平軍攻克杭州後，清廷正式補授左宗棠為浙江巡撫（1862年1月[10] ），督辦軍務。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進軍浙江，在隨後的兩年中，他在中法混合軍“常捷軍”、中英混合軍“常安軍”、“定勝軍”的配合下，先後攻陷金華、紹興等地，1863年（同治二年）升閩浙總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銜，賜黃馬褂。 [23] 他在浙江採取種種恢復經濟的舉措，並攻克湖州等地，從而控制浙江全境。論功，封二等恪靖伯。 [24] 旋奉命率軍入江西、福建追擊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最終攻滅李世賢等於廣東嘉應州（今梅州）。

在鎮壓太平天國後，左宗棠倡議減兵並餉，加給練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請設局監造輪船，獲准試行，即於福州馬尾擇址辦船廠，派員出國購買機器、船槽，並創辦求是堂藝局（亦稱船政學堂），培養造船技術和海軍人才。時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陝甘總督，推薦原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一年後，福州船政局（亦稱馬尾船政局）正式開工，成為中國第一個新式造船廠。

平定捻回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陝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國和捻軍進入陝西的機會發動叛亂。其初期的主要首領有赫明堂、馬生彥、馬振和、白彥虎等。同時在寧夏也爆發了大面積的回民暴動，其主要首領有馬兆元和馬化龍。由於捻軍、回軍以及當地漢族起義軍的活動，陝甘局勢幾近糜爛，而總督楊嶽斌不能有效控制局勢。這種情況下，清廷於1866年9月諭令左宗棠前赴陝甘。

1866年（同治五年）末，左宗棠動身，準備率領各軍平定回亂，但因西捻軍進犯陝西 ，加之左宗棠認為捻強於回，遂首先重點鎮壓捻軍。

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欽差大臣身份督統軍隊（陝甘總督由穆圖善署理），屢次擊敗捻軍，但因回亂牽制、捻軍機動靈活等因素而難以徹底取勝；延川、綏德還多次被回民軍攻破。 [13] 是年末，捻軍由陝入晉，繼而入河南、直隸，京師震動。左宗棠與李鴻章、李鶴年、官文皆受革職處分。左率軍追擊，並且建言獻策，最終於1868年（同治七年）協助李鴻章剿滅了西捻軍。左宗棠在入京覲見時指出平定陝甘仍需五年時間。

1868年（同治七年）末，左宗棠進軍陝北的延安、綏德、榆林一帶，至1869年（同治八年）初先後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統領的漢族起義軍。 隨後他進兵董志原，大敗盤踞和被驅逐於此的回民軍，4月攻佔該地，肅清慶陽、涇州。在此期間，劉松山、高連升部相繼發生兵變，高被殺，左宗棠大怒，對叛變兵勇嚴加懲處。 左宗棠並在當地推廣代田法、區田法，努力恢復生產，並撥款救濟饑民和歸降者。 這時，左宗棠已認定盤踞金積堡一帶的馬化龍是回亂的罪魁禍首之一，遂派劉松山進攻馬化龍的金積堡。同年，左宗棠由涇州進駐平涼，接陝甘總督印。

1870年（同治九年）2月，劉松山陣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 其後，馬化龍鼓動回民軍大舉進犯陝西，不過這些部隊缺乏系統組織、有效領導，被清軍擊敗，也未能動搖左宗棠攻克金積堡的決心。左宗棠以松山之侄劉錦棠代替劉松山，又調動重兵圍攻金積堡，終於在1871年1月（農曆仍為同治九年）取勝，馬化龍父子投降後於3月（同治十年正月）被殺，其部眾有1800餘人也被殺。 左宗棠賞加騎都尉世職。

1871年（同治十年），肅清後方後，左宗棠進攻甘肅河州，當地回民軍領袖馬佔鰲頑強抵抗，清軍屢屢受挫，但始終堅持作戰。在左軍的強大壓力下，馬佔鰲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投降，所部被左宗棠編入清軍。回民軍的主力至此已經被消滅。 [1872年（同治十一年），左宗棠派劉錦棠克復西寧，白彥虎等退入甘肅；他另派徐佔彪進攻肅州，但肅州久攻不下。同年，左宗棠駁斥朝中停造輪船的言論，並在蘭州創辦甘肅機器製造局（即蘭州製造局）。8月，左宗棠入駐陝甘總督駐地蘭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西寧回民軍首領馬桂源投降，被押往蘭州並處死。隨後左宗棠集合徐佔彪、宋慶、金順、劉錦棠等部大舉圍攻肅州，其後還親往肅州督戰。此役中，白彥虎等退到新疆。11月，肅州回民軍首領馬文祿被迫投降，後被處死，其部屬約有七千人被屠殺；左宗棠事後承認“自辦軍務以來，於發、捻投誠時，皆力主‘不妄殺，不搜贓’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肅州之役，則“不能盡行其志”。 隨著肅州克復，陝甘回變告終。 [33] 清廷著左宗棠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賞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推動甘肅省與陝西省分闈鄉試、分設學政，以免甘肅考生赴陝鄉試之苦；他還推動西北茶政改革，鎮壓局部動亂。8月，左宗棠補授大學士，不久又補為東閣大學士。

進軍新疆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陝甘回變，後者並且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強趁機而起，出現了割據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面。其中，圍繞喀什噶爾展開爭奪的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和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來相繼致書中亞的浩罕汗國，由此引來該國的軍事頭目阿古柏，他於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國”盤踞新疆。沙俄亦趁機於1871年（同治十年）7月侵佔伊犁。

伊犁被攻佔引起清廷重視，清廷命景廉、成祿等率軍出關，並令左宗棠派兵進剿，因陝甘回亂尚未平定，左宗棠認為：“此時興師遠舉，並非穩著。”但他仍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派徐佔彪進兵肅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左宗棠致信總理衙門，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克復，“我威維揚”，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穩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若外交失敗、不得已與俄軍交戰，清軍亦未必不能夠勝利。 這樣，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準備收回伊犁的方針。

1874（同治十三年）日本侵臺，清廷由此發生“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湖南巡撫王文韶主張塞防。左宗棠則主張海防與塞防並重，指出，不收復新疆，陝甘清軍便會被長期牽制，不僅不能裁減兵餉、助益海防 [39] ，而且“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軍機大臣文祥贊同左見，全力支持之。與此同時，左宗棠彈劾景廉、成祿等原受命收復新疆而逡巡不進者，成祿被革職，景廉被調任。於是1875年5月，清廷下詔授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幫辦軍務 [10] ，擇機出塞平叛新疆。[41]

確定戰略

在軍事戰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後南”、“緩進急戰”（又稱“緩進速決”）。

“先北後南”，即先安定北疆（但不急取伊犁），再進軍南疆。這是考慮到進軍新疆重點在打垮阿古柏，而阿古柏的勢力主要在達坂城、托克遜、吐魯番一線，其在北疆勢力比較薄弱，進軍困難較小；同時，位於北疆的烏魯木齊有重要政治意義。從地理區位上講，收復北疆，也可為進一步收復伊犁創造必要條件。

“緩進急戰”中的“緩進”，就是積極治軍。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減少冗員，增強軍隊戰鬥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軍，也剔除空額，汰弱留強。他還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至出關時，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有劉錦棠所部湘軍25個營（後迭增至32營），張曜所部嵩武軍14個營和徐佔彪所部蜀軍5個營，金順的部隊整編為40營，加上擔任防守任務的清軍，共有馬、步、炮軍150餘營，兵力總數約7、8萬。 但真正開往前線作戰的只有50餘營，2萬多人。

“急戰”，就是考慮國庫空虛，以及西北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田地荒蕪，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大軍一旦出發，必須速戰速決，力爭在一年半左右獲取全勝儘早收兵。

準備物資

左宗棠此前已在蘭州建立“蘭州製造局”（亦稱“甘肅製造局”），為西征 軍修造槍炮。為了對付阿古柏軍的洋槍洋炮，並由廣州、浙江調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造出大量武器，還仿造了德國的螺絲炮和後膛七響槍，改造了中國的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

左宗棠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穀。1876年（光緒二年）一年收穫糧食5160餘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然而畢竟緩不濟急，為運輸軍糧，左宗棠又建立了四條路線：一是從甘肅河西採購軍糧，出嘉峪關，過玉門，運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頭、歸化、寧夏經蒙古草原運至新疆東部的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在新疆東部採買；四是向俄國人購買，1875年左宗棠曾接待俄國索斯諾夫斯基一行並與之訂立購糧合同 ，一說這部分糧食實際來自伊犁。 此外，左宗棠廣設運糧臺站，並於官運之外借用民力，節節轉運。

籌措軍費

1876年（光緒二年）1月，開戰在即，各省積欠陝甘軍費已達2000餘萬兩，只靠各省關協餉不能解決軍費。 左宗棠援引沈葆楨為臺灣防務借款之舊例，請求借洋款一千萬兩。 不料遭沈葆楨反對。幾經波折，清廷最終下詔，令戶部撥款200萬兩、各省協餉300萬兩，準左宗棠自借洋款500萬兩。但經費仍為不足。左宗棠後又曾於1877年（光緒三年）、1878年（光緒四年）、1881年（光緒七年）三次為西征軍借洋款，總計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至1881年（光緒七年）間向洋商借款1375萬兩，另向華商借款846萬兩。

克復北疆

1876年（光緒二年）4月，左宗棠在肅州祭旗，正式出兵。左宗棠坐鎮肅州，命劉錦棠、金順分兵兩路，先後率師出關。考慮到飲水困難，他把大軍分作千人一隊，隔日進發一隊，劉錦棠走北路，金順走南路，到哈密會齊。 劉錦棠率領西征軍主力自肅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約1700裡，很順利地進入哈密。部隊各營到達哈密後，把從肅州等地陸續運往哈密的軍糧再輾轉搬運，翻過東天山九曲險道，分運至巴里坤和古城。

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佔據了距離烏魯木齊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 8月，劉、金兩軍協力，經激戰攻下烏魯木齊外圍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幫兇白彥虎、馬人得棄烏魯木齊而逃，劉錦棠遂兵不血刃收復烏城（8月18日）。隨後，金順進佔昌吉，榮全在劉錦棠協助下攻克瑪納斯城。至此，北路蕩平。

打開南疆

達坂、托克遜、吐魯番三城，是南疆的門戶，對戰局影響甚大。左宗棠告誡劉錦棠不要急於進兵；他並佈置三路進軍計劃，促金順留守烏城，而以劉錦棠為前線總指揮。 [10]

1877年（光緒三年）4月，劉錦棠出兵，迅速收復達坂城（4月20日）和托克遜城（4月26日）；徐佔彪與張曜在鹽池會師，攻克吐魯番門戶七克騰木（4月21日）。阿古柏逃往焉耆，留其幼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後。不久，劉、張、徐三軍合擊，又收復吐魯番（4月26日） [ ；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門戶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乃服毒自殺（一說被毒殺）。阿古柏的長子胡裡為爭權奪位殺死其弟，率領殘部逃往喀什。 白彥虎率領餘眾逃竄到開都河一帶。

清軍收復新疆過程中，英使威妥瑪多次對清廷展開恫嚇，此時又勸清廷停止進軍、將阿古柏勢力認作藩屬，海防派亦運作朝廷，清廷遂向左宗棠說明 ，“廷臣聚議，西征耗費鉅款，今烏城、吐魯番既得，可以休兵”，並讓左宗棠“統籌全局”，提出己見。左宗棠上疏據理力爭，強調新疆的戰略意義、當前的大好形勢，並提出要在新疆實行省制，最後得以繼續新疆收復戰。

收復南疆

此時，沙俄又和土耳其發生戰爭，金順建議乘虛襲取被沙俄霸佔的伊犁。左宗棠認為師出無名，反遭其謗，留下不打。同年8月，大軍從正道向西挺進，先收復南疆東四城（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10月間，西征軍先後收復喀喇沙爾（焉耆，7日）、庫車（8日）、庫爾勒（9日）、拜城（21日）、阿克蘇（10月24日）、烏什（26日），白彥虎一路西逃並劫掠秋糧。東四城既克，西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之敵自亂陣腳，相互攻殺。12月間，劉錦棠進軍，先後收復喀什噶爾（17日）、葉爾羌（18日）、英吉沙爾（24日），阿古柏的長子胡裡與白彥虎逃往俄國。1878年1月2日（農曆仍為光緒三年），和田克復。 至此，這場由英、俄兩國支持的阿古柏之亂乃告平息。見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魯特（今柯爾克孜族）十四個部落，爭相內附。

僅一年多時間，左宗棠就指揮西征軍，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領土。清廷嘉其功，詔封二等恪靖侯。新疆各地也於大小村鎮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

伊犁談判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乘阿古柏侵佔新疆之機，派兵侵佔了伊犁，宣佈“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但當時沙俄因克里米亞戰爭，比較虛弱，其駐華公使不得不在照會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說些外交辭令，稱佔領伊犁是為了“安定邊疆秩序”，“只因回亂未靖，代為收復，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後，當即交還”。但不料清軍果真收復了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城，被落了口實。左宗棠藉此強調俄方有歸還許諾在先，所以要先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伊犁問題。

1878年（光緒四年），左宗棠多次上書朝廷，討論在新疆設省以及收回伊犁，引渡胡裡、白彥虎等事宜。他也與俄國方面有所交涉，並曾致書俄國土耳其斯坦總督康斯坦丁·彼得洛維奇·考夫曼 ，但無果。清廷派遣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進行談判。然而談判中，沙俄條件苛刻，且一邊談判，一邊白彥虎和伯克胡裡不斷武裝侵擾中國邊境。

1879年（光緒五年），在沙俄的威逼下，崇厚簽訂《里瓦幾亞條約》 。左宗棠聞訊，向清廷陳奏分析利弊，並痛陳：“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加，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曷極！此可為嘆息痛恨者矣！”他提出：“為今之計，當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臣雖衰慵無似，敢不勉旃。” 清廷被說服，於是治崇厚罪。

1880年（光緒六年），清廷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重議條約。 [54] 與此同時，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進：命金順部出精河為東路；命張曜部駐特克斯河畔為中路：命劉錦棠部出布魯特遊牧地為西路。左宗棠認為“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也，老懷益壯”，遂攜棺材由肅州出發入疆，坐鎮哈密親領後路聲援，並表示收復伊犁血戰到底的決心。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個月，為了減輕內地長途調運軍糧的困難，改善天山運道，修築盤曲山路；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穀。並在哈密大本營加緊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 [55] 此外，1880年（光緒六年）9月，左宗棠籌建已久的“甘肅織呢總局”（亦稱“蘭州機器織呢局”）正式開工，這是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 [41]

沙俄聞訊，火速增兵堅守伊犁，並派出艦隊遊弋在海上，中國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遼寧）、山東先後警報，都處於戒備狀態。清廷在此情形下，召回左宗棠，左宗棠交棒劉錦棠，踏上回京之旅。 當時正值俄土戰爭結束後不久，沙俄相對虛弱，加之其他的種種考慮 ，不欲開戰，聞知左宗棠入京，反而擔心中俄全面決裂，在談判桌上終於讓步。

1881年（光緒七年）2月24日，曾紀澤與俄方代表訂立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較之《里瓦幾亞條約》，中國雖賠款增加，並仍割去了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之領土，但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地方，在領事等問題上也收回一些利權。次日左宗棠抵京。他對這一條約態度複雜，一面說“界務無損”、“商務亦尚相安” [61-62] ，對曾紀澤也讚揚道：“劼剛此行，於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 [63-64] 然而，他一年多後致信劉錦棠時又說：“伊犁僅得一塊荒土，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議如此結局，言之腐心!”

總督兩江

1881年，左宗棠應詔至北京任軍機大臣兼在總理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在此期間參與練兵、治河、禁菸等事。但他與同僚不和，自己也不習慣於任職中樞。1881年（光緒七年）10月，左宗棠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兩江總督任上，左宗棠興辦水利，改良鹽務，支持洋務，重視海防。 1883年（光緒九年），他還曾鎮壓王覺一起義。

1882年（光緒八年），沙俄正式交還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請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復伊始和西征大軍未撤之威，不失時機地建省設縣。這樣順應民心，有利於百廢待舉，恢復元氣，實行切實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懇切陳詞說服了清朝政府，同意著手在新疆建省。經過籌劃，1884年（光緒十年），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戰爭

1883年（光緒九年），越南局勢惡化。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勢，自請赴邊督軍，並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組成恪靖定邊軍，準備作戰。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請求，但未同意其親赴前線。

1884年（光緒十年）1月，左宗棠因目疾請求回籍調治。4月，因中法戰爭戰事緊張提前銷假，6月，入京任軍機大臣，並管理神機營事務。8月，孤拔所率法軍於在馬尾海戰全殲駐紮福建馬尾的中國海軍（習稱福建水師），破壞福州船政局。9月，堅決主戰的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挽救戰局。12月，左宗棠抵達福州，積極佈防，並組成“恪靖援臺軍”東渡臺灣。

1885年（光緒十一年）3月，黑旗軍、恪靖定邊軍等在鎮南關得勝，奪取了諒山。清政府“乘勝即收”，令前線各軍停戰撤軍，與法國議和。左宗棠不滿，上《密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折》，但沒能改變清廷的方針。同時，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臺灣道劉璈，使他們失去兵權。 左宗棠上書朝廷為屬下鳴冤叫屈，並稱病求退。

抱憾而終

1885年（光緒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連上兩折，其一請求專設海

防大臣，其二請求將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不久，清廷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臺灣設省也終於實現。

1885年（光緒十一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歲。他在臨終口授遺折時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又說：“而越事和戰，中國強弱一大關鍵也。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懷恨平生，不能瞑目！”並提出諸多富強之策和對光緒帝的勸勉。 清廷追贈太傅，諡號“文襄”。入祀京師的昭忠祠、賢良祠，並建專祠於湖南及他所立功的諸省。

主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