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秉松：一個刑法學者的不捨與遺憾
姓名：何秉松
性別：男
終年：87歲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成就：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新體系的創立者和奠基者
照片上的何秉松，清瘦、斯文，戴著一副半黑框眼鏡，表情淡淡的。
從一個個學生口裡，能勾勒出這位法學教授的大致形象：有些嚴肅，談論起學術問題時是一位純粹的學者，看不見一點“虛假和偷懶”；愛鍛鍊，酷愛游泳，幾十年來從未間斷。
何秉松的家位於海淀區明光北里，70餘平米的老房子裡擺滿近十個書架、上千本書。學術上，何秉松是新中國第一個倡導並系統論證必須在刑法上確立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中國刑法學者；作為一位法學學者，何秉松曾在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案件中擔任辯護律師；幾十年的從教育人生涯，何秉松先後培養出了80餘名法學博士、百餘名法學碩士，本科畢業生不可勝數。
學術研究高屋建瓴，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不過他依然有一些遺憾：無法繼續指導自己帶的幾位博士，也無法看到自己今年要出版的三本著作，以及上個世紀60年代，那個特殊年代裡被迫和家人決裂的遺憾。
“父親在學術界十分受尊敬，但我覺得，他一生也有一些遺憾。”何秉松的兒子何伊林回憶起父親的一生，有些感嘆，“有些遺憾，或許再也沒辦法彌補了。”
“穿老頭衫的大教授”
1932生，何秉松生於廣西桂平，但隨家庭前往廣東生活，在珠江邊長大。他曾對兒子回憶，小時候，夏天常和小夥伴們去江裡游泳，一個猛子紮下去，嬉笑打鬧，比賽憋氣。
何秉松出生在一個大家庭裡。小時候，他的身體不好，父母便取“秉松”之名，寄寓其以後能如青松一樣挺拔康健。
自小聰慧的何秉松，數理化成績出色。但囿於自小體弱多病，高中畢業後，何秉松無奈選擇了當時認為相對比較簡單的法學專業。1949年，何秉松成為北大法學專業的一名學生；1952年，剛畢業的何秉松就進入了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任教，從此開始了大半生的法學教育和研究之路。
何秉松外表有些嚴肅，何秉松的學生、現北京聯合大學副教授邵彥銘曾開玩笑說，“老師戴上墨鏡之後，有點黑社會老大的氣勢。”但說起和老師的第一次正式見面，頗有些趣味。
早在本科時，邵彥銘就從教科書上得知了何秉松的大名。成為何秉松的研究生後，邵彥銘一直期待著和老師見面。“老師那麼知名，我們都以為他穿著一定很講究，風度翩翩，是大學問家。”
沒想到，第一堂課上，何秉松推門而入，邵彥銘愣了。“這不就是學校裡常遇到的那個老頭嘛！”邵彥銘暗想。原來，數天前，邵彥銘曾在校園和何秉松擦肩而過，絲毫未能認出——這個穿一件老頭衫、騎個破舊自行車的老人，就是著名的何秉松教授。
“跟錢過不去”
用學生的話來說，何秉松十分質樸，有著知識分子特有的單純。一個小插曲是，有一年，學術會議經費有一筆節餘，何秉松希望能拿這筆錢改善下辦公環境。一天，何秉松帶著銀行卡，一個人到了家附近的傢俱城，傢俱大都價格不菲，顧客來來往往，當場購買的並不多。
何秉松甚少逛商場，他不懂得商品上的價籤還有“商量”的餘地。看中書桌，買；看中沙發，買……傢俱城的老闆驚喜於“來了個大方的老爺子”，半天下來，五萬多刷出去了。學生們得知老師的舉動，趕忙去傢俱城退貨，“差點和老闆打上官司。”
“不是老師奢侈，是他根本沒有金錢的概念。”回想起來，學生覺得好笑又有些心酸：“他不知道市場上的價格，他就覺得，花錢改善辦公環境，是個好事。”
兒子何伊林也開玩笑地形容父親“不僅沒有金錢概念，還跟錢過不去”。上世紀80年代左右，作為知名大學教授的父親拒絕了無數賺錢的邀請。“那時候老有人請他去做講座，一個小時就有200多塊，還包往返的所有費用，他不去。”何伊林理解為，父親不喜歡商業性的人際交往。他只喜歡單純的學術環境。
沒有金錢概念的何秉松，在生活方面也一直“不求上進”。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政法大學為老師們分配了校園宿舍。在海淀區明光北里的宿舍樓裡，一家人一住就是30餘年。紅牆老房，五層樓，沒有電梯，上門拜訪的學生都驚歎於“知名教授還住在這樣的蝸居陋室裡”。
其實，何秉松並不是沒機會改善住宅環境。數年前，學校曾經提出，補交數十萬費用便能調換到更好的、帶電梯的家屬樓居住。何秉松沒申請，理由是“沒錢”。
錢去哪了？“嗨，都花了。”何秉松買書從來不手軟，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大半都被書塞滿，近十個書架，足有上千本書；為學術會議贊助也不手軟，學生邵彥銘回憶，這些年，老師從自己的工資、稿費裡陸陸續續取出100餘萬來贊助“全球化時代犯罪與刑法國際論壇”。
這是一個由何秉松發起的論壇。邵彥銘介紹，何秉松發動並組織了中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俄羅斯、西班牙等多個國家的著名學者共同召開該論壇。在國際刑法學界，這個論壇受到頗多好評。
2010年，為表彰何秉松在刑法理論傳播方面的貢獻，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授予他“法國騎士軍團榮譽勳章”，成為中國法學界獲此榮譽的第一人。
父與子的遺憾
離去來得非常突然。
在外人眼中，老教授身體非常好。相熟的學生回憶，雖然已過杖朝之年，何秉松還每天堅持去游泳館遊2000米。
沒人能想到，一次簡單的身體不適要了何秉松的命。大年初四晚，由於肺部感染，何秉松被緊急送往醫院；隨後，吸氧不足又併發其他器官衰竭，與病魔抗爭了四天後，生命的最後一絲光亮熄滅了。
何秉松病重當日，兒子何伊林立即從工作的成都趕回北京，陪父親走完了最後一程。看著呼吸機下虛弱的父親，何伊林想起一些遺憾。
一個是父親的遺憾。
何秉松的家庭似乎有學霸基因。何伊林回憶，除了父親，自己的幾個伯伯都分別考取了清華、中山、上海交通大學等名牌大學。其中，何伊林喊“大伯”的、父親的一位哥哥，清華畢業後，成為了一名工程師。
“文化大革命”開始。何伊林的大伯被判為反革命，逃往香港。留在北京的何秉松受到此事牽連。他被要求寫一封“決裂信”，和自己的哥哥劃清界限。
何伊林從沒見過這封信，父親也閉口不提，他只知道多年來，兩家人關係極淡，少有見面。幾年前，何伊林去美國拜訪大伯才得知“決裂信事件”。
但何伊林覺得，父親是為這件事內疚的。他想起父親為“四人幫”做辯護律師時，主動提出了人權的觀點。“他那時候就認為，即便是犯人，即便是國家認為有罪的人，也要尊重他的基本人權。”
在那個時代，能提出人權概念，在學界十分超前。何伊林猜測，是因為父親有著親身經歷。“在特殊年代，他經歷過割裂家庭親情的事情，這也許是他的一種反思。”
還有一個是自己的遺憾。
上世紀80年代，何伊林從重慶回到北京讀書。由於兩地分數制不一樣，何伊林沒法進入北京的任何一所中學。
在這之前，由於生活在異地，性格又都比較內向，父子倆交流極少，顯得並不親密。但孩子讀不了書，父親急了。
一個純粹、學術底線極高的人，人生中有了這一次破例。
“那是他唯一一次為我去求人。”兒子語氣平靜，“他去求了一箇中學校長。”何伊林順利進了中學，但何秉松從此閉口不談這件事。
何伊林理解父親的純粹性情。“他一生沒做過這樣的事，他覺得不光彩。如果能再和父親聊聊，我想和他聊聊這件事，想告訴他我理解他……還有我的感恩吧。”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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