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我們說，文明在於開放和包容，越文明越開放，越包容越寬廣。但明朝卻在閉關中把這一切都丟了，它的背後不僅僅是早年被移入肅州的哈密民眾歸鄉的遙遙無期，以及最後一批不願意信仰伊斯蘭教民眾逃入肅州改變了當地民族結構，並在最終逐漸形成我們今天所說的裕固族。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與顧炎武、黃宗羲齊名。有著作多部。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喜歡引用的“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就出自他《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記》第九條。其原語大致意思是這樣的：漢末的時候，士大夫們想要有出頭之日，只能通過去邊疆打仗撈取政治資本，其他的出路基本被朝廷的腐朽給堵死了。那些人在邊疆撈到了資本，有了兵權，回來就慢慢坐大，時間一久就成了像袁紹、曹操、孫權、劉備這種軍閥。所以，漢朝軍力強盛，但國家卻滅亡了，而這在歷朝歷代似乎是沒有過的。
顯然，王夫之不是以“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讚美漢朝的武功的，他告誡或者警示明朝統治不要成天打打殺殺的。當時，明朝面臨的情況是，內部有造反的李自成、張獻忠，外國是建立清朝的女真。明朝應該和女真議和，進而全力對付李自成與張獻忠，等消滅了李張，再將矛頭對準女真。這是一種“迂迴”戰術，其終極意思是：政治不需要太強硬，明朝從建國以來，從不接受敢公然與明朝抗禮的平等基礎上的和平協議。所以，有讓明朝議和的意思。
我們不說“漢獨以強亡”被後世引用的“效果”。在今天一些人看來，明朝是一個非常有骨氣的朝代，但有骨氣並不代表“雄”，或者，能夠雄得起來。嘉峪關，始建於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長城最西端的關口，號稱“天下第一雄關”。明朝在這裡就沒有雄起來。
明初，宋國公、徵虜大將軍馮勝在班師凱旋途中，選址在河西走廊中部，東連酒泉、西接玉門、背靠黑山、南臨祁連的咽喉要地——嘉峪塬西麓建關。明代東部的吐魯番日漸強大，常引兵進犯河西走廊各城，嘉峪山隘口為必經之地。自建成嘉峪關後，這關便為西部國防重地，對保障河西地區的安全起著重要作用。這道關讓氣吞山河了一陣子之後，讓明朝人非常頭痛。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一月，滿速兒汗入寇肅州，遊擊將軍芮寧陣亡，全軍陷沒，嘉峪關失守，此後，嘉峪關及其關外就再也見不到明朝的軍隊了。
滿速兒汗是什麼人呢？新疆吐魯番可汗，1501—1543在位。速檀·阿黑麻汗的長子。篤信伊斯蘭教。曾以額西丁後裔、庫車火者班答吉·火者·他只丁·馬黑麻為師。據說，只用五分之一時間處理朝政，其餘時間都用於誦讀《古蘭經》、禱告、作禮拜和贊誦安拉。注意研究伊斯蘭教法，並能背誦《古蘭經》。曾數次對明朝進行“聖戰”，侵佔哈密，並常到肅州(今甘肅酒泉)附近劫掠，河西走廊一帶的人民深受其苦。
嘉峪關對明朝來說，肯定不是將其守住那麼簡單，它牽扯到關外的敦煌、哈密等等地方，守住了、放開了，就有絲綢之路上的繁榮，丟掉了、放棄了，相當於自斷一條生路。最初為了經營這個地方，明朝設置了史上有名的關西七衛，即在嘉峪關以西（今甘肅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東部）先後設立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衛所。設立的意義在於屏蔽西陲，保證西域往來和入藏的使臣商隊等安全通過，使明政府可以將國防防禦力量專門用以對付蒙古的瓦剌和韃靼。
在這條路上，明朝也有過曾經的繁榮，特別是洪武永樂之間（1368-1424）與西域各國的朝貢貿易尤其興盛，有一年一貢、二年一貢、三年一貢的，一批多達數百人，朝廷只得限制入關人數，“聞雞度關”。但這種開關的繁榮充其量不過是戍邊將士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短暫輝煌，明朝在設立關西七衛之初，實際上採取的就是一種不雄的手段。
關西七衛的7個衛所，又稱“西北七衛”、“蒙古七衛”，其首領皆為蒙古貴族，實際上是7個羈縻衛所。羈縻一詞出自《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意思是馬的絡頭也；牛的皮靷，最早是唐朝對西南少數民族採用懷柔政策，承認當地土著貴族，封以王侯，納入朝廷管理。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民族自治政策。
這種方法，一開始對於強硬或者有骨氣的明朝來說就是無奈的，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使7個羈縻衛所所屬區域一直不能有效安定下來，反反覆覆，最終迫使明朝徹底放棄了它們。最初，由於關外統治的混亂與昏聵，明朝也因為保關，進行了大量的移民，把關外和人民移入關內的肅州等地，明廷不但分給他們田地，並且不斷給他們送去糧食、種子、布帛、牛具和其他生產工具，鼓勵他們在苦峪耕種生產，以至於被安置地出現了“賓多於主”的狀況。明廷在解決了哈密衛等內遷人口定居問題的同時，也利用移民加強了邊防建設。
但是，移民多了，社會治安就成了問題，經常是“睚眥之忿，動見戕殺”，甚至發生了動亂。時間一久，明廷的統治者就覺得有些不合算，就生產了“閉關”思想。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拼命修築長城的防禦戰略，在這裡成了大明王朝一個不祥伏筆，成為其進入“全封閉”狀態的引子。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閉關(嘉峪關),將關西平民遷徙到關內。他們認為，從此，西部邊境會兵患消弭，生活在北京可以高枕無憂了。
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與此前的“懷柔政策”加在一起，就是一種退縮的保守和封閉，結果使很多事情都陷入僵局和被動。這在當時的背景下，對哈密而言最直接的反映是宗教獨大問題：明代，哈密居民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但隨著明朝的內遷，這一帶很快被完全伊斯蘭化了。伊斯蘭教約於14世紀傳入哈密，但當時並不是所有的哈密民眾都信仰伊斯蘭教。如：公元1439年，哈密忠順王倒瓦答失裡改信伊斯蘭教，取名“哈力”，自稱“速檀”，成為哈密王族中第一個改信伊斯蘭教者。但哈力死後，他的弟弟卜列革繼位，卻信奉佛教。這種現象說明的不僅是當時哈密民眾信什麼教只是個人的一種選擇、是私事，能體現兩種宗教各自的空間與勢力。
閉關之後，明朝徹底失去了對哈密的統治權，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而此前，由於明朝在“懷柔政策”裡的無奈，使得公元1481年後，佔據據哈密的吐魯番速植阿黑麻用武力推行伊斯蘭化，哈密伊斯蘭教徒逐漸增多。公元1513年，哈密王拜牙即投附吐魯番速植滿速兒。滿速兒及其在哈密的代理人，用各種手段強迫人民改信伊斯蘭教，大肆破壞佛教寺院和佛窟，對不願改變信仰的人施以毒刑甚至殺頭或驅趕，對佛教經典大肆焚燒。在一片宗教的恐怖聲中，伊斯蘭教成為哈密占主導地位的宗教。
我們說，文明在於開放和包容，越文明越開放，越包容越寬廣。但明朝卻在閉關中把這一切都丟了，它的背後不僅僅是早年被移入肅州的哈密民眾歸鄉的遙遙無期，以及最後一批不願意信仰伊斯蘭教民眾逃入肅州改變了當地民族結構，並在最終逐漸形成我們今天所說的裕固族。為此，明朝付出的代價卻是嘉峪關以西大片領土被放棄，絲綢之路被徹底斷絕，也丟掉了漢唐時代的寬廣胸懷，使中國從此刻開始落後於世界。也許，王夫之的話並不適合明朝，後人斷章取義有理。（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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