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送暖入屠蘇

在我國古代商周時期，諸侯們朝拜大王，天子時，就要行跪拜禮的（注意跪拜禮不是簡單的跪下磕頭，是屈膝跪地，左手按在右手上，向前支撐在地上，緩緩叩首到地面上略作停頓，手在前頭在後），清朝的三跪九叩是要頭磕出響聲來的，與漢人的跪拜禮不同，朝堂上的跪拜禮一直延續到了民國建立才被廢止，現在在民間拜年時很多地方還是有跪拜禮的。

在漢朝以前，我們還沒有正式的凳子椅子，那個時候的坐下就是席地而“坐”（參考今天的日本人的坐姿），要體現個人威儀，跪坐時上半身必須挺直，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有精神，先秦時期君王總不能全程站著來發佈政令吧，同樣的大臣們也是和君主一樣席地而“坐”，總不能君主跪坐著，大家都站在旁邊看著吧。

後來到了秦朝中集權制度建立，這時候皇帝的地位就開始和大臣們出現了明顯的劃分，漢朝後又出現了凳子椅子，這個時候大家就不用直接坐在地上了，而是坐在凳子椅子上議政，雖然這時起已經開始了中央集權制，但是皇帝的權利還沒有那麼大，他將手中一部分治理國家的權利分給了宰相等大臣，雖然以宰相為首的大臣也有很大的權力，但是在上朝時一樣要對皇帝行跪拜禮，不止如此，小官拜大官，百姓拜官員，跪拜禮在當時也成了區別身份地位的一種形式，也是在那個時期起跪拜禮融入了民間，成為了民俗，就比如我們今天祭祀，拜年是要行跪拜禮。

後來又經過了東西兩晉南北朝，大唐和五代十國，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了北宋，這個時候起大臣們上朝可就沒坐著的權力了，就皇上能坐著，其他人統統站著，其實這也可以理解，我們想一下趙匡胤是怎麼當上皇帝的？黃袍加身啊，手下的這些人“逼”他當的皇帝，所以他這個皇帝當的非常沒有安全感，後面才有杯酒釋兵權這檔子事，但是將領們沒有了兵權，趙匡胤就真的放心了嗎？在晚唐到五代十國時期，權臣擅權篡位，害主的事情可不少，所以趙匡胤真要安心那就還得在加強集權，讓太監們把大臣上朝時的椅子撤走，讓大臣們站著上朝這就是集權的一個表現形式，坐著江山的只能有一個就是皇上。

明朝朱元璋建國後，為了能讓自己兒子朱標安心接班，清洗了一大批和他一同打天下的大臣，廢除宰相制度，也更進一步的將統治權利集中到皇權上，清朝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設軍機處，大小朝政皇帝親力親為，如果說明朝的大臣像張居正，嚴嵩還有帶皇帝行政的權利，那麼清朝的大臣純粹就是給皇帝打工的。這裡我們要分開說一下明朝和清朝，在明朝是要在重大節日祭典是才要行跪拜禮的，其他時候大多是行揖禮的（這也是漢民族傳統禮儀，起源於周朝時期），清朝時期大臣們上朝就要跪著了，畢竟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時，後金還處於奴隸社會，大臣們在統治者眼裡是奴才，所以很多大臣才會專門準備護膝，就是在上朝時長時間跪著用的。

那麼從坐著議政到站著，再到滿清時期跪著，這是文化進步還是退步呢 ，如果單是放在封建王朝時期，這體現的是王權的高度集中，也是封建王朝發展的頂峰時期，但是從一個國家和社會長遠發展來說這毫無疑問是倒退的，共產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需要的是民主，平等，中央集權的發展和民主社會的建設是南轅北轍的，只會導致國家的逐漸落後。

玄坤

“唐朝以前坐著，宋朝站著，明清跪著。”

這又是哪個“歷史發明家”的研究成果？

我們國家的先人行禮，一直到宋代前，正規場合都多用正坐，就是跽坐。禮儀按照跪坐與站立可粗分為兩大類，拜與揖。也就是揖禮和拜禮等禮儀。

唐朝以前的王朝，不管是“跪坐”還是“坐”，大臣在上朝前都要向皇帝行“拜禮”。宋朝以後站著上朝，也要先行拜禮。

（拜禮陶甬）

所謂的拜禮，就是“俯伏”。這種俯伏的動作看著非常像“下跪”，其實是“趴著”，不是“跪著”。

拜禮，是臣子對君王的最高禮儀。僅次於拜禮的是揖禮。

“揖”是拱手的意思，揖禮就是以站立姿態向對方行禮，不需跪拜。

《史記·高祖本記》就記載：

《漢書·周勃傳》記載：

也就說，唐朝以前的大臣上朝，並不是像個大爺一樣的坐著那裡就沒事了。大臣需要先向皇帝行拜禮中的稽首禮，皇帝也要給大臣回空首禮。

（空首禮，君王對大臣的回禮）

（拜禮之頓首禮、空手禮、稽首禮）

同拜禮非常像的就是“跪拜禮”，這個是元朝和清朝的專屬產品。不需要多解釋了，滿清題材電視劇太多了。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明朝與所有中原漢人王朝一樣，大臣向皇帝行拜禮和揖禮，而不是跪拜禮。

從圖中可以明顯看的出來。上圖的明朝大臣和軍士，面對君主的禮儀動作都是站立—屈身—行揖禮。而下圖的清朝官員（右上角），全部都是行跪拜禮。

明代推翻元代後，朱元璋就多次下令禁止行跪拜禮，恢復傳統漢族拜禮。

據《明實錄》記載：

明朝只有在非常重大事件的時候，比如聽宣詔旨、祭祀、祭祖等場景才會用跪禮。其餘的場景，比如皇帝出行時，官員也是行揖禮，不需要跪拜。

所以，這個問題最少有兩處錯誤。

（1）唐朝以前的王朝，大臣不管是“坐著”，還是“站著”，還是“跪坐”著，都要先向皇帝行拜禮。

（2）明朝和清朝不一樣，清朝和元朝才是跪著上朝。

說到清朝就再多說幾句。很多人認為，“三跪九叩”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禮節，並常以此為籍口，作為批判封建禮教的有力佐證。實際上，三跪九叩並非漢民族傳統禮儀內容。

“三跪九叩”的出處源於清朝昭連所著的《嘯亭雜錄·內務府定製》：

在清朝之前，中國歷史上是沒有三拜九叩這個概念。明朝行的是五拜三叩首，宋朝以前就更簡單了。

所以，從某些方面說。清朝人搞的如此之複雜的跪拜禮儀，絕對是中國文化的大倒退。說跪拜禮儀不是文化倒退的人，麻煩你們以後公司開會之前，也先給老闆或者領導先來一個三拜九叩如何？

對於繼承華夏文化，作為後來人一定要有選擇的繼承，切忌像滿人那樣扭曲異化。忽視了文化的歷史積累，只從皮毛出發，弄不清楚文化的內核與精髓。

如果說復興五千年華夏文明，必然要穿越歷史的霧障，用心去捕捉久遠的光芒。漢服和傳統禮儀的復興也是同樣的道理，只是，這個過程，需要一顆不偏不倚、不驕不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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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從大臣們的上朝面對帝王的方式上來說明是一種文化的進步亦或是倒退，這其實是很片面的，畢竟我們中華文化從大方向上來看，在五千年的歷史歷程當中整體上還是不斷地在前進的，固然也是有過不少挫折，停頓，甚至後推，但對於上朝方式上，只能說這是一種權利天平的傾斜，亦或者說是一種文化陋習。

清裝劇臣子下跪照片

中國的君主社會演變從一開始的推舉禪讓，到後來的家天下，從一開始的君臣關係是一種投奔，興趣相投，理想相投，一旦君主的行為令臣子不滿，即可飄然而去，到後來的君主威嚴不斷增強，最終形成一種類似奴役的極其不對等關係，在君主面前臣子毫無尊嚴，想法，自主，自由。

這是一種文化的進步或是倒退嗎？其實倒也不盡然，君臣關係的演變，其實也是一種權利分配的不斷演變，君權越來越強，相權越來越弱，導致君臣權利極不對等，這種不對等不僅就是體現在對於國家事物的決定權上面，更是體現在日常禮節上，隨著君主的權威的增加，最後君主的地位更是凌駕於父母雙親之上，正所謂“天地君親師”，就是一種說明，那麼從一種文化的角度上來看，這其實根本就體現不了說是文化的一種進步還是退後的變化，畢竟說向父母天地下跪在中華文化當中也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即便放眼如今，依舊是如此。不同的是，當下的君主領袖和老師的地位沒有古代放的如此之高，所對應的禮節亦是產生很大的不同罷了。

所以說，跪拜禮節不能說明是一種文化的演變，而是跪拜對象的一種身份地位的演變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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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除了中國幾千年君主專制的發展影響外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在唐朝以前官員們都是坐著的，這句話一點都沒錯。但是他那個坐和今天的坐是不一樣的。桌、椅本是遊牧民族的產品，到了在唐朝後開始進入漢人的生活，而在此之前都是跪坐的，而日本在唐的時候也將這一習慣引進日本，至今日本仍然保留跪坐這個習慣。

而到到了宋朝的時候，桌椅已經融入漢人的生活。和在正堂上面，皇帝椅子的位置高度並不比大臣們的位置高度高出多少。所以就讓大臣們站著皇帝坐著，而在宋朝時，儒家思想也發生的變化。由原來的“仁義”開始向“忠義”轉變，在以前如果你不仁，我就可以不義。但到宋朝以後，由於外部少數政權的壓力，所有人都必須忠於皇帝，哪怕他不仁，你都不能不義。
水滸傳裡梁山泊宋江將聚義堂改為忠義堂。

至於說到明清時代需要下跪其實是有一點誤解。其實只不過是在，皇帝做決定的時候，官員要下跪而已，平常議論還是站著的。但是隻要是從這一方式就可以看出，還有另一個方面，清朝作為外族政權，為打壓和便於統治，下跪成風就由此開始，當然也是隨著中國君主專制在時代而不斷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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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從坐到站最後到跪的變化，一方面是文化習俗的改變，另一方面是君權和官僚集團鬥爭的結果。

一、文化習俗方面：

要知道唐朝之前，正坐是我國古代的居坐的一種方式，即席地而坐，臀部放於腳踝，上身挺直，雙手規矩的放於膝上，身體氣質端莊，目不斜視。遣唐使把這種坐姿帶入日本，一直延續至今。

而現代中國人的坐姿，坐在凳子上，雙腳垂直下來的坐法，實際上是從南北朝以後才傳入，是從當時西域國家傳來的，因此也叫“胡坐”。在唐代正規禮儀仍然以“正坐”為主，但社會上已經開始風行起了“胡坐”。到了宋朝，正座被胡坐所取代，但在重大禮儀場合依然使用正坐。到了元朝，社會風俗被破壞殆盡，移風易俗，後世逐漸放棄了這種不太舒適，但是正襟危坐的姿勢，取而代之的就是胡坐。

現代坐法有一種講究，就是在上級和長輩面前，屁股只能坐凳子的三分之一，不能滿坐，癱坐，這樣的做法腰背會自然的挺直，精神飽滿。其實也是古代正坐的禮儀方面的一種延續。

二、君權和官僚集團鬥爭方面

歷朝歷代，統治者為了防止下級篡權謀逆，一直在想盡辦法增強皇權，打擊官僚權力，尤其是相權。官僚制度上體現在丞相的設置變化上。唐以前，宰相一人之上，萬人之下。宋的時候，設置平章政事等分割相權。明朝乾脆廢除了丞相制度，雖然代替的內閣首府的權力不比歷代宰相權力低。清朝設置軍機大臣，全是皇帝的家奴而已，官僚相對於皇權，被貶的一文不值。

而這種權力地位鬥爭，體現到朝堂坐法上，就是官僚們從坐到站最後到跪的變化。

五千年看山西

首先，我認為，文化的進步或倒退，單單以歷朝歷代官員上朝的儀式來得出結論未免有失偏頗。

但皇家儀制的產生與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這一點毋庸置疑。

因此，我們不妨從唐，宋，明三朝的社會背景分析入手,來找尋這道題目的答案。

1.唐代以前，包括唐朝，官員上朝都是坐著與君王議事的。

這種宮廷禮儀的形成，大約和宗教裡面的“坐禪”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坐禪”是佛教中的一種基本修煉方式。

最早由古人的散坐和跪坐演化而來，而我國傳統的靜坐養生功法，實際上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

據《莊子》一書記載，黃帝曾向名叫“廣成子”的人詢問學習長壽之道。廣成子說:“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勞汝靜，乃可長生。”

這段論述，實則就是在靜坐中的真實感受和長生之道。靜坐既可養身延壽，又可開慧增智，故儒家，道家，佛家對打坐都很重視。

而唐朝是個宗教盛行，多元幷包的社會。佛教，道教及各種外來宗教之間相互影響，交融。在相互競爭又相互滲透的宗教之上，則是籠罩一切的皇權。

譬如，武則天就曾利用佛教教義為其登上皇位進行合法性論證。而玄宗，武宗，宣宗則都接受過道教大師的授錄。

我們熟知的《西遊記》故事原型——玄奘西天取經就發生在唐太宗年間，相傳，玄奘還是太宗李世民的御弟。

可以說，如果不瞭解唐代宗教，就不可能理解這個時代。

因此，“坐”成為官員上朝時的日常形態，除去傳統文化習俗因素，宗教文化的滲透影響也應算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宋朝是繼唐末五代的亂世建立的王朝。

為了總結歷史經驗，避免悲劇重演，同時也為了在強鄰環伺的處境中凸顯中原王朝的正統地位。宋人對以“尊王攘夷”為主旨的儒家經典《春秋》給予極端重視。

人稱“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被認為是繼孔孟之後，儒家學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學發展到朱熹這裡，已然形成了一個完備的思想體系。

朱熹提出“用天理戰勝人慾”，即所謂“存天理，去人慾”。他用“理在氣先”論證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關係，認為它們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樣，是“天理使之如此”。

“三綱五常”成為後世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道德支柱。

如此，朝堂上的官員們站著面君也就不足為奇了，“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臣不在一個等級上，面對面坐著議事，那不是亂了秩序了嗎。

3.再說說明朝以後官員上朝跪拜的成因。這應該和明太祖朱元璋的統治方式脫不了干係。

窮人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接手江山第一件事，就是廢除相權，強化君主專權，將政權牢固的控制在自己手中。

洪武十三年正月，宰相胡惟庸被殺一案，表面上是因為胡惟庸胡作非為，歸根結底，卻是皇權與相權的衝突。權利慾極強的朱元璋，不能容忍任何對皇權的挑戰。

朱元璋曾在《皇明祖訓》中強調他廢除宰相制度的目的。

他說，“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所謂朝廷總之，就是一切政務都由皇帝總攬，一切權力集中在皇帝一個人手中。

“苛察吏治”是朱元璋治國的另一個特點。“自暴秦以後絕無僅有者”，這是明初主修《明史》的學者萬斯同對朱元璋殺戮功臣之慘的感嘆。

開國立制之餘，朱元璋的許多治國措施都是非制度性的。其中最為後人所詬病的，無疑是他大殺功臣的行為。

朱元璋屠戮功臣，殘忍而且徹底。僅洪武十九年胡惟庸案株連，就殺了三萬多人。

朱元璋對官員們的監視也是異常嚴苛。有些官員在家裡做首詩，第二天朱元璋就會知道。有些官員上朝前，會先與家人訣別，因為擔心晚上回不來。

因此，在洪武一朝，士大夫們多數將做官視為畏途。這就是明太祖的“以重典馭臣下”。

在這樣嚴苛的君主專制下，“三叩九拜”，山呼萬歲，顯示皇家威嚴的儀式，委實是再正常不過了。

清朝是外族入侵中原建立起來的，無論是中央集權制度還是文化傳承，基本沿襲了明朝的慣例。

如果說有什麼不同，其區別在於，皇帝更專政，也更勤政。

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下，官員上朝面君的儀式也隨著朝代更迭而變化，不細觀其形成背後繁雜的社會背景原因，僅以此來武斷是否文化的退步，顯然是片面的。

有書課堂

【一句話答案】談不上進步或倒退，是權力集中的結果。

為何不在一個更大的眼光中考察一下呢。在唐宋明清之前就有齊桓公禮賢下士的故事了，士人氣骨拒絕向王公鞠躬，對了還有拒絕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

（禮賢下士）

這個問題的緣故以個人眼光來看，是政教分離禮崩樂壞的歷史結果。在更早的古代中國，政教是一體的，此處的政教不是西方盧梭倡導政教分離的政治和宗教，而是中國式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周公制禮作樂，禮即以倫理為中心的政治權力規範，樂是與之相配套的文化和教育。也就是說那個時候，讀書人都是貴族，貴族才能讀書，政治和文化是在一個階層的，統一於權力階層，行禮這回事可能只限於當伯侯的侄子向當王的叔叔，是倫理性的。

而周天子崩，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之後，文化、知識、教育與政治、權力開始分離，才出現了像孔子這樣坐著牛車到處講學的自由士人，也有了權力和文化之爭，誰向誰鞠躬，究竟是士人為五斗米折腰還是王禮賢下士。而權力的發展越來越集中，文化要謀求出路，士人們就不得不“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集權越發展，士人的地位就越低下。

（明清的上朝排場）

楊早講史

人們受到歷史課本的固化影響總是會只看到表面現象，而沒有深究其真正的內在。歷史課本告訴我們皇權在不斷加強，所以我們就開始把所有的制度變革都認為是皇權強化的表現。

但事實上，排除元清兩朝，中國歷史的走向是文人士大夫權力越來越高，而皇權在不斷衰弱。不信？舉個例子，秦皇漢武要殺大臣，說殺就能殺，敢於直諫者有幾人，即便求個情，都有可能被閹了。再看看宋明兩朝，皇帝有個啥想法都會被大臣懟回去，想殺人可以，所有文臣都罷工，你殺吧。所以說時代在進步，秦漢文人是為皇權服務，經過了唐朝的轉型，宋明文人是為文人的氣節服務（即我們這夥人要怎麼怎麼樣）。宋太祖讓宦官搬了宰相的椅子，然而宋神宗還是架不住文臣們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浪潮。朱元璋廢了丞相，後來的內閣經常跟皇帝對著幹，或者變相抗命。那為什麼我們會認為皇權再加強呢？宋明就說個開頭，卻沒講中間，最後用一個絕對專權大清結尾，誰看都是皇權在強化。皇權怎麼強化，他本來就是至高無上的。具體為啥歷史課本要這麼寫……自己想去吧。

還是說，被削弱的是相權，其實這很符合歷史的進程。過高的相權，會威脅皇權，從而引發政治鬥爭，這是不利於國家穩定的。相權的衰弱引發了文官集團的強盛，一人獨治變成了文人共治，這是中國歷史的自然走向，只不過被元清中斷了而已。

火器工坊

注：文章略長，請收拾好耐心，它值得一看。

嚴格來說，這並不是文化的進步或者倒退。朝堂上各種禮儀的變化，反應最深刻的東西是政治核心以及權力的變化，這才是本質上的原因。

中國古代的政治結構中，與生俱來的存在兩對不可分割的矛盾：即王權（君權）和相權的矛盾；以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矛盾。

國家形成最初，大臣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以至於國家建立後大臣享受著巨大的權力和擁有極高的地位。商朝時期丞相的權力甚至可以影響君主的確立，比如《史記》記載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

從這裡我們可看到其實君王的權力最然最大，但是也不是說可以為所欲為的做任何事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即便是一國之君也不能擁有完全的權力自由。

古代的政治我們知道，君王皇帝立國的本心並不是說要解決天下大事，為人民謀取真正的福利和幸福的生活，他們謀求的是自己萬人之上的地位和富有天下的生活。

從這一點出發，以至於到中國古代政治的後來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規律。那就是王權越來越大，中央集團越來越集中，大臣和地方的權力越來越小。秦始皇建立秦朝，全面推行郡縣制，取代諸侯分封制。這是消除地方權力的開始。建立三公九卿制度，是分割大臣權力的開始。

秦朝短短十五年走向滅亡，隨之而來的漢朝也是繼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發展的方向依舊是儘量的加強中央集權和皇權。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發展下去的，地方和中央的權力也出現了許多次的反彈，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唐朝的節度使制度所形成的藩鎮割據和安史之亂，這是導致唐朝大廈崩坍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於受到了唐朝的歷史教訓，所以後來的宋朝顯得十分的小心翼翼，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直接解除了有地位大臣的權力，把權力收歸自己的手裡。明太祖朱元璋直接廢掉丞相制度，將六部直接歸於自己管轄。清朝呢，則是進一步建立軍機處這個有名無權的機構，更進一步的達到了集權的目的。

可能大家會問，這個和朝廷禮儀的變化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而且關係可大了。我們前面說到，少部分人建立屬於自己一個人控制的國家的目的和出發點是什麼。不是為了滿足自己萬人之上的無上地位麼，要體現這樣的權威，當然不能說是大家嘴上說說就算了，要體現在實際行動上才是他們追求的最終目的，所以才有了後來越來越煩瑣的禮儀和規律。

雖然說禮儀和規矩能夠規範大家的生活，但是要有一個限度，超過了，反而會觸底反彈。

看點兒歷史

唐朝之前，有道是：三公坐而論道。比如說在漢朝，如果做到了司徒、司空或者太尉這個等級，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而到了唐朝，雖然沒有了三公，但是三省的長官，也就是中書令、尚書令和侍中也是有座位的。

但是這個規矩，在兵荒馬亂的五代沒有破掉，但是在宋朝的時候壞掉了。怎麼壞的呢？主要還是因為宋太祖的狡猾。

話說宋太祖黃袍加身得了天下，但是前朝的官員，上到宰相範質和王溥，下到小兵，基本都留用了。有一天，宋太祖對範質和王溥說，『我眼睛模糊，看不到，麻煩把奏章拿過來。』

範質和王溥就站起來遞奏章，這個時候宋太祖使了一個顏色，讓小宦官把座位搬走了，範質等人畢竟是前朝舊臣，心虛不敢爭辯，從那以後，宰相站著和皇帝說話就成為了例子。

明清則是延續的元朝的制度。元朝的宰相對皇帝有人身依附關係，見了就要下跪。明朝雖然推翻了元朝的統治，也沒有了皇帝對臣子的主奴關係，但是在這些尊崇皇帝、貶抑臣下的禮節上，一點也不含糊，全部的繼承了下來。所以明清的宰相，即便是內閣大學士或者軍機大臣，對皇帝奏事是要跪著的。比如在明神宗萬曆皇帝實錄裡面的一個場景：

時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

皇帝不停的說話，但是隻要皇帝一說話，宰相就要下跪，剛剛要起來，皇帝又開始說了，於是宰相只能又跪下聽皇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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