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送暖入屠苏

在我国古代商周时期，诸侯们朝拜大王，天子时，就要行跪拜礼的（注意跪拜礼不是简单的跪下磕头，是屈膝跪地，左手按在右手上，向前支撑在地上，缓缓叩首到地面上略作停顿，手在前头在后），清朝的三跪九叩是要头磕出响声来的，与汉人的跪拜礼不同，朝堂上的跪拜礼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建立才被废止，现在在民间拜年时很多地方还是有跪拜礼的。

在汉朝以前，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凳子椅子，那个时候的坐下就是席地而“坐”（参考今天的日本人的坐姿），要体现个人威仪，跪坐时上半身必须挺直，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有精神，先秦时期君王总不能全程站着来发布政令吧，同样的大臣们也是和君主一样席地而“坐”，总不能君主跪坐着，大家都站在旁边看着吧。

后来到了秦朝中集权制度建立，这时候皇帝的地位就开始和大臣们出现了明显的划分，汉朝后又出现了凳子椅子，这个时候大家就不用直接坐在地上了，而是坐在凳子椅子上议政，虽然这时起已经开始了中央集权制，但是皇帝的权利还没有那么大，他将手中一部分治理国家的权利分给了宰相等大臣，虽然以宰相为首的大臣也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在上朝时一样要对皇帝行跪拜礼，不止如此，小官拜大官，百姓拜官员，跪拜礼在当时也成了区别身份地位的一种形式，也是在那个时期起跪拜礼融入了民间，成为了民俗，就比如我们今天祭祀，拜年是要行跪拜礼。

后来又经过了东西两晋南北朝，大唐和五代十国，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这个时候起大臣们上朝可就没坐着的权力了，就皇上能坐着，其他人统统站着，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我们想一下赵匡胤是怎么当上皇帝的？黄袍加身啊，手下的这些人“逼”他当的皇帝，所以他这个皇帝当的非常没有安全感，后面才有杯酒释兵权这档子事，但是将领们没有了兵权，赵匡胤就真的放心了吗？在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权臣擅权篡位，害主的事情可不少，所以赵匡胤真要安心那就还得在加强集权，让太监们把大臣上朝时的椅子撤走，让大臣们站着上朝这就是集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坐着江山的只能有一个就是皇上。

明朝朱元璋建国后，为了能让自己儿子朱标安心接班，清洗了一大批和他一同打天下的大臣，废除宰相制度，也更进一步的将统治权利集中到皇权上，清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设军机处，大小朝政皇帝亲力亲为，如果说明朝的大臣像张居正，严嵩还有带皇帝行政的权利，那么清朝的大臣纯粹就是给皇帝打工的。这里我们要分开说一下明朝和清朝，在明朝是要在重大节日祭典是才要行跪拜礼的，其他时候大多是行揖礼的（这也是汉民族传统礼仪，起源于周朝时期），清朝时期大臣们上朝就要跪着了，毕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时，后金还处于奴隶社会，大臣们在统治者眼里是奴才，所以很多大臣才会专门准备护膝，就是在上朝时长时间跪着用的。

那么从坐着议政到站着，再到满清时期跪着，这是文化进步还是退步呢 ，如果单是放在封建王朝时期，这体现的是王权的高度集中，也是封建王朝发展的顶峰时期，但是从一个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来说这毫无疑问是倒退的，共产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需要的是民主，平等，中央集权的发展和民主社会的建设是南辕北辙的，只会导致国家的逐渐落后。

玄坤

“唐朝以前坐着，宋朝站着，明清跪着。”

这又是哪个“历史发明家”的研究成果？

我们国家的先人行礼，一直到宋代前，正规场合都多用正坐，就是跽坐。礼仪按照跪坐与站立可粗分为两大类，拜与揖。也就是揖礼和拜礼等礼仪。

唐朝以前的王朝，不管是“跪坐”还是“坐”，大臣在上朝前都要向皇帝行“拜礼”。宋朝以后站着上朝，也要先行拜礼。

（拜礼陶甬）

所谓的拜礼，就是“俯伏”。这种俯伏的动作看着非常像“下跪”，其实是“趴着”，不是“跪着”。

拜礼，是臣子对君王的最高礼仪。仅次于拜礼的是揖礼。

“揖”是拱手的意思，揖礼就是以站立姿态向对方行礼，不需跪拜。

《史记·高祖本记》就记载：

《汉书·周勃传》记载：

也就说，唐朝以前的大臣上朝，并不是像个大爷一样的坐着那里就没事了。大臣需要先向皇帝行拜礼中的稽首礼，皇帝也要给大臣回空首礼。

（空首礼，君王对大臣的回礼）

（拜礼之顿首礼、空手礼、稽首礼）

同拜礼非常像的就是“跪拜礼”，这个是元朝和清朝的专属产品。不需要多解释了，满清题材电视剧太多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明朝与所有中原汉人王朝一样，大臣向皇帝行拜礼和揖礼，而不是跪拜礼。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的出来。上图的明朝大臣和军士，面对君主的礼仪动作都是站立—屈身—行揖礼。而下图的清朝官员（右上角），全部都是行跪拜礼。

明代推翻元代后，朱元璋就多次下令禁止行跪拜礼，恢复传统汉族拜礼。

据《明实录》记载：

明朝只有在非常重大事件的时候，比如听宣诏旨、祭祀、祭祖等场景才会用跪礼。其余的场景，比如皇帝出行时，官员也是行揖礼，不需要跪拜。

所以，这个问题最少有两处错误。

（1）唐朝以前的王朝，大臣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还是“跪坐”着，都要先向皇帝行拜礼。

（2）明朝和清朝不一样，清朝和元朝才是跪着上朝。

说到清朝就再多说几句。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礼节，并常以此为籍口，作为批判封建礼教的有力佐证。实际上，三跪九叩并非汉民族传统礼仪内容。

“三跪九叩”的出处源于清朝昭连所著的《啸亭杂录·内务府定制》：

在清朝之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三拜九叩这个概念。明朝行的是五拜三叩首，宋朝以前就更简单了。

所以，从某些方面说。清朝人搞的如此之复杂的跪拜礼仪，绝对是中国文化的大倒退。说跪拜礼仪不是文化倒退的人，麻烦你们以后公司开会之前，也先给老板或者领导先来一个三拜九叩如何？

对于继承华夏文化，作为后来人一定要有选择的继承，切忌像满人那样扭曲异化。忽视了文化的历史积累，只从皮毛出发，弄不清楚文化的内核与精髓。

如果说复兴五千年华夏文明，必然要穿越历史的雾障，用心去捕捉久远的光芒。汉服和传统礼仪的复兴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这个过程，需要一颗不偏不倚、不骄不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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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大臣们的上朝面对帝王的方式上来说明是一种文化的进步亦或是倒退，这其实是很片面的，毕竟我们中华文化从大方向上来看，在五千年的历史历程当中整体上还是不断地在前进的，固然也是有过不少挫折，停顿，甚至后推，但对于上朝方式上，只能说这是一种权利天平的倾斜，亦或者说是一种文化陋习。

清装剧臣子下跪照片

中国的君主社会演变从一开始的推举禅让，到后来的家天下，从一开始的君臣关系是一种投奔，兴趣相投，理想相投，一旦君主的行为令臣子不满，即可飘然而去，到后来的君主威严不断增强，最终形成一种类似奴役的极其不对等关系，在君主面前臣子毫无尊严，想法，自主，自由。

这是一种文化的进步或是倒退吗？其实倒也不尽然，君臣关系的演变，其实也是一种权利分配的不断演变，君权越来越强，相权越来越弱，导致君臣权利极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不仅就是体现在对于国家事物的决定权上面，更是体现在日常礼节上，随着君主的权威的增加，最后君主的地位更是凌驾于父母双亲之上，正所谓“天地君亲师”，就是一种说明，那么从一种文化的角度上来看，这其实根本就体现不了说是文化的一种进步还是退后的变化，毕竟说向父母天地下跪在中华文化当中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便放眼如今，依旧是如此。不同的是，当下的君主领袖和老师的地位没有古代放的如此之高，所对应的礼节亦是产生很大的不同罢了。

所以说，跪拜礼节不能说明是一种文化的演变，而是跪拜对象的一种身份地位的演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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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除了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发展影响外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在唐朝以前官员们都是坐着的，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但是他那个坐和今天的坐是不一样的。桌、椅本是游牧民族的产品，到了在唐朝后开始进入汉人的生活，而在此之前都是跪坐的，而日本在唐的时候也将这一习惯引进日本，至今日本仍然保留跪坐这个习惯。

而到到了宋朝的时候，桌椅已经融入汉人的生活。和在正堂上面，皇帝椅子的位置高度并不比大臣们的位置高度高出多少。所以就让大臣们站着皇帝坐着，而在宋朝时，儒家思想也发生的变化。由原来的“仁义”开始向“忠义”转变，在以前如果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但到宋朝以后，由于外部少数政权的压力，所有人都必须忠于皇帝，哪怕他不仁，你都不能不义。
水浒传里梁山泊宋江将聚义堂改为忠义堂。

至于说到明清时代需要下跪其实是有一点误解。其实只不过是在，皇帝做决定的时候，官员要下跪而已，平常议论还是站着的。但是只要是从这一方式就可以看出，还有另一个方面，清朝作为外族政权，为打压和便于统治，下跪成风就由此开始，当然也是随着中国君主专制在时代而不断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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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从坐到站最后到跪的变化，一方面是文化习俗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君权和官僚集团斗争的结果。

一、文化习俗方面：

要知道唐朝之前，正坐是我国古代的居坐的一种方式，即席地而坐，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双手规矩的放于膝上，身体气质端庄，目不斜视。遣唐使把这种坐姿带入日本，一直延续至今。

而现代中国人的坐姿，坐在凳子上，双脚垂直下来的坐法，实际上是从南北朝以后才传入，是从当时西域国家传来的，因此也叫“胡坐”。在唐代正规礼仪仍然以“正坐”为主，但社会上已经开始风行起了“胡坐”。到了宋朝，正座被胡坐所取代，但在重大礼仪场合依然使用正坐。到了元朝，社会风俗被破坏殆尽，移风易俗，后世逐渐放弃了这种不太舒适，但是正襟危坐的姿势，取而代之的就是胡坐。

现代坐法有一种讲究，就是在上级和长辈面前，屁股只能坐凳子的三分之一，不能满坐，瘫坐，这样的做法腰背会自然的挺直，精神饱满。其实也是古代正坐的礼仪方面的一种延续。

二、君权和官僚集团斗争方面

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防止下级篡权谋逆，一直在想尽办法增强皇权，打击官僚权力，尤其是相权。官僚制度上体现在丞相的设置变化上。唐以前，宰相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宋的时候，设置平章政事等分割相权。明朝干脆废除了丞相制度，虽然代替的内阁首府的权力不比历代宰相权力低。清朝设置军机大臣，全是皇帝的家奴而已，官僚相对于皇权，被贬的一文不值。

而这种权力地位斗争，体现到朝堂坐法上，就是官僚们从坐到站最后到跪的变化。

五千年看山西

首先，我认为，文化的进步或倒退，单单以历朝历代官员上朝的仪式来得出结论未免有失偏颇。

但皇家仪制的产生与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此，我们不妨从唐，宋，明三朝的社会背景分析入手,来找寻这道题目的答案。

1.唐代以前，包括唐朝，官员上朝都是坐着与君王议事的。

这种宫廷礼仪的形成，大约和宗教里面的“坐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坐禅”是佛教中的一种基本修炼方式。

最早由古人的散坐和跪坐演化而来，而我国传统的静坐养生功法，实际上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

据《庄子》一书记载，黄帝曾向名叫“广成子”的人询问学习长寿之道。广成子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劳汝静，乃可长生。”

这段论述，实则就是在静坐中的真实感受和长生之道。静坐既可养身延寿，又可开慧增智，故儒家，道家，佛家对打坐都很重视。

而唐朝是个宗教盛行，多元并包的社会。佛教，道教及各种外来宗教之间相互影响，交融。在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的宗教之上，则是笼罩一切的皇权。

譬如，武则天就曾利用佛教教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而玄宗，武宗，宣宗则都接受过道教大师的授录。

我们熟知的《西游记》故事原型——玄奘西天取经就发生在唐太宗年间，相传，玄奘还是太宗李世民的御弟。

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唐代宗教，就不可能理解这个时代。

因此，“坐”成为官员上朝时的日常形态，除去传统文化习俗因素，宗教文化的渗透影响也应算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以“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极端重视。

人称“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这里，已然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

朱熹提出“用天理战胜人欲”，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他用“理在气先”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

“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

如此，朝堂上的官员们站着面君也就不足为奇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臣不在一个等级上，面对面坐着议事，那不是乱了秩序了吗。

3.再说说明朝以后官员上朝跪拜的成因。这应该和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方式脱不了干系。

穷人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接手江山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相权，强化君主专权，将政权牢固的控制在自己手中。

洪武十三年正月，宰相胡惟庸被杀一案，表面上是因为胡惟庸胡作非为，归根结底，却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权利欲极强的朱元璋，不能容忍任何对皇权的挑战。

朱元璋曾在《皇明祖训》中强调他废除宰相制度的目的。

他说，“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所谓朝廷总之，就是一切政务都由皇帝总揽，一切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中。

“苛察吏治”是朱元璋治国的另一个特点。“自暴秦以后绝无仅有者”，这是明初主修《明史》的学者万斯同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之惨的感叹。

开国立制之余，朱元璋的许多治国措施都是非制度性的。其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无疑是他大杀功臣的行为。

朱元璋屠戮功臣，残忍而且彻底。仅洪武十九年胡惟庸案株连，就杀了三万多人。

朱元璋对官员们的监视也是异常严苛。有些官员在家里做首诗，第二天朱元璋就会知道。有些官员上朝前，会先与家人诀别，因为担心晚上回不来。

因此，在洪武一朝，士大夫们多数将做官视为畏途。这就是明太祖的“以重典驭臣下”。

在这样严苛的君主专制下，“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显示皇家威严的仪式，委实是再正常不过了。

清朝是外族入侵中原建立起来的，无论是中央集权制度还是文化传承，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惯例。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其区别在于，皇帝更专政，也更勤政。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下，官员上朝面君的仪式也随着朝代更迭而变化，不细观其形成背后繁杂的社会背景原因，仅以此来武断是否文化的退步，显然是片面的。

有书课堂

【一句话答案】谈不上进步或倒退，是权力集中的结果。

为何不在一个更大的眼光中考察一下呢。在唐宋明清之前就有齐桓公礼贤下士的故事了，士人气骨拒绝向王公鞠躬，对了还有拒绝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礼贤下士）

这个问题的缘故以个人眼光来看，是政教分离礼崩乐坏的历史结果。在更早的古代中国，政教是一体的，此处的政教不是西方卢梭倡导政教分离的政治和宗教，而是中国式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周公制礼作乐，礼即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权力规范，乐是与之相配套的文化和教育。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都是贵族，贵族才能读书，政治和文化是在一个阶层的，统一于权力阶层，行礼这回事可能只限于当伯侯的侄子向当王的叔叔，是伦理性的。

而周天子崩，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文化、知识、教育与政治、权力开始分离，才出现了像孔子这样坐着牛车到处讲学的自由士人，也有了权力和文化之争，谁向谁鞠躬，究竟是士人为五斗米折腰还是王礼贤下士。而权力的发展越来越集中，文化要谋求出路，士人们就不得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集权越发展，士人的地位就越低下。

（明清的上朝排场）

杨早讲史

人们受到历史课本的固化影响总是会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深究其真正的内在。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皇权在不断加强，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所有的制度变革都认为是皇权强化的表现。

但事实上，排除元清两朝，中国历史的走向是文人士大夫权力越来越高，而皇权在不断衰弱。不信？举个例子，秦皇汉武要杀大臣，说杀就能杀，敢于直谏者有几人，即便求个情，都有可能被阉了。再看看宋明两朝，皇帝有个啥想法都会被大臣怼回去，想杀人可以，所有文臣都罢工，你杀吧。所以说时代在进步，秦汉文人是为皇权服务，经过了唐朝的转型，宋明文人是为文人的气节服务（即我们这伙人要怎么怎么样）。宋太祖让宦官搬了宰相的椅子，然而宋神宗还是架不住文臣们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浪潮。朱元璋废了丞相，后来的内阁经常跟皇帝对着干，或者变相抗命。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皇权再加强呢？宋明就说个开头，却没讲中间，最后用一个绝对专权大清结尾，谁看都是皇权在强化。皇权怎么强化，他本来就是至高无上的。具体为啥历史课本要这么写……自己想去吧。

还是说，被削弱的是相权，其实这很符合历史的进程。过高的相权，会威胁皇权，从而引发政治斗争，这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的。相权的衰弱引发了文官集团的强盛，一人独治变成了文人共治，这是中国历史的自然走向，只不过被元清中断了而已。

火器工坊

注：文章略长，请收拾好耐心，它值得一看。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文化的进步或者倒退。朝堂上各种礼仪的变化，反应最深刻的东西是政治核心以及权力的变化，这才是本质上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中，与生俱来的存在两对不可分割的矛盾：即王权（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

国家形成最初，大臣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国家建立后大臣享受着巨大的权力和拥有极高的地位。商朝时期丞相的权力甚至可以影响君主的确立，比如《史记》记载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从这里我们可看到其实君王的权力最然最大，但是也不是说可以为所欲为的做任何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拥有完全的权力自由。

古代的政治我们知道，君王皇帝立国的本心并不是说要解决天下大事，为人民谋取真正的福利和幸福的生活，他们谋求的是自己万人之上的地位和富有天下的生活。

从这一点出发，以至于到中国古代政治的后来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王权越来越大，中央集团越来越集中，大臣和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小。秦始皇建立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取代诸侯分封制。这是消除地方权力的开始。建立三公九卿制度，是分割大臣权力的开始。

秦朝短短十五年走向灭亡，随之而来的汉朝也是继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发展的方向依旧是尽量的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下去的，地方和中央的权力也出现了许多次的反弹，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唐朝的节度使制度所形成的藩镇割据和安史之乱，这是导致唐朝大厦崩坍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受到了唐朝的历史教训，所以后来的宋朝显得十分的小心翼翼，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直接解除了有地位大臣的权力，把权力收归自己的手里。明太祖朱元璋直接废掉丞相制度，将六部直接归于自己管辖。清朝呢，则是进一步建立军机处这个有名无权的机构，更进一步的达到了集权的目的。

可能大家会问，这个和朝廷礼仪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可大了。我们前面说到，少部分人建立属于自己一个人控制的国家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什么。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万人之上的无上地位么，要体现这样的权威，当然不能说是大家嘴上说说就算了，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才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的，所以才有了后来越来越烦琐的礼仪和规律。

虽然说礼仪和规矩能够规范大家的生活，但是要有一个限度，超过了，反而会触底反弹。

看点儿历史

唐朝之前，有道是：三公坐而论道。比如说在汉朝，如果做到了司徒、司空或者太尉这个等级，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而到了唐朝，虽然没有了三公，但是三省的长官，也就是中书令、尚书令和侍中也是有座位的。

但是这个规矩，在兵荒马乱的五代没有破掉，但是在宋朝的时候坏掉了。怎么坏的呢？主要还是因为宋太祖的狡猾。

话说宋太祖黄袍加身得了天下，但是前朝的官员，上到宰相范质和王溥，下到小兵，基本都留用了。有一天，宋太祖对范质和王溥说，『我眼睛模糊，看不到，麻烦把奏章拿过来。』

范质和王溥就站起来递奏章，这个时候宋太祖使了一个颜色，让小宦官把座位搬走了，范质等人毕竟是前朝旧臣，心虚不敢争辩，从那以后，宰相站着和皇帝说话就成为了例子。

明清则是延续的元朝的制度。元朝的宰相对皇帝有人身依附关系，见了就要下跪。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也没有了皇帝对臣子的主奴关系，但是在这些尊崇皇帝、贬抑臣下的礼节上，一点也不含糊，全部的继承了下来。所以明清的宰相，即便是内阁大学士或者军机大臣，对皇帝奏事是要跪着的。比如在明神宗万历皇帝实录里面的一个场景：

时天语谆谆，二臣将起复止，叩头者三四次。

皇帝不停的说话，但是只要皇帝一说话，宰相就要下跪，刚刚要起来，皇帝又开始说了，于是宰相只能又跪下听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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