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Hayekist 秦朔朋友圈

當地時間2月26日，印度對巴基斯坦進行了一場1971年以來的“最深入”襲擊，印巴局勢驟然升級。

剛剛公佈不久的2019胡潤百富榜裡，今年的亞洲首富被印度能源大王安巴尼奪得，其財富高達3700億元，首次躋身全球前十。

印度始終是國人關注的重點。

2017年中國人均GDP7329美元（按世界銀行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同口徑下印度的人均GDP還徘徊在1965美元上下。國人歷來關注“龍象之爭”，這標誌著中國在中印幾代人追趕現代化共同目標上領先一步，且優勢不小。但 “行百里，半九十”，從某些側面看國人怕是低估了印度，印度仍存在迎頭趕上的可能。

印度的基本面現狀掃描

最近5年高質量增長

2008年以後，印度一直維持著較高速率的增長，尤其近5年呈現出經濟增速穩定，而TFP增速改善的特徵。

而且，這5年當中貨幣增長得到控制，在擺脫高通脹的同時維持了一定的經濟增速，這也從側面證明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沒有過多地依賴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刺激，相反是經濟的內在動能驅動著增長。

長期以來，印度經濟的重大挑戰就是擺脫國際收支失衡。1991年接受IMF援助而被迫啟動的經濟自由化改革也是源於此。最近幾年國際收支失衡的情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一方面是進口收斂，另一方面出口競爭力改善平衡了貿易差額。2013年至2017年經常賬戶的赤字已經收窄至GDP3%以內波動。

因為印度資本項目和匯率的自由化程度明顯高於中國，這反而增加了印度對抗外部風險的能力，使得貨幣風險和外部風險降至低水平。

人口紅利、城鎮化動力與經濟增長前景

對於印度，全球的焦點就是其極年輕的人口結構及與之相對應的人口紅利。2018年64歲以下人口占比超過94.5%，世界銀行公佈的2017年老年撫養比僅9.04%，低於中國的14.84%，也低於美國的23.47%。這給印度人口紅利不斷釋放提振經濟提供了可能性。

從人口素質看，未來印度人口知識化和城鎮化的成長空間很大。從高等院校入學率看，中印兩國都是艱難起步，中國從1988年的3.1%增至2017年的51%，印度則從1988年的5.5%增至2016年的27%。如果相信中國能做到的，印度沒有理由做不到，那麼印度人口素質的提高也是必然的。

城鎮化進程將給印度帶來強勁增長動力。中印兩國城鎮化水平在1988年曾非常接近，都在25%左右，但此後拉開了差距，2017年時中國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57.96%，印度則只是上升至33.6%。印度的城鎮化進程必然還會繼續，即便緩慢，趨勢卻是確定的，這會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

考慮到中國榜樣，以及日本、韓國等國家邁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而抹平了與美歐國家的發展差距這類更強的榜樣，政治穩定、市場經濟秩序不斷擴張的印度也有很大幾率重複類似的經濟增長，最多隻會在速度上有所差異。因此，可以確信印度未來10年，乃至20年和30年的經濟增長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儘管印度存在著宗教導致群眾進取心不足、社會階層流動性低、基礎設施落後、人口素質不高、政府腐敗和低效等問題，但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是從相同的歷史階段走過來的，而且印度是民主接續傳統的國家，在治理這些問題上雖然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績效，但在發展中緩釋和克服這些負面因素影響的可能性非常大。

聯邦制下的印度政治與行政體系

印度，並非中國一樣的統一民族國家。要理解印度政治和經濟，首先要了解聯邦制。憲法確定印度是一個“國家聯盟”，其意指28個邦（State/Pradesh）、6個聯邦屬地（Union Territories）以及德里國家首都轄區都是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結成聯盟組成印度。

因此，聯邦政府和邦政府不是我們常識當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而更接近於聯盟政府與聯盟下國家的關係（印度的聯邦制也不完全同於美國的聯邦制）。為便於理解，以常識類比的話，那就是聯邦政府的權力範圍大於歐盟理事會，而遠小於中國的中央政府。

根據憲法，聯邦政府與邦政府根據劃定的範圍分享著我們常識裡的國家主權。國防、外交等主權由聯邦政府享有，但邦政府享有獨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權等主權，包括徵稅和獨立財政的權力。比如印度憲法允許各邦無須徵得聯邦政府都同意就可以無限制地借債（有前提）。由此可見，這種主權不是我們一般理解上的地方自治權，而是與國家層面主權一致的權力。

邦的行政長官與聯邦的行政長官，沒有上下隸屬關係，只有根據憲法和慣例約定權力範圍和邊界進行協調執政的關係。這也是為何美國總統不能召集州長開會，要求其向總統述職的原因。各州的州長是民選的，非聯邦總統任命，謹向所屬州的人民負責，而非向聯邦總統負責。

印度的邦（State/Pradesh）的行政結構類似於美國的州，但又不完全相同。因為印度還設有“邦長”（governor）的名義元首，由總統任命，任期5年。邦的行政長官是首席部長（Chief Minister），由邦議會選舉勝出的黨派（聯盟）推選，任期5年，是邦的政府首腦（類似於聯邦政府的總理），在邦內組建內閣，自成體系，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獨立於聯邦政府行使主權。

邦以下的行政區劃更加複雜，其根據城鄉之別又分為兩類——在城市，依次包括96個市政廳（municipal corporations）、1494個自治市（municipalities）與2092個更小的自治市（又稱“Nagar Panchayats”）；在鄉村，則包括247033個鄉村地方實體（又名“潘查亞特”，panchayats），其中有97.4%切實坐落於農村（village），剩下的則分佈在區/巷（district/block）。1992年印度憲法第73次修正案規定各邦設立縣、區(鄉) 、村三級潘查亞特進行自治。潘查亞特是經憲政認可又承自傳統的一種地方自治模式，與一般的地方政府形態有非常大的區別。

所以，印度的行政系統與中美都不一樣。既沒有中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如臂使指般的高效指揮系統，也沒有美國聯邦、州與縣在法治框架下潤滑的協調系統。印度是一個難以形容的政體範式，形似聯邦而神似邦聯，各邦之間高度分散且自治，邦下轄的縣級（District）政府也是高度分散和自治。此外，印度各邦都有權設置自己的語言（發音和文字），僅憲法承認的官方語言就有22種，這使得全印暢通交流在短期內幾乎是不可能的。

現任總理莫迪正在運用無以倫比的領導力（領導力體現在支持率上：2016年9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佈的民調顯示，莫迪的支持率高達80％~86％ ，是繼尼赫魯之後最受民眾歡迎的印度聯邦政府領導人）展開轟轟烈烈的政治改革，致力於在印度創建一種新型的聯邦體制：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通過向地方讓渡一部分財權、事權，提高地方政府行動的自主性與成效性，並促進中央與地方在平等協商基礎上展開合作，同時鼓勵地方邦政府在行動自主的基礎上開展競爭。

宗教仍是世俗生活的中心

印度是世界上受宗教影響最深的國家之一，宗教的影響深入到它的社會與文化的每一部分。宗教在這個國家及其絕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中心和決定性的角色。

據克萊恩中心（Cline Center）數據，2013年印度全國約有80.5%的人口信仰印度教，13%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剩餘的少數人口信仰錫克教和基督教等。作為多數印度人信仰的印度教主張多神崇拜的主神論；四種姓分立；因果報應及生死輪迴；祭祀萬能與崇尚苦行。

其中種姓制度仍然在殘忍地撕裂著印度，阻礙著印度走向平等自由的市場經濟。不可接觸者（又稱“達利特”或“賤民”，印度現約有1.67億達利特人）飽受歧視，在教育、勞動方面都無法享有與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因此處境艱難，生活貧困。而且他們必須遵守傳統中的種種禁忌，比如走過的足跡要清理撫平，甚至連影子都不可以與其他種姓的人交疊，以免玷汙他人。儘管上至憲法，下至《民權保護法》都禁止種姓制度造成的種種不平等，但由於宗教傳統和地方底層鄉村自治的反對力量依然強大，集血統論、森嚴等級觀念於一體的邪惡種姓制度依然頑固地在印度的社會關係中起著關鍵作用。

福山認為，印度由於宗教力量過強，阻礙了國家權力的正常發展，故而未能產生強有力的政治國家。換言之，印度之所以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專制政府，包括在英國殖民時期，就是因為印度的宗教從來沒有為暴政國家的發展提供社會基礎，以便其有效集中權力來滲透社會和改造基本社會制度。

印度獨立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

印度1950年1月26日宣佈獨立成立共和國，但仍為英聯邦成員國。開國總理尼赫魯及其女兒英迪拉·甘地父女（連同幾位過渡總理）執政37年間，政治上學英國搞憲政民主，經濟上卻學習蘇聯以“五年計劃”的方式搞“民主社會主義”。當時印度經濟政策主要特點包括：

第一，對外貿易實施“保護主義”，盧比不可兌換，進口需要政府的許可證且需繳納高額的進口稅等。

第二，建設了眾多大型國有企業，特別是對鋼鐵、煤炭、機械、通信、保險、電力等基礎行業實施國有化。

第三，企業需要國家許可證才能開辦，而低效率的官僚機構讓許可證非常難獲得，以致於印度的大企業家拉克希米·米塔爾和拉坦·塔塔都更喜歡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投資，因為在印度獲得許可證可能要耗時七八年，經濟活力因此受到強烈的抑制，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印度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3.5%，不僅低於亞洲四小龍，也低於巴基斯坦。

第四，為了維護工人權利，政府竭力阻止企業解僱工人，而申請破產又極為困難。

高度僵化的“民主社會主義”無可避免地走向破產，1991年因為對外支付危機向IMF貸款後，印度被迫開始啟動經濟自由化進程。具體的措施包括：取消許可證制度、降低關稅和利率、減少公共部門壟斷，對外資開放本國市場和產業等。隨著改革的推進，政府對經濟的管控大大放鬆，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印度逐漸向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靠近。

但這種靠近過程中，印度的發展表現並不理想。誰曾想，在1983年人均GDP同一起點的印度和中國（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不變價美元，印度1983年的人均GDP428美元，中國的數字是424美元），到2017年竟然拉開了如前所述的巨大鴻溝。

為什麼兩國的經濟發展績效差距會如此之大？印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認為：對比中國超大規模開發的成功，印度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印度未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令生活水平持續下降，持續拖累經濟增長”（《不確定的榮耀》）。

而為什麼印度不能如中國那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呢？主要原因就是所謂的“民主制度”的制約。與大家的一般性印象相左：民主在發展經濟上不僅沒有優勢，甚至反而會產生很多阻礙，它只是守護人類社會自由與法治最不壞的方式而已。因為討價還價多，社會整體的“交易成本”就多。

舉個例子，2005年浦項制鐵和奧里薩邦政府曾簽署了一項FDI諒解備忘錄，需要邦政府為浦項制鐵提供2700英畝土地。但徵得2100英畝土地之後，邦政府無法在法治框架下合法徵得更多的土地，使得當時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流產。印度要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工業用地和基礎設施建設用地都繞不開土地徵用問題，而印度的徵地必須在法律框架下進行，並受到民主機制的制約，前有1894年英制的徵地法 ( “Land Acquisition Act 1894”)，後有2013年《土地徵收、移民安置與重建法》，政府的手腳都被束縛住。因此，民主與法治進程下的土地徵用非常耗時耗力，且成效差強人意。

阻礙印度長期經濟績效提高的另一個原因是聯邦制下的稅制，造成了國內市場的割裂。統一的商品與服務稅法（GST法案）通過前，聯邦政府對商品生產製造環節徵收消費稅，邦政府對消費環節徵銷售稅，印度28個邦政府制定的稅率各有不同，導致跨邦貿易要負擔名目眾多且高額的稅負。有的邦還通過設置過境稅來構造與其他邦的“貿易壁壘”以保護本邦的商業利益。其實，這種做法在美國建國初期也並不鮮見，州之間的競爭甚至不惜以鄰為壑。割裂分散的子市場制約了印度市場經濟秩序的拓展，商人難以在複雜的邦的稅目和貿易壁壘中經營，所以，至今印度都沒有經營範圍覆蓋全國的連鎖商業企業。

此外，政府低效和腐敗、種姓制度固化社會階層等等原因也制約著印度經濟的騰飛。

看好印度的邏輯

常識的支持

判斷一個國家的投資機會，如果拘泥於已有的經濟數據分析，很容易犯“精確的錯誤”。回想一下，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選擇到華投資的外國企業，面臨著社會制度、法律等等深不可測的隔閡，但最後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成功完全不依賴於數據分析，而是依賴於中國將發展壯大、國家與國家不平衡的差距將會縮窄的常識。選擇比分析更重要。

世界人民，無論種族，無論信仰何種宗教，都逃不開人性深處最樸實也最強烈的願望，即追求好日子。這種追求只要被政府導入到正確的道路上，就會爆發出驚人的生產力。而市場經濟就是正確的道路，自由競爭擴張到哪裡，哪裡就獲得自由和繁榮。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13個經濟體以趕超的方式利用市場經濟體制進入了高等收入國家行列都是很好的範例。1991年至今，印度已經用了28個年頭髮展自由市場經濟，繁榮必將勃興。印度現在的情況比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情況更簡單更明朗，政治問題，市場經濟已有深度發展，所以依賴常識看好印度更加自然。

莫迪的改革紅利正在形成

莫迪是印度獨立以來，尼赫魯之外最有威望的領導人，他利用這種威望推動印度上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改革的成果又反過來增加了他的威望。

莫迪政府的改革紅利主要在於推動了兩部重要法律。2017年3月“統一的商品與服務稅法”（GST）得到議會的批准。GST在全國範圍內合併稅種，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第一，消除聯邦與邦之間重複徵稅的現象；第二，統一稅制後避免邦政府之間利用稅率展開惡意競爭，有助於形成統一的全國市場。由此可以期待，印度統一的國內市場正在形成，儘管這個市場因為邦或民族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但卻統一於印度聯邦制下。小米等手機制造商已經享受了這一紅利。

2016年5月，印度新的《破產法》獲得批准。這是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成就，因為破產法可謂市場經濟的“憲法”。美國只有兩部法律是由聯邦來制定而不允許州來制定，一部就是美國的國籍法，另一部就是破產法。因為破產法守護的是市場經濟的底線，旨在保護所有的市場參與者，特別是市場主要的供血者——債權人的利益。對於一個自由的市場企業來說，它最需要的是能夠給它提供信貸，給它供血的債權人，債權人的利益得到保護，供血才會發生並提高配置效率。在債務越來越重要的今天更是如此。

但各國立法時，出於穩定等因素對債權人的保護做的不夠好，遠不如美國，這導致了很嚴重的問題，比如日本。

好的破產法，讓殭屍企業無地藏身，讓債權人得到公平保護，進而鼓勵國內守信、創富的精神，而不是濫用債務資源。印度在這點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新立法對那些與債權人發生衝突的人毫不留情。如果專門法庭裁定企業無償還能力，那麼該公司董事會實際上會全部遭解僱，同時指派一位獨立專家代表債權方來管理公司。管理人會尋求債務重整和重組（包括將公司所有權出售給新的投資人——確保債權人利益受到保護），但如果不能在九個月內達成交易，那麼該企業會遭強制清算，包括資產出售。這會有力且徹底地促進市場出清，防止銀行系統再向殭屍企業注資（這是中國需要學習的），從而大大改善了金融系統的效率。美國之所以在次貸的創傷中很快恢復過來，破產法強制的市場出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印度現在站在了和美國接近的立法水平上，這將是印度的國家競爭力的長期來源。

總而言之，莫迪的改革就是對印度發展自由市場經濟的政治回應。正是民眾發展經濟追求好日子的迫切需求才引發了這些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以法律的、制度性固化規則來引導民眾的市場活動，可望形成良好的正反饋。

印度的特殊性

印度在獨立後，民主作為外部移植的制度一直在與傳統的宗教和習俗碰撞摩擦，相互排斥又相互吸納，用數十年的時光磨合，猶如文火燉肉，皮開肉綻，交融的結果更徹底，有望逐步內化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這使得印度有很大的幾率進化至森所期望的那種具有內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設性的價值的民主政治，從而使印度的社會有更強的彈性應對各種挑戰。印度不溫不火的進化，讓外來的民主、法治、自由市場與傳統碰撞交融，反而更符合制度變遷的規律，緩慢但入木三分。

從已知的社會實踐看，法治、民主和市場經濟三者是最佳伴侶，現在印度三個都擁有，且與傳統接續相容，這讓印度有更大的機會擺脫制度依賴或“鎖入”狀態。現任總理莫迪之所以能在一個任期當中就能達成若干革命性的改革，本質上就是直接受益於歷史積澱的“火候”到了。拿商品和服務稅法GST法案來說，不僅要得到議會上下兩院的支持，還需要多數邦政府議會的支持。莫迪及其運用的政治藝術固然在其中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法案凝聚了民主的共識，以致於印度兩大黨之間的黨爭都變得不重要了。因此，從某種角度講，印度會變得更有後勁和耐力。還不用提因為某些共性，使得印度在國際社會中有更多的親和力，在西方把持話語權的世界秩序中便於通行和獲得支持。

結語

對於印度這樣一個多民族聯邦制國家，未來的投資機會不可限量，尤其是考慮到全球範圍內經濟增長正在放緩，印度的增長更會一枝獨秀。但要記住，這個國家的文化內涵是內傾和安靜的，要在“慢即是快”的哲學裡去思考這個國家的未來和成長路徑，這樣才能安安穩穩投資，以獲得長期豐厚的回報。

參考文獻：

《90年代以來印度的潘查亞特製度建設與政治改革》王紅生

《不確定的榮耀》阿馬蒂亞·森、讓·德雷茲

《印度落後的真正原因》秦暉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道克拉斯·C·諾思

《未來十年印度經濟發展的趨勢》文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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