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體上我們知道，國家的扶貧工程已經初見成效，據稱有些貧困地區已經摘掉了貧困帽子，真是可喜可賀。但是，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扶貧工程任重道遠，比如有些地方把民心工程做成了豆腐渣工程，有些地方扶貧投入很大但沒有用於群眾脫貧，有些扶貧幹部紛紛“逃離”。據報道，一個縣扶貧系統幹部不到一年有17人離開，另一個縣的扶貧信息員有1/3辭職，有一個村兩年換了4任第一書記，其中第一任第一書記在一次督查中，因工作不紮實背了一個處分後，“高高興興”地回到原單位，逢人便說“脫離了苦海”。
從國家層面和老百姓的角度說，扶貧工作是光榮的，是會被載入史冊的。然而，現實中扶貧的幹部並不是社會的中間力量，有的是單位二線的幹部，有的是剛參加工作的新人，甚至用一些事業單位的同志或臨時工去扶貧，應付扶貧工作的單位或領導大有人在。表面看，扶貧資金投入很大，據稱一個工作隊給8萬辦公經費，外加一些下鄉補貼，好單位每個扶貧的同志能給到近2000元。在這種情況下，還沒有人願意去扶貧。而且，多數地方扶貧成效都不顯著……部分基層扶貧幹部反映，由於考核壓力大、問責風險高、工資待遇低，讓他們不堪重負。在地方機構改革關鍵中，很多扶貧幹部都面臨是去是留的選擇。
有人說，扶貧工作是個良心活。既然如此，扶貧就要對得起良心，扶貧就要讓人看到實效。然而，現在有些扶貧村看不到扶貧實效，相反，盡看到形式主義。一些扶貧幹部很忙，不是忙著填表，就是忙著準備彙報材料，至於幹了什麼實事，老百姓對扶貧幹部有什麼好的口碑，誰也說不清楚。扶貧幹部駐村就需要吃住在村裡，“人嚼馬喂”加上扶貧幹部的工資，每個工作隊至少也得二十多萬元。再看看扶貧支出有多少呢？恐怕多數村的貧困老百姓所得加起來也不會多於二十萬。如果把這二十萬都用於扶貧，按現在的標準，至少能讓近七十貧困人口脫貧。事實上，有的村有扶貧工作隊，老百姓也未必能脫貧。
2018年是扶貧攻堅年，扶貧任務重，扶貧工作壓力大。在扶貧工作是政府“重中之重”的情況下，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扶貧幹部整天忙著應付上級檢查，幾乎沒有時間做具體的扶貧工作。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問責力度不斷加大，扶貧幹部稍有不慎就會被問責，某些扶貧幹部不得不產生厭戰情緒，不願久留的扶貧幹部不在少數。在滇桂黔石漠化片區某縣，全縣扶貧系統幹部約有120人，去年一年先後就有17名縣鄉扶貧人員辭職或調走。一名去年7月辭職的鎮扶貧工作站工作人員說：“‘5+2’‘白+黑’，元旦跨年都在加班，加到開始懷疑人生”，“基層扶貧工作各項政策太多了，我們所有的任務幾乎都來自省裡，縣裡只是把任務分派下來。我們壓力能不大嗎?”
應該說，共產黨的幹部不怕幹工作，就怕不被尊重，不被重視。基層扶貧幹部，特別是事業編制的扶貧幹部，正式幹部身份的少，晉升空間也就很小。幹了工作，晉升時卻沒人想到你，扶貧幹部能有多高的積極性呢？幹部選拔任用就該工作為上，還有就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問學歷不問出生，能人就該被提拔重用。現在因扶貧工作被提拔重用的幹部能有幾個？我們的制度機制還是無法調動扶貧幹部工作積極性的。這就是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扶貧工作也要堅持問題導向，既然有問題就要解決問題。中央曾經提出政府工作就要堅持問題導向，這樣才能循序漸進地解決基層出現的問題，這樣才能把黨和政府的工作做深做細做實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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