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拉快跑:後現代主義的路線和敘事療法的步伐

羅拉快跑:後現代主義的路線和敘事療法的步伐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

本文無劇透。

《羅拉快跑》是一部基於後現代主義的電影,其敘事結構揭示了存在及其意義的不確定性。

這不是一個人的奔跑,而是整個人類的奔跑。它是個人生活的寫照,也是人類歷史的詮釋。

如同心理諮詢中的敘事療法一樣,影片從多角度對個體境遇進行了多元化解讀,用不同的假設來闡述人生際遇的無限可能性。

馬丁·佩恩在《敘事療法》中指出,利科汲取了聖·奧古斯汀和海德格爾的理念,把敘說視為人類意識的核心。這種“敘說”是思考人類生命和知識本質的方式,即後現代主義。

敘說並非是人們根據生活的本來面貌去理解世界,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敘說並非用來重現記憶的中性語言,敘說本身就意味著特定的價值和意義。

後現代主義的核心精神在於對世界和人類生命多元性的瞭解和認同。

羅拉快跑:後現代主義的路線和敘事療法的步伐

蘇菲的抉擇

1、選擇的多樣性與抉擇的唯一性

三種不同的過程和結局,並不意味著主體可以同時做出三種選擇。

不確定性和可能性是繁多的,但是對於同一個主體,最終的抉擇和結局總是唯一的。時間是單線程的,是不可逆的,人是不可分身的,時空也是不可複製的。

存在的荒謬不在於繁多,也不在於唯一,而在於繁多和唯一的相互映照,或相互嘲諷。僅就做出選擇而言主體是自由的,而起初不可預見,並且最終歸於唯一的結局使這種選擇的自由性沒入存在主義的荒謬和虛無。

事實上,自由選擇本身是不存在的,因為抉擇被限定為單一的,任何選擇都是不自由的結果。這就使荒謬的自由在不自由面前,成為一種不可能用道德加以定義的惡之花,因為任何定義都是限制。

在《蘇菲的抉擇》中,納粹要求作為母親的蘇菲,必須從兩個孩子中選擇一個留下來活著,否則全部處死,這一刻成為對現代主義文明最終極的嘲諷和質疑。

後現代主義把納粹和蘇菲融為一體,使我們鏡頭前的淚水獲得屬於人類及其個體自身的意義。奧斯維辛成為整個現代主義文明的恥辱和罪惡,象徵著元敘事的終結和兩元論的幻滅。

奧斯維辛以後,人類的每一首詩歌都露出屠殺者的微笑,並染上受難者的鮮血。

奧斯維辛以後,作為文學家的海明威走向了虛無,而作為哲學家的福柯否定了確定性的存在,從而拋棄了所謂歷史和社會的普遍性知識的存在。

對於心理諮詢而言,重新審視確定性和普遍性成為敘事療法的責任。《羅拉快跑》的多線程敘事,很好地說明了對自我認同進行重構的價值和意義。

正如馬丁·佩恩所言,“人們對於自我認同的再建構,就如同社會建構論者所謂的‘通過敘說過程建構自我’,使人們得以對於問題採取不同的立場,並發展出實現生活渴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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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拉快跑

2、被偶然性所決定的必然性

三種不同的過程和結局,闡釋了命運之偶然性。

同一主體的同一慾望和行為,被各種偶然性分裂為不同的歷程和結局。如果說結局發生以後,必然性已經被確立,那麼也是被一系列的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偶然性所決定。

過去無法改變,未來總是飄搖在不確定性之中。而必然性被確立的時候,也是它在燃燒中化為灰燼的時刻。人的選擇的主動性使我們看到了人性之希望的微光,然而抉擇的唯一性又讓我們見識了存在之神性的耀眼光芒。

思維可以是辯證的,因為它能夠而且必須確立一個假設。但是正如博德里拉在《公元2000年已經來臨》中所言:世界並不是辯證的。

就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影響事物的發展進程而言,歷史必然被這兩者所決定,所謂的必然性的意義僅限於此。因此,沒有純粹的,也不存在相對的必然性。

純粹的或相對的必然性,甚至所謂具有決定性的必然性,都只能是上帝的權杖。一切必然性都被偶然性所紛擾和攪亂。

普遍性是一個神話,是一種宗教。只有差異和異質才是屬於人類的歷史和生活本身。很多時候,偶然性擊敗了必然性,而當必然性被擊敗以後,它便不再是必然性本身,成為了漂浮的塵埃和飄零的花瓣。

必然性是思維的結果,偶然性是自然的法則。偶然性,從生到死,伴隨人的一生。《羅拉快跑》這部影片中兩個“大人”討論生孩子,以及兩個年輕人的死亡,無不瀰漫著偶然性的迷霧。

假如生命可以言說為一種到來,一種發生,一種降臨,有所從來,也有所從去,那麼個人的生命的誕生本身就是偶然性的結果。只有偶然性才能創造多樣性,只有多樣性才是生命前行的動力。

存在就是存在,現象就是現象,它既不來自必然性,也不源於偶然性。因此,對於人自身而言,生命就是生命,它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

3、主體性的消解和元敘事的終結

三種不同的過程和結局,並非主體所能事先預知並加以控制。

個人的命運如此,歷史亦如此。主體能動性的作用被主體以外的因素所消解和干擾。充滿不確定的偶然性的時空所具有的唯一性,刻畫出命運和歷史無法掙脫的雜亂的軌跡。

一切在我們看來是有序的、和諧的,對其本身而言都是盲目的、錯亂的。因為目的不在他們自身,而他們卻活在看不見的目的之中。這就構成了對於元敘事的解構。

如果真的有一種決定論的個體命運和群體歷史,那麼只能是多元的、多因素的,並且因為不確定性和偶然性而不分主次。在某一時刻,看起來是決定性的因素會被所謂非決定性的因素所摧毀。

如果只講述一種過程和結局,我們就會陷入元敘事的陷阱,被決定論的強權所異化。看起來是連續性的和決定性的一切,都是多樣化的偶然性的產物,都是博德里拉的“碎片”,也都是德勒茲與加塔利的“千高原”。

馬丁·佩恩認為,“受主流社會的假設和概念所影響。來訪者的敘說通常是通過選擇性的理解和描述過去生活經驗,以繼承自社會文化的語言型態,再加上來訪者形塑而成的模型來呈現的。”

”只有通過支線故事,人們才能逃離掌控著個人理解和生命的主線故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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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生門

4、心理的與現實的“羅生門”

三種不同的過程和結局,可以看作心理版的“羅生門”的現實版。

《羅生門》基於心理和意識的分裂,不同主體對於同一事件的多視角、多形態的敘事,基於個人利益取捨,也囿於記憶本身的建構所具有的不穩定的特質,混以潛意識的支配和掌控,造成了敘事過程及其結果的不同。

事實握在上帝的手中,而人所能抓住的永遠只是特異性的現象。因此真實化為了虛無,而非真實擁有了所謂真實的全部意義。

《羅拉快跑》是現實本身的分裂,是多因素的現實所導致的現實的過程及其結果的不同。心理的多視角,現實的多因素,共同描繪著後現代主義的畫板。

對於《羅生門》而言,真實的過去已經成為存在於當下的敘說,真實的過去已經喪失了全部的意義,只有當下的敘說成為價值的源泉。

面對來訪者,與其相信不可能如實重現的過去的真實,不如解構當前被建構的敘事。讓“羅拉”在內心的敘事地圖上,再跑一次。

5、突破定勢與常規的後現代

三種不同的過程和結局,是基於現實境況的假設。

人生和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過去不可以重來。正因如此,人們才會相信歷史和過去的確定性,認為能夠從中找到決定性的因素,能夠為現在和未來提供真理性的解釋和預見。

《羅拉快跑》粉碎了這一思維定勢,對主角的故事進行了假設和重演。對於一個人來說,這是一個假設的故事;對於所有人而言,卻是許多個真正的現實。

基於事實而不是臆想,後現代對元敘事進行了解構。超常的突破掙脫了習慣性思維的枷鎖,開創了思想的新紀元。

後現代主義否定了確定性和決定性的因素,看到了偶然性和不確定性本身在事件中的作用。從而擺脫了常規敘事的束縛,使作為假命題的目的從多樣性的事件歷程中排除,使意義脫離目的,而與敘事相連,遊離在多視角的思維和感受之中。

後現代主義最終迫使隱藏在元敘事中的強權意識這個現代主義的罪魁禍首繳械投降,肯定了敘事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具有其本真的現實基礎。

在影片中,事實上的可能性通過假設和重演,闡釋了現實因果的偶然性,使演者與觀者通過想象參與到了偶然性的混沌之中。

馬丁·佩恩引用了梅耶豪夫的觀點,”這是自我應驗的預言:經由願景的敘說進一步創造真實,願景不再是個人的心念和想象,而成為人們共有的真實。如此一來,在願景的敘說中,真實世界與想象合而為一。“

© 2019 心理諮詢師程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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