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商報》網站4月14日發表托爾斯滕·裡克的文章《歐洲在技術競賽中自我剎車》，全文摘編如下：
多數歐洲人認為歐洲的技術進步速度真的太慢了。
英國沃達豐社會與通信研究所在9個歐洲國家進行的調查顯示，60%的受訪者認為本國政府缺乏推動數字化的意志。甚至有三分之二的人擔心歐洲政界根本沒有能力參與數字世界的經濟競賽。
在企業那裡情況也並不更讓人樂觀：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一項民調顯示，在所有德國企業中，關心人工智能這項未來技術的不足一半。在積極推動歐洲技術轉型的過程中，政界要麼操之過急，要麼茫然失措。例如，現在存在大量往往未經協調的支持關鍵技術的國家倡議。
德國總理默克爾(左二)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觀看一隻機械臂如何工作。（法新社）
儘管在歐洲層面上已經有“歐洲聯合顛覆計劃”這個未來技術協作平臺，但德國仍為支持大舉創新建立了自己的機構。
還有，柏林和巴黎在沒有和歐盟委員會協商且與歐洲競爭法相矛盾的情況下推出“國家工業戰略”，試圖通過打造“歐洲冠軍企業”來彌補與美國和中國的差距。
與這種政治上的操之過急形成對比的是，當涉及技術轉型以及它給就業市場和社會福利體系帶來的後果時，參與歐洲議會選舉的政治家們卻避而不談且毫無主見。歐洲參與技術競賽的宣言公佈得非常不是時候。
儘管有歐盟的內部市場，歐洲卻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在這方面，圍繞數字稅的爭吵就是一個例子：法國要單獨行動，北歐國家拒絕這樣做，德國則希望找到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但卻沒有成功的可能。
作為數字市場的裁判員，歐洲非常成功。但在數字世界經濟活動中，歐盟卻還不是真正的玩家。歐洲既沒有具有競爭力的雲網絡，也沒有建成能與谷歌、亞馬遜、阿里巴巴或百度匹敵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平臺。
布魯塞爾歐洲與全球經濟研究所將歐洲缺乏創新企業首先歸咎於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未來技術領域的公共投資不足，以及歐洲風險投資市場規模小。歐洲初創企業的資本多數仍然來自這個大洲以外的投資者。
無論是翻譯服務商DeepL、在線服裝選購網站About You，還是網絡銀行N26，它們獲得的投資全都主要來自歐洲以外。根據歐盟委員會提供的數據，美國2016年的風險投資額是歐洲的6倍。
硅谷的先鋒企業正因私人投資者對風險的偏好受益，在技術領域，雄心勃勃的中國人則憑藉國家手段鼓勵發展高新技術。現在，德國經濟能源部長彼得·阿爾特邁爾為了重新登上世界技術之巔而採取過時的保護主義產業政策，這與其說是在陳述戰略，不如說是絕望的標誌。
雖然堅持平等競爭和互惠原則是正確的，但圍繞某些行業甚至企業建造國家或歐洲層面的防護牆，卻會導致經濟下滑。更重要的是對技術方面的追趕過程進行規劃。美國麥肯錫諮詢公司資深董事合夥人雅克·布金說：“數字時代的成功公式與工業時代的很不一樣。”而且它並不是秘密：加大風險投資力度，對基礎研究領域實行稅收優惠，在培訓與再教育領域投入更多資金和精力，以及加強歐洲層面的國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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