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掙脫了伊朗的極權陰影，來到美國這一民主國家後，阿扎爾·納菲西發現了一個矛盾的現實：在充滿政治和文化壓迫的伊朗社會，文學被視為禁忌，人們甘願冒著受審查、監禁、拷打的風險去獲取書籍，因為它已然成為了一種重新取得被國家褫奪的身份認同的方式；然而，在美國這個開始越來越注重“學有所用”、充斥消費主義的世界裡，文學卻被排擠至邊緣。她意識到，更深層的危機正在這篇土地上肆無忌憚地蔓延——一種唯利是圖和功利主義的態度，它鮮少關係真正的人類幸福，它對想象力與思想不屑一顧，而對知識的熱情則被歸其為無關痛癢的東西。
受感於此，在《在德黑蘭讀》後，納菲西寫下了《想象共和國》一書。她希望能讓自己的讀者認識到，閱讀不止是在作為一種面對有形鎮壓時的反抗時才具有意義，它要求的自由，並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種不理會社會、不理會他人對它們要求與期待地自由，一種在屬於自己的道路上踽踽獨行的自由。
在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我們摘選了納菲西為《想象共和國》撰寫的序言選段。她提醒我們道，閱讀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在今天仍所具的價值——不管我們生活在哪裡，生活在何種體制之下，這是因為“基本的人類本能和需求舉世皆相同，基本的人類權利處處都適用。因為我們是人類，所以我們需要講述和閱讀故事——自己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我們需要一直更新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準備好改變我們自己和我們周圍的環境。”
“希望是一種思想的狀態，而非世界的狀態”
我第一次萌生寫作這本書的想法是在快要寫完《在德黑蘭讀〈洛麗塔〉》的時候。那時，我想過給這本書起名《成為美國人》。我不想我的讀者以為，我們讀的書有意義只是因為這些書受到伊朗道德警察的反對和禁止。我想要他們知道，這些書在美國也極其重要，因為那麼多的小說人物所要求獲得的自由，並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種不理會社會、不理會他人對他們要求與期待的自由，一種在屬於自己的道路上踽踽獨行的自由。我選擇將目光聚焦於三部小說，以《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開篇，部分是因為我對這個想法非常著迷：哈克這個抗拒“根”和傳統這些概念的人，成為了那麼多美國小說沒有家的主人公的鼻祖。為什麼是這三本呢？做這選擇實屬不易。在一開始給出版商列大綱的時候，我掙扎著將要做討論的書單削減到了二十四本。但很早我就讓哈克佔據了整個故事，正如此前的洛麗塔一樣。我把這本書視作關於哈克 ·費恩的美國和他在小說界的後輩的故事。我選擇將關注點放在這兩本小說上——辛克萊·劉易斯的《巴比特》，它的主人公具有一種反哈克的特點，他渴望地位、認可以及所有物質成就的外在標誌；以及卡森·麥卡勒斯的《心是孤獨的獵手》，書中有一群孤獨頹靡、格格不入的人，渴望著與他人的聯繫，他們在一個建立於憧憬而非滿足感的世界裡茫然無助著。我本可以再挑出幾十本——梅爾維爾、海明威、佐拉·尼爾·赫斯頓、唐·鮑威爾、納撒尼爾·韋斯特，以及其他所有為屬於他們自己的篇章呼喊著的人只好等下一本書了。我想要止步於 20世紀 60年代，因為緊隨著這十年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從社會和政治現實，從美國小說的方向來說，都是如此，此時就需要一個不同的語境了。我感到，作為作家和人權運動者，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標誌著我所認為的美國小說的古典時期的終結和新紀元的開啟，他是擔當這個標誌的最佳人選。決定將後記獻給鮑德溫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他將在極大的程度上向我展現當前的真相、它的危機和我對它未來的希望。
在我閱讀、思考和回憶的過程中，我開始看到鮑德溫與吐溫之間的關聯，這種相似性鮑德溫從未承認甚至暗示過，它不是因主動選擇而出現的，它的存在是對其他不知不覺甚至不被需要的相似性的確證。因為，不管在生活中還是寫作中，詹姆斯·鮑德溫都是一個“具備多重色彩並經過複雜混血的混血兒”的後裔，而吐溫曾跟這“混血兒”攀過親。
詹姆斯·鮑德溫
從柏拉圖的哲學家國王將詩人趕出了他的“共和國”那一刻起，我們就知道，想象對掌權者來說是危險的，詩人不同於主流的眼光總是離經叛道且不可臆測，總是在顛覆權威、顛倒眾生。正是帶著心中這樣的想法，我在新世紀的黎明開始了對這本書的寫作，它一開始便帶著懷疑、焦慮和一種危機，這一危機遠超過立時可見的經濟危機。寫這本書並非出於絕望，而是出於希望，我指的並不是一種純粹昏了頭的樂觀主義，而是一種信念——一旦你知道了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重要的，你就能帶著十足的決心去往那裡。我在伊朗的經歷為我重新定義了希望，它與簡單的樂觀主義已經截然不同。存在於我腦中的東西，與瓦刺拉夫·哈維爾所捕捉到的最為接近，他曾說：“希望是一種思想的狀態，而非世界的狀態。希望，在這一深層而強烈的層面上，與因為萬事順利而產生的歡喜並不相同，與對顯然能夠斬獲成功的事業的投資意願也並不一致，它是一種只因為某件事是好的就為它付出努力的能力。”
我相信，所有偉大的藝術與文學，所有人類的豐功偉業，都是建立在這種微弱而又最持久的希望之上。藝術的功能之一便是做人類恆久經歷的見證者和史學家，為我們曾經活過提供“確鑿的佐證”。寫於公元前 441年的戲劇《安提戈涅》的主題是一個年輕女性的兩難困境，是遵從個人節義所向、安葬兄長——她的兄長對王國發起了叛亂——還是聽從一種更公共的正義的概念，服從國王，也就是她叔叔的法令，任其屍骨暴露腐爛、不得安葬，她被困在了這兩者的壓力中間，這一主題在今天以各種換湯不換藥的方式被重演，甚至被改編成最受歡迎的故事形式，出現在了《波士頓法律》和《妙警賊探》的劇集裡。假如今天我們需要小說，這已不再是因為我們需要逃避現實；這是因為我們需要帶著新鮮的眼睛，或者如托爾斯泰說的，“擦亮了的”眼睛，回到現實。
六年前，我在一棟索然無趣的政府辦公大樓裡做了一個公開宣誓，但其實在許久之前，我就已成了美國公民，那是我剛開始在想象中的美國地圖上循跡探索的時候，我開始的地方是多蘿茜的堪薩斯和英格斯姐妹的乾燥農場。美國是移民之國這樣的話已是老生常談，甚至現在也沒錯——它的人口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組成，這些人帶著故鄉不安的魂魄來到了這裡，使無家之感成了美國人個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較其他國家，美國更多地成了一個流亡與遷居的象徵，一個選擇家鄉的象徵，而人們本該只是生於某個家鄉而已。
第一批移民者和他們的後代毀了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家園，他們使一些人無家可歸，同時將另一些人強徵為奴。但他們的可取之處是造了一個夢。在這個夢裡，在美國開國者的想象和他們體現的人文精神中，存在著一種東西，這種東西讓後世得以質疑和顛覆前人寫下那些建國文件——《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的環境，如此，後來的男男女女們，像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亞伯拉罕·林肯、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蘇珊·B.安東尼、小馬丁·路德·金和其他也會作出類似宣告的人，才堅持著新的自由，並提醒著我們——正如史學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極其精闢準確的說法——“不是選舉給了民主生命，而正是我們的民主社會給了選舉生命。”這對我來說，則是想象的美國與真實的美國重疊的地方。我就是這麼跟我的孩子講述我對美國的看法的。如果你相信你們的國家是建立於一場夢的實現中，那麼一個顯而易見且至關重要的問題就出現了：沒有想象，你如何夢想？
對於無家之感和絕望，對於生的無常和死的必然施加在我們身上的不公和痛苦，想象並無解藥。但是它讓我們找到一種既可以記錄也可以拒絕這不公的發聲方式，我們不接受事物當前的樣子就是明證。甚至於，不論我們生活在何處，我們是誰這樣的問題都取決於我們如何想象自身。甚至於我們居住的家也可以由我們後花園的另一個世界來定義——讓它成為多蘿茜的奧芝、愛麗絲的仙境或山魯佐德的房間，我們必須去那裡旅行，好把自身和他人都看得更清。
布羅茨基
故事源遠流長——自歷史破曉，它們便與我們同在——但它們需要在每一代人中透過新讀者的眼睛和經歷用新的方式被重新講述，這些新讀者同在一個相同的空間裡，在這裡，人們看不到政治、宗教、族性或性別的界限——這是一個想象共和國，世上最民主的共和國。每當一個作家被剝奪了演講的自由，千百萬讀者也就被剝奪了閱讀他的自由，那些他可能告訴我們的事我們便不再能瞭解到。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忍受和反抗暴政的詩人的聲音會是良知的聲音，它提醒著我們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不可能有保護我們不受我們自己侵犯的法律，所以也沒有一部刑法能夠保護文學不受真正的罪惡侵害。”約瑟夫·布羅茨基在諾貝爾獎的獲獎演說中這樣說：“儘管我們可以譴責對文學的有形鎮壓——迫害作者，審查內容，焚燬書籍——但說到對書最嚴重的暴行——不讀書，我們也變得無能為力。為這罪過，一個人將付出整個人生作代價；若犯下這罪過的是一個民族，那它將以歷史償付。”
《想象共和國》，阿扎爾·納菲西 著，楊曉瓊 譯。
與拉明的對話和後來許多年與其他人的對話啟發了這本書的寫作，那些人在自己的家中也覺得無家可歸，他們隨身帶著自己的魂魄，同時又以某種方式信仰和依賴著另一個家，那個可以隨身攜帶的家。後來與其他讀者的對話重塑了我的思想，我喜歡稱他們為親密的陌生人，他們創建了一個隱形的、幾乎是密謀似的社會，將他們連在一起的是他們讀過的書。這本書是獻給他們的。我希望他們能在這字裡行間找到一個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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