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商lux

      岡村寧次，這個名字，相信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都不會陌生，他對我們國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受日本軍部的委派，岡村就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刺探和竊取中國的大量情報。之後，還一手炮製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和“沙縣慘案”，直接指揮和參與了“一二八事變”。

      後來，歷任偽滿洲國關東軍副參謀長，侵華日軍的總司令。不但強迫老蔣在《塘沽協定》上簽字，還企圖將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對我華北抗日根據地實行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先後屠殺中國軍民超過200多萬人……。

       可以說，岡村寧次就是一個屠夫，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其罪罄竹難書，人神共憤，槍斃十次都不為過。1945年抗戰勝利後，岡村寧次被列為侵華的頭號戰犯。

      但是，這樣一位劊子手，在接受戰犯的審判時，居然逃脫了罪責，甚至被無罪開釋。這是為什麼？

      原來，在日本宣佈投降後，於1945年9月，成立了“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岡村寧次被老蔣委任為“聯絡班長”，全面負責日軍的撤離和移交工作。由於岡村寧次的全力配合，老蔣原本預計需要3年的遣返任務，僅僅10個月就全部完成，日軍佔領的中國領土，大多移交給了老蔣的國民政府。

      岡村曾答應蔣政府，安排所有的投降日軍，只向蔣軍隊投降，將日軍佔領的所有地盤，包括全部輕重武器和軍需品，一律交給國軍，拒絕向八路軍投降。

   老蔣對此感恩戴德，安排特使對岡村私下許諾：

“準其以其勞績贖罪，免以戰犯懲處。”

        當時，大部分侵華日軍的核心成員，已經陸續被遣返回了日本，等待盟軍的審判。但岡村等少數人，仍然滯留在中國，被當時的老蔣政府秘密軟禁起來。

迫於巨大的國內外壓力，在1947年底，老蔣政府才將岡村寧次關進了南京的臨時戰犯監獄進行看管。當時，老蔣的高官們，出於反共的需要，湯伯恩等人，還秘密前往監獄探視岡村寧次。

       期間，設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多次要求蔣政府遣返岡村，回日本接受戰犯審判。但老蔣都以患病為由，延遲拖延，最終，使得岡村逃脫了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

      1948年8月23日，抗戰勝利整整三年以後，老蔣政府才姍姍開始，對岡村進行審判。何應欽召集司法部和戰犯軍事法庭等部門，積極為岡村寧次開脫罪行。

       1949年1月26日，岡村寧次終於迎來了最終的宣判。上海軍事法庭，宣佈岡村寧次無罪釋放。之後，岡村登上了前往日本的美國輪船維克斯號，大搖大擺地返回了日本。

       1966年9月，岡村寧次在日本心臟病突發死去，時年82歲。真的是“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

請記住這個鬼子的名字，岡村寧次！

文史不假

漏網罪魁——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結局

奇特的審判：

1949年1月26日，抗日戰爭早已過去4年之久，民國政府對著名侵華戰犯岡村寧次的最終審判終於來臨了。

上海的街頭巷尾出奇平靜，當然，人們事先並不知道這次審判的消息。因為直到清晨，才有早報刊登出這則新聞。中國民國的軍事法庭裡冷冷清清，除了犯人律師和庭人員外只有20多名獲准的記者在場。比起1948年第一次對他的轟動審判，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這一次，岡村寧次在被告席上只是靜靜聽著辯護律師舌燦蓮花般的表演。自己連去年庭上“沒有犯罪行為，只負連帶責任”的辯解也不用了。他默默站在那裡，心裡已經大致有了數。

（被告席上的岡村寧次）

其實他早就得到蔣委員長的保證，戰犯監獄典獄長就曾數次點撥他：“蔣總統本無意使先生受審，然考慮國外內的影響，不得不如此。但絕不會處以極刑。至於無期也好，十年也好，結果都一樣，請安心受審。在受審時，對中國民眾所受災難，要以表示痛心為宜。判決後可根據病情請求保釋監外療養，無論是審理和入獄都只是形式而已。”

吃了定心丸的岡村情緒穩定，只是不知道自己會被判個幾年。等到律師說完，法庭要求岡村自行辯解，他果然只乖順答道：“同意各辯護律師的申辯。”庭審程序按部就班的快進行到結束。等到最後陳述時，岡村寧次沒有忘記那些大人物的貼心叮囑，便開口道：“本人對法庭審判無任何意見。但對於日本官兵的罪行給許多中國國民造成物質，精神上的災難表示歉意。同時對因病推遲審判造成工作困難，表示感謝。”

（1947年，石美瑜審判長在軍事法庭前留影）

下午4點再次開庭，審判長石美瑜生硬的宣讀了結果：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七年度戰審字第二十八號）

公訴人： 本庭檢察官

被告： 岡村寧次，男，年66，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

指定辯護人：

江一平律師，楊鵬律師，錢龍生律師

右被告因戰犯案件，經本庭檢察官起訴，本庭判決如左：

理由：

按戰爭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戰其間，肆施屠殺強姦搶劫等暴行，或違反國際公約，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為要件，並非一經參加作戰，即應認為戰犯，此觀於國際公法及我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二、第三各條之規定，至為明顯。

本案被告於三十三年（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發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酒井隆、谷壽夫業經本處判處死刑，松井石根經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先後執行在案）。

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八月，所有散駐我國各地之日軍，多因鬥志消沉，鮮有進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跡其所為，既無上述之屠殺強姦搶劫，或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自不能僅因其身份系敵軍總司令官，遽以戰犯罪相繩。

至在被告任期內，雖駐紮江西蓮花、湖南邵陽、浙江永嘉等縣日軍，尚有零星暴行發生，然此應由行為人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準執行在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

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

據上論結，應依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一條第一項，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本庭檢察官施泳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審判長 石美瑜

審判官 陸超，林健鵬，葉在增，張體坤

（1937年，侵入我國鄉村的日軍部隊）

聽聞侵華日軍總司令竟然“無罪”，在場幾十名記者群情激憤，不顧憲兵阻擋，衝入庭長室向石美瑜抗議。可向來以強硬著稱的石美瑜也毫無辦法，儘管他已經把臭名遠揚的酒井隆、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田中軍吉等人送上絞架，但這一次卻不同。他早就收到國防部會議報告,而且蔣總統親自來電關心：“據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將岡村寧次宣判無罪，應予照準。”在不判岡村寧次無罪，各位法官就只能進軍事監獄的無奈下，石美瑜做出了這個違心決定。他臉色蒼白，拒絕回答一切質問，匆匆宣佈退庭。

這是一個讓岡村寧次自己也有些意外的結果。他感激涕零的恩人們竟然為侵略自己國家13年之久的罪魁努力開脫。現在不是無期，也不是七年八年，連一天監獄都不用再蹲。比起被盟軍軍事法庭絞死的老熟人東條英機，老朋友山下奉文，老同事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徵四郎，真讓人感到諷刺。

原計劃向庭長致謝的岡村寧次被石美瑜閉門不見。他正茫然不知所措，一位法庭副官悄悄告訴岡村寧次最好乘亂走脫，他遂偷偷從法庭後門離開，徒步安然返回寓所。

（最常見的岡村寧次標準照）

岡村寧次的在華罪行：

對於自己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岡村寧次當然一清二楚。

1932年，他在關東軍支持下加入了侵略中國的上海派遣軍。一開始岡村寧次就和其他日軍將領不同，當其別人正考慮如何與中國軍隊正面作戰時，他就把維繫日軍士兵所謂的士氣放上臺面。也就是他，當時首先倡議將一批慰安婦送往上海侵華日軍之處，成為

（上海第一個日軍慰安所——大一沙龍舊址）

（1944年雲南，被中國遠征軍解救的日軍慰安婦，由隨行美軍拍攝）

1938年岡村寧次指揮第一次長沙會戰，後參與攻佔漢口。日本歷史學家吉見義明考證，岡村指示部下用化學武器攻擊了中國守軍，可見其不擇手段。但這些普通作戰似乎並不能滿足他的胃口。

1941年11月，岡村寧次發現中國軍民在日佔區抗戰意志堅強，便

（正闖入中國民家的日軍）

此後他轉戰南方，一路打到廣西。在日軍江河日下時他擔任起侵華日軍總司令，還多次企圖攻入民國陪都重慶。美軍打到日本本土周圍以後，他更是頑固派之一，準備繼續在中國作困獸之鬥，直到天皇宣佈投降為止。

（日軍攻佔廣西）

對於這樣一個非同一般的日軍頭目，居然能在審判席上全身而退，原因何在？

勝者不像勝者，敗者不像敗者。

其實，這種奇特的結局早在侵華日軍宣佈投降之時，便已初露端倪。按理說民國政府深受日本之害，應該恨之入骨，結果卻不然。日本剛一投降，各路高官就表示“勿以暴力代替暴力”，更有人宣稱：“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並非勝利。儘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合作。”

難道這是官員們的突發奇想？當然不是，因為總統蔣介石已經在1945年8月15日上午10點，也就是日本天皇宣佈投降前一小時發佈了一通講話。

（發表抗戰勝利講話的蔣介石）

“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此次戰爭發揚了我們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們互相信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這更足以使今後戰爭的發生勢不可能。我說到這裡，又想到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實在令我發生無限的感想。

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後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可對無辜人民加以汙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們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軍民同胞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

日本在華投降的基調就這麼被蔣介石定下了。“以德報怨”成為主題，似乎十多年的艱苦抗戰，3000多萬軍民的死傷，無數個家庭的毀滅都可以被這幾句話一筆勾銷。那些屍骨未寒的將士似乎完全不曾存在過。對比起處理內部問題時的“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可謂笑話。

（日本千葉縣一座十字路口上的“以德報怨之碑”，立碑者：蔣介石）

1945年9月9日，中華民國在南京舉行日軍受降典禮。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按規定日方作為戰敗者需要向中方行禮，中國代表何應欽等人不需要還禮。結果岡村寧次在投降文件上簽字蓋章，駐華日軍總參謀長小林茂三郎呈獻給何應欽時，何應欽卻主動站起來對他回禮。

不合理的現象持續著，第二天一大早，岡村寧次就接到民國政府召見。當他見到何應欽時，對方很和氣的開口說道：“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我們一同努力做吧。”言畢，何應欽表示岡村寧次

這時，侵華日軍被民國政府稱作“徒手官兵”。為了避免日本侵略者的感情不受傷害，蔣委員長可謂費盡心機。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反對處死天皇，反對美國廢除天皇制度。當美軍建議中國派部隊和盟軍一起佔領日本本土，並把四國島分配給中國，該方案也被蔣放棄。面對民國政府對日出奇寬大的政策，連盟軍總部都頗有微詞。

（筆者發過的盟軍佔領日本預案，黃色區域為民國預計佔領區）

既然對日態度如此，那岡村寧次的待遇就不會差到哪裡去。名為負責“善後”，實為給民國政府發動內戰出謀劃策。讓他在華北掃蕩清鄉的反遊擊經驗為國府所用。

岡村寧次擔任聯絡長官期間，絲毫不似囹圄罪犯境遇。國府要人時時前來拜訪，總司令何應欽更是一邊套近乎一邊大談中日合作。

（電影《大決戰》中何應欽拜訪岡村寧次的場景）

12月23日，蔣介石總統更是親自面見慰問，岡村寧次和小林總參謀長一同入座，根據他本人回憶，

蔣介石說：“您的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儘量給予便利。”

岡村寧次答道：“深感厚情，生活滿好。”

蔣介石又說：“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的情況，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岡村寧次答：“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介石再道：“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岡村寧次點頭稱：“完全同意。”

整個談話在一種輕鬆的氣氛中進行，蔣介石始終面帶微笑，甚至有些和藹可親，言語之溫暖簡直讓岡村寧次深深感到“敬佩”。實際上，這更像親密盟友之間的關懷，而不是戰勝者與戰敗罪犯的溝通。

（和史迪威溝通的蔣介石，此番笑容應該和見到岡村時無異）

對蔣介石主導的國府來說，岡村寧次確實已經成為盟友。何應欽總司令就囑咐他，要寫出一篇對中國軍隊真實坦率的評論，用來改進軍隊提高戰鬥力，以方便贏得內戰。岡村寧次在獲得不會對外發表，只是內部參考之用的承諾後，便根據自己多年侵華經驗，寫出了一篇名為《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的文章。此文從日軍角度出發，以實際交戰遇到的中國軍隊為對象，討論分析了其優缺點，後來成為蔣介石等國府高層人員內部參閱的機密文件。

（電影《大決戰》裡的岡村寧次，老謀深算躍然紙上）

（滿臉媚笑的何應欽）

除此以外，過去岡村寧次侵華司令部的老班底也被招來，7位日軍參謀將官在岡村寧次周圍聚集。他們同樣為國府服務，由各自經驗一起總結出了數十本情報資料，供蔣介石等人參考。

抗戰結束後的幾年裡，岡村寧次和他的幕僚們就這樣一直處在國府的精心庇護之下，表面上協調日人遣返工作，實際充當內戰高級參謀。他們日常生活優渥，除了不能當街遊玩之外，算得上錦衣玉食，稱心如意。

設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幾次照會民國政府，要求把岡村寧次和松井太久郎等侵華日軍頭目送往審訊，此時岡村寧次已經被國際法庭列為戰犯，理應受審。但蔣介石等人不斷敷衍，對外聲稱岡村寧次正患肺病被監視居住，待病好以後再回國受審。為此還開具了患病證明，讓這位要犯一直缺席東京審判。後來日本士兵僑民都已遣返回國，國際法庭又繼續催問，蔣介石政府只得把其他日本將官送走，只剩下岡村寧次一人。得知遠東國際法庭預計將於1948年4月結束所有審理工作之後，民國總參謀長陳誠決定把岡村寧次的聯絡長官職位保留到4月下旬。也就是說拖到國際法庭將要關門之時，由國府自行審判。這時是生是死，是關是放不過就是蔣介石等人的一句話而已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東條英機，後被執行絞刑）

但紙畢竟包不住火，中國民間各界瞭解到岡村寧次依然逍遙法外後，紛紛要求國府嚴厲懲辦其燒殺搶掠的大罪。各路報紙也競相刊登文章，抨擊當局曖昧態度。出於外界壓力，國府終於在1948年把岡村寧次送入戰犯監獄準備受審。當抗日戰爭結束後三年之久，這位日酋才步入鐵窗，可謂現實之荒誕。

在國內審判來臨之際，湯恩伯，何應欽等親日派按照“上意”，已各處安排妥帖，就等審訊這出戏儘快糊弄過去。因為蔣總統已經表示“同意開始審判，並已指示要從輕處理”。於是，1948，49年兩次對岡村寧次的庭審就此揭幕，第一次尚且邀請了駐上海各國外交官和國內各界人士前來旁聽，第二次就匆匆開審草草結案，也就是大家看到本文開始的那一出奇特場面。

審判兩天後，上海各大報紙終於紛紛刊登岡村寧次被無罪釋放的消息。民眾一片譁然，人們群情激奮，四處張貼標語“不許把日本戰犯放走！”“不承認對岡村寧次的無罪判決！”“重新審判日本戰犯岡村寧次！”中共方面也提出強烈抗議。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為了平息民憤，也考慮審判結果荒唐，趕忙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結果上海警備區扣下代總統命令不發，反而讓岡村寧次趕緊回日本。

1949年1月29日早晨，260多名日本戰犯準備登船回國。可岡村寧次昨天晚上才收到消息，以至於臨行慌亂，沒有叫到車輛去碼頭。正值此時，湯恩伯專程給這位日酋安排來一輛卡車，讓他順利成行。後來岡村對湯恩伯公私方面的屢次照顧簡直難以忘懷，中日戰場上兩位對手反倒成了“莫逆之交”，一位是“水旱蝗湯”，一位是“三光”首創。

（侵華時期日方宣傳畫）

1月30日上午10點，美國輪船維克斯號駛離上海。2月4日抵達橫濱碼頭。岡村寧次在侵華十多年後安然回到日本，其心情定然是感慨萬千。於當地援護所辦完退伍復原手續之後，他返回自家。因為他“因公致病”，還被安排到東京國立第一醫院住院修養。

（於南京投降時的岡村寧次，右起第四名）

白團——岡村留下的陰影。

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回國初期，岡村表現低調，避免公開發表一切有關國際政治和民國政府的談話。似乎他已經遠離了喧囂的軍旅政治生涯，但事實上，這位老練的前侵華總司令仍緊密關注著中國局勢的發展。看到國民黨在解放軍面前兵敗如山倒，同樣具有強烈反共傾向的他不禁為蔣介石深深擔心。

1949年7月，考慮到民國政府高層對自己有恩，也考慮到意識形態的相近，岡村寧次決心用實際行動幫助蔣介石。他發動自己的關係網，和澄田睞四郎、十川次郎等前日軍高級指揮官商議，準備招募舊日軍裡的志願指揮官和參謀前往中國助戰。這個時期日軍已經被同盟國解散，很多武官賦閒在家，由於日本戰後經濟混亂不堪，這些人沒有工作，退休金也難以領到，連吃飯填飽肚皮都成了問題。

9月1日，由岡村寧次牽頭的日軍顧問團——“白團”，在東京成立。這個名稱來源有二。一是直接指揮者為前日軍軍官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二是取白色與紅色政權相對抗之意。

白團成員最初有17人，都是舊軍官出身，他們有的和岡村意氣相投，有的為了出人頭地，有的想借機餬口。無論何種目的，他們準備一起投到蔣介石名下，繼續對紅色中國作戰。在白團組建完成之前，岡村寧次已經推薦另一位著名日軍將領，前駐蒙軍司令根本博和其他幾人前往支援蔣介石。

鑑於蔣介石政府在整個中國陷於全面失敗，美國方面已經打算放棄軍事援助。這讓民國高層對來自日本的援手異常看重。根本博化名“林保源”，很快受到蔣介石和湯恩伯的隆重禮遇，如同之前的岡村一般。10月底，這位“林保源”很快在金門戰役裡參與指揮，古寧頭之戰中他使用布袋戰術讓解放軍損失達三個團，延緩了國民黨軍在沿海的失敗。蔣介石為此感激涕零，將自己珍藏的一支景德鎮花瓶贈給根本博。這種花瓶之前他只送給過伊麗莎白女王和昭和天皇，可見對日本顧問的重視。

（岡村推薦來的根本博，與蔣介石合影）

1950年，大陸已經大部獲得解放，白團的日軍顧問們則開始在臺灣為蔣介石正式服務。民國政府為此成立了“圓山軍官訓練團”，日軍將領對國軍將校開班培訓講課，教授軍事知識，訓練軍事技能，還協助蔣介石制定各項戰略戰術計劃。國軍所用各種軍事準則，範本皆出於白團之手，全是從日文翻譯而成。民國的義務兵役制，預官制，以及刺槍術，單兵戰鬥教練都來自白團的工作。

（白團人員及其書面文件）

白團首腦岡村寧次，在日本作為總召集人存在。他繼續延攬各路失意日本軍官加入顧問團，還企圖乾脆直接招募舊日軍部隊來防禦臺灣，干涉中國統一大業。此事被國際媒體探知，立刻上了報紙，導致駐日美軍大為光火。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把岡村寧次叫來一陣痛罵，原來根本博去援助國民黨，以及國民黨給予白團的款項被日方侵吞，這一系列醜事已經引起美軍重視。岡村寧次見得罪了太上皇，只得忍氣吞聲，一時偃旗息鼓。

儘管如此，白團協助蔣介石政府的工作並未停止。1951年時，駐臺日軍教官人數達到83人之多。過去舊日本軍隊的軍國主義者們，繼續活躍在臺灣島上。所謂“反攻大陸”計劃，八二三炮戰，都能見到日軍顧問們的影子。

白團（日本顧問團）基本架構：

· 總召集人——

岡村寧次（陸軍大將，原侵華日軍總司令）

· 日本地區聯絡人——

澄田四郎（陸軍中將，原第1軍司令）

十川次郎（陸軍中將，原第5軍司令）

小笠原清（陸軍中佐，原侵華日軍參謀）

及川古志郎（海軍大將，原軍事參議院成員）

· 主要團員——

富田直亮（團長，中文名：白鴻亮）

山本親雄（副團長，中文名：帥本源）

照屋林蔚（中文名：劉德全）；中尾一男（中文名：劉臺源）；岡本秀徹（中文名：陳萬全）等等。

（白團教官與國軍合影，左四為白鴻亮，即富田直亮）

1955年，岡村寧次開始擔任舊日本軍人組成的“戰友聯盟”副會長，後來又擔任“鄉友聯盟”會長。在這些軍國主義小圈子裡，他挑選著合適人員前往民國，用自己的影響力遙控日本顧問團，繼續擴散著反共反華的既定政策。

1966年，侵華魁首岡村寧次終於因心臟病發死在東京。他所創建的白團在三年後解散，但他們已經為蔣介石政府培訓了2萬多軍官，深深影響了民國軍事的重建。白團不少遺留成員後來加入到日本自衛隊，把軍國主義思想的火星又繼續保存了下去。

時至新世紀2017年，曾經的日軍顧問團仍有36人在世，他們繼續以“岡村寧次同志會”的形式存在，這個“同志”，我想大家看到這裡也應該非常清楚其中含義了。

淺析岡村寧次逃脫懲罰的原因：

1. 岡村寧次自身原因。

選擇決定命運，而岡村非常清楚自己的選擇，也非常清楚誰把握著他的生死。作為軍國主義者，他始終堅持反共政策，和八路軍以及後來解放軍的矛盾一直大於和國民政府之間的衝突。這讓他下定決心在二戰末期只向國民黨政府繳械投降，繼續和中共作戰。龜縮西南的蔣介石對此非常感激，華北華中此時抗日根據地已遍地開花，如果岡村不配合，他就只能當個空頭國家領袖。雙方就此達成協議，國軍丟失的地盤總算被岡村乖乖交了過來。加上蔣介石正是看中岡村在觀點和意識形態上和自己高度一致，可算是臭味相投。

（1945年日本投降前地域圖，紅色豎線地區為抗日根據地）

至於岡村的軍事能力也是重要籌碼。他在中國華北殘酷的三光政策和燼滅作戰對當地抗戰軍民造成了巨大傷害，但這在蔣介石看來是大功一件。自己多年圍剿難以做到的岡村幾乎做到了，自然要請來奉為上賓，希望能借力除掉心腹大患。

2. 國民黨方面原因。

作為侵華日軍司令能逃脫懲罰全仰仗蔣介石等一干民國高層的授意。

從蔣介石來說，他波折的人生經歷和上升之路讓性格充滿矛盾。作為傳統封建式軍閥和新時代買辦的結合體，他既對內自大，又對外自卑。對日本的態度也是如此，蔣既羨慕日本軍閥體制治國的強力，又害怕自身勢力被其完全吞併，可謂愛恨交織，而愛要遠遠大於恨。他非常希望自己能把中國改造成日式的強權政治，可自己依靠私有軍隊和江浙資本這種高高在上的立國方式脫離了民眾，走上層路線的捷徑導致根基毫不穩固，以至於始終無法做到。一切妥協，權宜，也源自於此。

因此，儘管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功績不容抹殺，但他的本願卻是被動，甚至於無奈的。蔣的治國方略非常清晰，那就是先內後外。在他看來，真正威脅來自擁有蓬勃朝氣的共產黨。他需要藉助一切力量來消滅異己，穩固國民黨統治。所以今天靠這家，明天靠那家，今天靠美國，明天靠日本。

通過自己嫻熟的權術玩弄，蔣介石得到了美日兩方的援助，還做到了利益平衡。他似乎證明了自己向來高人一等，擁有大局觀的思路無比正確。

但他忘了，自己始終蔑視的那些腳下草根，也可以是決定國運的力量。

（謝謝觀賞長文，圖片來自網絡，侵刪，其他文章賬號下可見）

參考文獻：

The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Yoshimi and Matsuno, Dokugasusen Kankei Shiryô II (Material on Toxic Gas Warfare)

日本軍による“三光政策·三光作戦をめぐって”

岡村寧次將軍會談記——1956年“文藝春秋”四月號刊載

岡村寧次實錄

最後的大隊：蔣介石與日本軍人

日本軍事顧問在華工作紀要

文史小茶館

是的，你沒有看錯，日本戰敗以後，岡村寧次的確沒被判刑。1949年1月26日，國民政府對岡村寧次案進行最後一次審理，做出如下判決：

“本案被告於民國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會戰中日軍之暴行，以及……南京的大屠殺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發生之事，與被告無涉⋯⋯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綜上所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應予喻知無罪，以期平允。”



那麼，這個判決合不合理呢？

我們應該先了解一下岡村寧次其人。日本侵華以前，岡村寧次就曾參加過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一位身經百戰的老將軍了。來到中國以後，他歷任參謀部駐華武官，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關東軍副參謀長、華北方面軍司令等，1944年，成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日本侵華軍隊的頭號人物。南昌會戰，隨棗會戰、長沙會戰等大規模戰役的爆發都與他有關。基於這樣的地位和經歷，判決書竟稱岡村寧次“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讓我們再看一下跟岡村寧次資歷差不多的日本侵華戰犯——同為大將的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他們的下場又如何呢？

這幾個人的下場很一致，都被送上東京法庭，經審判後被列為甲級戰犯，然後均被處以絞刑。如此，我們就更應感到詫異，岡村寧次為何能夠逃過死刑，至少是徒刑的命運呢？



在侵華的時候，岡村寧次主張“以華制華”，比較注重佔領區的治安，強調要給中國人以“尊嚴”。所以，至少在表面上，他對日本兵的約束的確比較嚴格，其手下士兵禍害平民的頻率要遠遠少於其他高級將領。其實，這是一種更為高明的侵略手段，其目的無非是想長期、穩定、低成本地佔領中國。不過，這樣一來，相比於縱容部下燒殺搶掠的松井石根等人，欲在證據上展示其罪行就困難得多了。



除此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這就涉及到蔣介石以及國民政府與岡村寧次的關係了。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就致電岡村寧次，要求他代為維護地方秩序，並聲明在華日軍所有武器、裝備必須轉交國民黨中央軍，不許交給其他軍隊——這明顯是指共產黨軍隊。岡村寧次自知大勢已去，表示將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做，原地等待重慶政府的接收，而對於共產黨的任何要求，自己都將予以拒絕。



果然，新四軍、八路軍的代表到南京、北平、太原等地與日軍將領商量受降事宜時，均遭到了拒絕。如此一來，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態度當然迅速好轉。

受降儀式結束以後，何應欽又與岡村寧次進行了“親切會談”。抗戰中，岡村寧次與共黨軍隊進行過多次交鋒，基於此，何應欽圍繞著剿共問題與岡村進行了仔細的商討。



內戰爆發以後，岡村寧次的作用更被彰顯出來。因為作戰經驗豐富，對共產黨軍隊的瞭解度比較深，所以，岡村被聘為中華民國國防部的高級軍事顧問，專門為國民黨軍隊籌謀消滅共產黨的方法。這期間，岡村寧次書寫了不少戰爭理論著作，包括《毛澤東的兵法及對付辦法》，《以集中兵力對集中兵力殲滅共軍》等，看看這些書名，也就不難理解岡村寧次為何可以受到國民黨的禮遇了。



因為上述原因，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拼力保護岡村寧次，不僅兩次拒絕了東京法庭要求將岡村押送日本接受審判的電報，甚至幫他製作病例用以搪塞軍事法庭派來要人的代表。1949年1月，在國民黨政府的安排下，岡村寧次乘船回國。自此至1966年因病去世，岡村都過著富足、安穩的日子。

參考文獻

孟昭庚：《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被無罪開釋內幕》，《黨史縱橫》，2007年第1期。

李臻：《二次世界大戰之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年。

歷史研習社

岡村寧次沒有接受到懲罰還是拜他曾經的敵人國民黨所賜，這裡面立功最大的三個人，老蔣、何應欽和湯恩伯。

岡村寧次在日軍當中應該算是侵華專家，從日俄戰爭時期開始就一直從事侵略中國的活動，在北洋政府時期還擔任過孫傳芳的軍事顧問，在濟南慘案中也有岡村寧次的身影，淞滬抗戰期間擔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全面侵華戰爭期間，依靠中國人的鮮血。

從師團長一直做到侵華日軍的最高長官，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所以稱岡村寧次是侵華頭號戰犯並不為過。

在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時，岡村寧次還發表這樣的言論“皇軍是百戰百勝的，皇軍並沒有戰敗，中國也並非戰勝，投降是服從天皇的命令”， 由此可見， 岡村寧次並不服輸。

1945年9月9日，岡村寧次才代表侵華日軍在投降書上簽字，在投降的時候，蔣介石特意安排何應欽擔任受降官，何應欽大家都知道的，是親日派代表，當年的《何梅協定》就是何應欽簽訂的，在受降儀式之前，何應欽通知岡村寧次可以不用將軍刀在儀式上上繳。

實際上，不管是按照國際法還是道義，岡村寧次都必死無疑的事情，可是歷史的真相卻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當時在中國戰區還有數百萬的日本人，在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看來，岡村寧次還有一定的價值，因此將岡村寧次從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改為中國戰區日本善後總聯絡官。善後是假，主要是讓岡村寧次為其所用，隨後岡村寧次就要求所部將武器、彈藥、軍需等物品全部交付給國民黨部隊，對於準備發動內戰的蔣介石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禮物了。

遠東軍事法庭將岡村寧次列為甲級戰犯，當時岡村寧次正在中國，因此國際法庭多次讓中國將岡村寧次押送到東京參加東京大審判，老蔣為了岡村寧次的安危，費盡了腦筋，最後國民政府行政院答覆， “ 岡村寧次大將不得歸國，但不得拘留，仍以聯絡班長名義， 配屬參謀若干人，於當地生活。”

還是麥克阿瑟下令命令停止岡村寧次的一切外交活動。

由於國民黨的一再包庇行為，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只能走走樣子，讓岡村寧次上了中國的軍事法庭。1948年3月岡村寧次被押解上海，說是關在戰犯監獄，其實是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讓岡村寧次住，不但有專門的人伺候，還有一個排的人負責警戒，保護岡村寧次的人身安全。

在第一次軍事法庭預審上，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第二次預審的時候比第一次還糊弄，就是彩排也要做做樣子啊，經過兩次預審，到1948年8月23日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進行審判，在審判過程中，岡村寧次一再反駁，對自己的犯罪事實概不承認，最後到審判結束的時候，法庭宣佈案件複雜，擇日再判，這個擇日，一直拖到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審判，當時國民黨在解放戰場上兵敗如山倒，也沒有人重視這個事情了，最後在國民黨的施壓下，判決岡村寧次無罪釋放。

在渡江戰役之前，曾經的抗戰名將，當時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在自身都已經難保的時候，依然派人將岡村寧次等280名戰犯用輪船送回日本，岡村寧次回到日本後，遠東軍事法庭已經解散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轉變，岡村寧次作為一個戰犯在國民黨的幫助下就這樣大搖大擺的回到了日本，當時日本進行了熱烈的歡迎。

這就是岡村寧次沒有受到判刑的原因及經過。

史論縱橫

被稱為日本“三羽烏”之一的岡村寧次，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抗日戰爭爆發前，受日本軍國主義委派，岡村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工作，一手炮製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和“沙縣慘案”，直接指揮和參與了“一二八事變”。後歷任偽滿洲國關東軍副參謀長、侵華日軍總司令。不但強迫國民黨在《塘沽協定》上簽字，企圖將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還對我華北抗日根據地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血腥鎮壓中國抗日民眾，屠殺中國軍民超過270萬人。他還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無人區，無數個村莊和城市在他的手下變成焦土和廢墟。

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岡村寧次雙手沾滿中國抗日民眾的鮮血，其罪行罄竹難書，人神共憤。

1945年抗戰勝利後，岡村寧次被中國抗日軍民列為頭號戰犯。

但就是這樣一位劊子手，在接受正義的審判時，居然逃脫了懲罰，被宣佈無罪。這是為什麼呢？

這主要“得益”於國民黨的庇護。

一、岡村寧次擔任日軍撤離中國的“聯絡班長”。

日本戰敗後，於1945年9月，成立了“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岡村寧次被國民黨委任為“聯絡班長”，全面負責日軍的撤離工作。由於岡村寧次的全力配合，原本預計需要3年的遣返任務，僅僅10個月就全部完成。

此時，大部分侵華日軍核心成員陸續被遣返回了日本，但岡村等少數人仍然滯留在中國，僅僅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軟禁起來，並未下令逮捕。

二、岡村寧次受到了國民黨的特殊照顧。

為了拖延岡村寧次回國的時間，國民黨一再推遲“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的解散時間。直到1947年初，“聯絡部”實在無事可做，國民黨才迫不得已把它解散了。

但這個藉口始終擋不住國內民眾的呼聲，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1947年底，國民黨才將岡村寧次關進了南京的臨時戰犯監獄。

此時，岡村突發肺炎，國民黨高層多人還曾前往獄中探望，包括曾留學日本的湯伯恩等人。

這期間，設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曾多次要求國民黨遣返岡村回日本受審。但國民黨都以岡村患病為由推脫，使得岡村逃脫了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

國民黨的這一倒行逆施的行為，激起了國內輿論的一片譁然，民眾紛紛予以指責和鞭撻。《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也發表文章，給予譴責。

在舉國壓力下，1948年3月底，岡村被解往上海，準備接受審判，但由於病情惡化，一度“保外就醫”，住進了上海黃渡路。

三、國民黨操控審判，宣佈岡村無罪。

1948年8月23日，抗戰勝利整整三年後，人們終於迎來了對岡村的開庭審判。

期間，何應欽召集國民政府司法部、戰犯軍事法庭等部門，專門“研究”關於岡村的罪行裁定。在一番密謀後，商定岡村應被無罪釋放。

恰值此時，東京大審判已經結束，東條英機等數名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得到消息的岡村憂心忡忡，灰心絕望。國民黨專程派出王俊中前去安慰：“審判只是一種形式，不必在意。”

1949年1月26日，萬眾矚目的崗村審判終於迎來宣判的日子。上海軍事法庭石美瑜庭長當庭宣佈，岡村寧次無罪釋放。

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岡村就這樣逃過了正義的懲罰。1月28日，岡村登上了前往日本的美國輪船維克斯號，大搖大擺地溜之大吉。

那麼，國民黨為什麼要公然包庇岡村呢？

其一，崗村和國民黨有不可告人的交易。

在抗戰勝利後，岡村曾答應國民黨，所有侵華日軍只向國民黨軍隊投降，並將日軍佔領的地盤、全部輕重武器和軍需品交給國軍。國民黨對此感恩戴德，對岡村許諾：“準其以其勞績贖罪，免以戰犯懲處。”

其二，國民黨欣賞岡村的“軍事才能”。

岡村十分熟悉八路軍的戰術戰法，在抗日戰爭時期，曾讓我軍蒙受重大損失。國民黨想聘請岡村為軍事顧問，協助國軍對抗我軍，開展內戰。

後來，國民黨還在臺灣成立了“革命實踐研究院”，聘請岡村為高級軍事教官。

1966年9月，岡村在日本心臟病突發死去，時年82歲。

（參考資料：《最後的大隊：蔣介石與日本軍人》）

張生全精彩歷史

岡村寧次之所以沒有被判刑，就是因為蔣介石，蔣介石不想判決岡村寧次，是蔣介石主動釋放了這個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頭號劊子手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生於1884年，陸軍大將軍銜，侵華日軍甲級戰犯，侵華期間先後擔任華北方面最高司令長官，抗日末期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在任期間主持了1號作戰計劃、1944年11月，日本政府晉升岡村寧次為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但不到1年日本政府就投降了。1945年9月9日，岡村寧次代表其“中國派遣軍”和駐臺灣、越南北部的日軍在投降書上簽字，並向中國政府投降。但就在簽署投降書的第二天，親日派頭子何應欽就秘密會見岡村寧次。向他請教如何剿滅八路軍，而且告訴岡村寧次。日軍只能向國民黨投降，不得向八路軍投降。必須加強對八路軍的剿滅。而且讓其秘密充當國民黨軍事當局的秘密軍事顧問。岡村寧次以戰犯的身份關押在監獄。岡村寧次在監獄裡的待遇卻是非常之好。和療養差不多。

在1945年，國民黨政府成立了以秦德純為主任委員的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而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了南京大屠殺的首惡、曾任日本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的谷壽夫，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等戰犯，最終將他們判處死刑。但是，國民黨政府的審判是不徹底的。其中就包括岡村寧次。不僅沒有審批。而且在1949年1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佈岡村寧次“無罪”。就連岡村寧次本人也對判決結果感到意外，引發舉國抗議，此時蔣介石已宣佈下野，代總統李宗仁為爭取民心和輿論，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湯恩伯卻拒不執行。在1月27日，岡村寧次其他在押的日本戰犯同乘美國輪船回國。1966年1心臟突然發病而死去，時年82歲。

而蔣介石之所以無罪釋放他，就是因為岡村寧次答應了蔣介石的要求，所有在華日軍只准向國軍投降，不得向當地八路軍投降，所有地區都必須交給國軍，因此蔣對岡村非常感激，蔣高興得不得了，這是蔣介石給岡村寧次無罪釋放的理由。第二就是停戰後岡村寧次比較聽話，積極配合蔣介石的命令，一百多萬日軍繳械比較順利，這對蔣介石來說很重要，雖然日本戰敗投降，但是客觀地說，即便在華日軍只要想打，蔣介石也沒有辦法。

岡村寧次完全是因為是蔣介石的原因而被無罪示釋放的，就憑此點就不能給蔣介石洗白，這就是蔣介石最大的罪責，永遠也不能洗刷。岡村寧次被抓以後，就在拼命地洗涮罪責，深通中國文化的岡村寧次對中國的政策和法律十分精通，而且岡村寧次坦誠，真實，實話實說。贏得南京方面的好感。不久就保外就醫了。而後就無罪釋放了。岡村寧次的釋放關鍵在於無罪。而不是在於釋放，一個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居然無罪，這是對中國人民最大侮辱。是對一切為抗日犧牲將士的最大悲哀。

我是清水空流，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

清水空流

岡村寧次作為日軍反游擊戰中的最有經驗的將領，其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難書，無人區這個方案就是岡村寧次提出來的，旨在使得八路軍游擊戰之基礎消失，也就是使得打游擊戰的八路軍沒有地方獲得補給，沒有百姓能夠支持。其手段之狠毒，實在是令人髮指，但是正因為其有豐富的對共作戰經驗，讓他被蔣介石看上了。

日軍全面侵華之後，華北地區和西北地區一直是他們的心病，因為八路軍的游擊戰不斷毀壞著華北的交通。而華北連接著東北和南方戰場，東北源源不斷的炮彈、資源需要從這裡投放到正面戰場去。八路軍的游擊戰嚴重的影響了這些地區的穩定，使得日軍不得不遲緩前線的攻勢，遲一天就意味著多耗費一天的資源。

為了解決這塊新兵，日本陸軍看上了岡村寧次，這個參加過日俄戰爭的陸軍大將，也是東京士官學院的最優畢業生之一。岡村寧次早些年就開始了對八路軍游擊戰的研究，搞出了所謂“鐵滾合圍”戰術，簡單來說就是用大包圍圈層層推進，封鎖包圍。企圖將八路軍困死、圍死，並製造了大量的無人區，在這種攻勢之下，八路軍確實損失慘重。

而且岡村寧次最大的罪行就是強迫百姓住進一個個的“豬圈”，也就是用碉堡炮樓圍成一個區域，只允許老百姓住在裡面，防止其同八路軍有聯繫。正因為岡村寧次的反游擊戰，使得八路軍處境艱難。不過也正因為如此，讓蔣介石看到了岡村寧次的價值。不過老蔣還是打錯了算盤，因為解放戰爭就打了半年的游擊戰，其餘基本都是解放軍發起的大規模陣地戰。

小司馬遷論史

岡村寧次最為日本中國方面派遣軍的總司令官，是後期日軍侵華戰爭的具體實施者，甲級戰犯是跑不掉的。

但是由於兩個人的原因，岡村寧次得以逃過審判，在中國又安然無恙的生活了4年，並在1949年1月大搖大擺的返回了日本，一直活到了1966年。

而這兩個人就是蔣介石和何應欽。

先說何應欽，何應欽曾留學日本，就讀於陸軍士官學校，和岡村寧次是同班同學。也許兩人之間有著某些共同的之處，何應欽和岡村寧次之間的關係相當不錯。

哪怕是後來的918事變爆發之後，日軍加快了侵華的步伐，而岡村寧次正在關東軍任職，何應欽也和岡村寧次關係甚密。1935年《塘沽協定》的簽訂，背後就有著何應欽和岡村寧次的身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代表侵華日軍向南京國民政府簽署投降書，南京方面的受降長官就是何應欽。

也許何應欽不願意看著好朋友被審判，決定拉他一把。何應欽向蔣介石建議把岡村寧次留下了當成顧問，方便日後發動內戰。

蔣介石此時正在謀劃著發動內戰，他對於岡村寧次也比較感興趣。

岡村寧次曾在1941年的時候，率領華北的侵華日軍對敵後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掃蕩，實施三光政策，造成了270萬中國平民的傷亡。

正式因為岡村寧次有過大掃蕩的經歷，很符合蔣介石的需求。於是岡村寧次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工作總聯絡部長，協助組織日軍和日僑遣返事宜。

這個身份說白了就是個幌子，主要還是蔣介石的軍事顧問，用來對付我軍的。

就這樣，在蔣介石的庇護下，岡村寧次得以逃脫審判，在南京生活。後來蔣介石下野之後，李宗仁成為總統。李宗仁出於“議和”的需要，決定審判岡村寧次。但是在蔣介石的操作下，湯伯恩將岡村寧次扣押下來，並將崗村寧次送回了日本。

就這樣，岡村寧次得以逃過一劫，回到了日本當“英雄”。

小鎮月明

這當然是因為蔣介石。蔣介石為什麼要力保岡村寧次，而讓其他戰犯被判處絞刑呢？一般認為，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蔣介石於1908年在日本東京振武學校讀書。該校是日本陸軍部專為中國留學生辦的預科學校，畢業生下軍隊實習一段時間後，可再入讀日本陸軍軍官學校。岡村寧次於190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軍官學校，再於1910年入讀日本陸軍大學。

同屬日本陸軍參謀部下屬的各級軍校，日本陸軍大學的學生，常被派往振武學校擔任輔導老師。據稱，岡村寧次就去振武學校上過課，並對蔣介石青眼有加。因為這段經歷，二戰前蔣介石與許多日本將軍都有不錯的個人關係。

第二，岡村寧次雖然進入中國很早，但初期在中國做間諜和參謀人員，真正被授予指揮實權是在1941年，由天皇欽點擔任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任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則在抗戰末期。與許多日本同僚不同的是，他不實行“三光”政策。

他要求部下在佔領區不搶、不殺、不淫，一定要“治安良好”。而這治安良好的硬標準，就是街上有姑娘能泰然自若地與日本兵迎面走過。他在日記中對“南京大屠殺”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所記載的死亡數字，比當時官方公佈的數字都多。

是否實施針對平民的屠殺，是後來的法庭判斷戰爭罪犯的標準之一。另外，日本投降之時，岡村寧次特別努力地讓日軍的所有武器，都上繳給了國民黨的軍隊。投降之後，岡村寧次在軍事情報、軍事技術甚至人員方面，向蔣介石提供了幫助。

蔣介石自然投桃報李，不但讓岡村寧次免於刑罰，還聘請他擔任國民黨軍隊的顧問。退守臺灣後，蔣介石又聘請岡村寧次任軍事教官兼研究院顧問，他自己親任院長。岡村寧次以82歲高齡病死在日本，算得善終。 彭德懷評價岡村寧次“他能實事求是，細緻周密，不粗暴，不蠶食，是歷來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中最厲害的一個”。這也許說明了他雖然是日軍侵華的功臣，與其他日本軍人卻也有很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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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侵華日軍戰犯，百團大戰後調任華北方面最高司令長官，指揮日軍對八路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抗日戰爭末期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昭和軍閥的三羽烏的第三位。

1945年日本投降後，岡村寧次率侵華日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於9月9日在南京簽署投降書。後被中華民國政府委任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工作總聯絡部長，協助組織日軍和日僑遣返事宜。後被中華民國政府聘為軍事顧問，1949年1月回國，1950年被臺灣當局聘為“軍事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1955年起任日本歸國軍人組織戰友聯盟副會長、鄉友會會長。

從這份履歷可以看出來，這個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傷害的甲級戰犯，居然僥倖逃脫審判，其實就是何應欽和蔣介石的傑作。據統計，岡村寧次指揮、組織的大掃蕩，對我軍民造成了逾270萬人之巨的巨大傷亡，理應受到嚴厲審判並處死向國人謝罪。但是由於與何應欽的同學關係，抗日期間代表蔣介石與日本暗通款曲的橋樑，被何應欽和蔣介石保了下來。

蔣介石保何應欽到不是為了報恩，因為在那個時候，蔣介石要弄死日本侵略軍的任何人都易如反掌，蔣介石是看中了岡村寧次在大掃蕩中對付八路軍的戰爭經驗。 不僅僅是岡村寧次，甚至很多侵華日軍投降後都被國民黨赦免編入國軍中助蔣介石打內戰。

這個被當下很多別有用心的人吹捧上天的蔣介石，在處理日本戰犯時因為私心確實犯下了很多錯誤，除了讓岡村寧次逃脫懲罰，還一直成為國民黨的座上賓之外，還為了打內戰而謝絕了美國要求中國派十萬軍隊共同佔領日本的邀請。

如果當年我們在日本駐軍十萬，何至於有今日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日本今日到處煽風點火，要對我進行戰略圍堵，都是蔣介石當年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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