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婀娜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学者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来讲并不是新事物，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曾是希望穿越欧亚大陆各个崛起中大国的典型经济模式。但欧洲错失了良机。早在1991年欧盟为帮助俄罗斯快速实现经济和政治转轨而推行的“塔西斯计划”(TACIS)，以及1993年原苏联外长、格鲁吉亚第二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提出的“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倡议(TRACECA)，都从后来欧盟的“新语”中消失了。
现在，欧洲又面临着“一带一路”这个良机。德国学者马可(Markus Hernig)认为，德国至少有三种参与“一带一路”的可能方式：第一种是参与融资，或在亚投行框架内，或像瑞士那样有目的性地投资到那些有意义、清楚明朗、回报率高的行业。第二种涉及为部分项目或全套的基础设施方案提供专家支持。特别是德国的中小企业会随着“一带一路”在亚洲和非洲找到新的市场。第三种可能的方式是最宏伟也最具有挑战性的，即重启欧元区“汉萨同盟”，使之与“一带一路”对接。这个主张能将欧洲甚至德国的传统重新带回东方。汉萨同盟的核心成功要素，比如内心具有荣誉准则的专业商人和城市层面的跨文化关系网，也会给“一带一路”倡议注入新的内涵。
说起来，德国人从事贸易的历史比英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还要早，那就是有着良好口碑和传统的汉萨同盟。汉萨同盟作为互联网络和成功的物流业典范，奠定了1150年—1600年欧洲北部“德国制造”的基础。无论西欧、北欧地缘格局的发展还是欧盟的形成，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萨同盟的贸易城市包括汉堡、吕贝克、不莱梅和罗斯托克等，它将当年的陆路交通，比如通过德国吕讷堡的盐路或当时德国威斯特法伦地区最大的城市科隆的贸易之路，融合到波罗的海的商船之路。汉萨同盟还将陆路和海陆连接起来，进而形成“带与路的网络”。同“一带一路”倡议一样，汉萨同盟谋求的也是一个“将松散的贸易潮流融合在一起的过程”。
汉萨同盟中最核心的是人。根本而言，汉萨同盟伴随着一些土里土气的小商人成为有地位、受尊敬的商人的进化过程。汉萨同盟中的商人们形成自己的礼仪、准则，击掌为盟，信守承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牢不可摧。他们代表着一种精神：毫不动摇、主动积极地前往异国他乡，在那里建立起关系网和商贸关系。最后，共有160多个城市加入该同盟，延续辉煌上百年之久。
正如德国学者马可所言，全球化带来世界发展的不均衡，而“一带一路”倡议是解决这一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出路之一。他所主张的“一带一路—汉萨同盟”，是指建立未来年轻的商人、IT专家、物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人才的联盟，他们拥有扎实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共同参与到这个宏伟的欧亚项目中来，以实现欧亚大陆的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年轻一代商人、IT专家或物流从业者都应学习汉语，从而建立起交织的网络。汉萨同盟当年的成功，是因为商人们拥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融入到了家庭、亲密的信任之中，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跨文化、跨地区行动的商人类型。在异国文化中成功的人还需要外交技巧，要学会如何经营与自己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的关系。正如施本格勒所说：“每种外交都具有商业属性，每种商业都具有外交属性，两者基于彼此渗透的知人善任”。
事实上，欧洲人尤其北欧人并未忘记汉萨同盟曾带来的辉煌。1992年，在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和丹麦外长倡议下成立的“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即是以汉萨同盟为模板。该委员会旨在促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与发展。在欧洲政治和经济形势恶化的背景下，构建新汉萨同盟的模板也已出炉：早在2011年，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已召集北欧和波罗的海诸国召开年度“北方未来论坛”。新汉萨同盟国家倾向于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分散概念上的欧盟，坚持开放、创新与发展，推动欧盟向着积极方向变化。
若以汉萨同盟为切入点，将其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借此寻找中德、中欧之间的历史共鸣点，无疑有利于增加德国人、欧洲人对“一带一路”的历史认同感，有利于推动欧洲国家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一带一路”。正如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霍力轩(Alexander Hoffet)所言，“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取得成功的基石，它是开放式的，是可塑造的。我们应该让更多欧洲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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